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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鹏 刘世军等:从20世纪到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百年回顾与展望

更新时间:2015-06-20 20:14:56
作者: 李景鹏 (进入专栏)   刘世军   陈红太 (进入专栏)   浦兴祖   曾峻    
便在中国吸引和培养了一批自己的信徒,而这批人正是为欧风美雨所折服,并把西方政治文明拿来改造中国传统的新生社会力量。他们用近世的民族观念向传统的天下观念挑战,用议会制向专制结构发难,用选举制来攻击世袭制度,用民主意识来消解民本观念,用权利思想来反抗权威之法统,用法治来反对人治,用进化论和法学政治观来对抗循环论和伦理政治观。尽管这一西化的政治现代化浪潮在这一场移植与对抗过程中惨遭破灭,但它同时又如同一把锋利的剃刀修剪了中国古老的政治传统,动摇了其根基,并促使其开始了长期而艰难的创造性转变历程。

   “西化”与“化西”的两难,在哲学上体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其中“体用不二”还是“体用分离”是问题的焦点。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孕育出西方式的政治现代化,或言西方政治文明能否脱离其母体而移植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上,这在近代文化史上称之为发展阶段和发展路向之争。正是这一“古今中西”之争制约着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转型,同时,也构成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困境。

社会主义:中国的百年追求与探索

   中国百年的政治发展,从意识形态层面,可能有两个问题最值得人们去关注:一个是民主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问题。本文仅就社会主义问题作一回顾。

   孙中山在1924年的“三民主义”讲演中将“民生主义”称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或“大同主义”。孙中山认为,社会文明进步的善果不能尽为社会少数富人所享有,而广大贫民承受社会文明进步的恶果,这是极不平等的。因此,孙中山提出“共产”的问题。所谓“共产”,就是在中国贫富分化尚未形成之前,通过采取民生主义的办法,也就是“平均地权”的办法,使有土地的人不因文明或工商业进步引起的地价飞涨,从而引发贫富两极分化。为了防止社会贫富不均,孙中山还提出“节制资本”的问题,也就是国家经营管理具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而私人之力不能兴办的事业,如银行、铁道、航路、矿产等一些涉及国计民生的大实业,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不使私人资本左右国计民生。另外,孙中山还提出“耕者有其田”,使耕田的农民有田种,解决地主掠夺农民劳动产品的不公平现象。孙中山自认为的这些“社会主义”主张,尽管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同一内含,但他所追求的避免贫富两极分化、社会财富由全民共享的“均富”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追求还是有同一性的。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或“民生主义”主张,尽管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下根本不可能实现,但他发展民生或开展社会革命的思路还是值得称赞的。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这一年起,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毛泽东思想是伟大的,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探索和实践却给人留下诸多的沉重历史话题。

   毛泽东社会主义探索和实践的大前提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设想和列宁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为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原则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化成中国的社会形态,毛泽东为此付出了20多年(1953年到1976年)的实践探索或试验。在这2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理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民民主”的政治图式。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讨论分析,给我们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作出了很多贡献,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确立了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正确的政治制度,并且为确保国家政权的人民主体性和政治纯洁性也作出了许多方面的努力和贡献。然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也有许多失误,例如对人的觉悟程度或道德精神及其作用做了过高的估计,而忽视了生产力发展自身的必然法则或规律性等。

   邓小平是在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误的反思中走过来的。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主要是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1992年,在南巡过程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两个方面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括:“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段话不仅否定了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这一奉行了几十年的金科玉律,也指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一个历史发展进程,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历史发展过程。邓小平指出:“发展是硬道理”。世上没有永远不变的制度,只要是符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标,那都是必然的、合理的,都可以去做。合法的、有制度规定的就坚持下去;不合法的、没制度规定的使它们合法起来,实现制度化。这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思想的精髓。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不仅继承了邓小平已实现的在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两大社会主义理论原则上的突破,而且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庆典上,江泽民在系统阐释“三个代表”的思想时,提出了关于“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这一问题。这昭示着,不仅理论界,而且党的核心领导层也将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分配形式方面下决心实现理论原则的重大突破。可以预料,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必将不断深化人们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认知,从而使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大大地加快。

   中国百年的历史和新中国5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追求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历史经验:

   社会主义是在对资本主义的弊病和批判中建立的社会形态理论。这一理论一定是超越资本主义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克服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进而实现社会美好和更加公正。

   在实践社会主义过程中,政党的先进性和政府的权威性决定了它的作用是其他社会组织不可替代的。

   社会主义的目标,不仅要提倡竞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要扶助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致力于共同富裕;不仅如此,还要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的精神和信仰力量,用集体主义的人文关怀和道义的力量主导科学社会理性。

   社会主义应不断探索和努力创造新的社会所有制形式、市场和企业的管理形式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形式,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提供比资本主义更加广阔的活动空间。

   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创新的行动过程。我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做出科学上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来回答。

世纪的感悟:把握民主与国情

   20世纪是中国开始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一个世纪。怎样从政治发展的维度来总结与概括这风起云涌、沧海桑田的百年历程?笔者认为,百年中国政治变革、政治发展呈现了三股大势、一个主题。三股“大势”是:从半殖民地走向独立自主;从战乱分裂走向和平统一;从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共和。一个主题就是走向民主。“走向民主”是“现代化的政治性后果”,它更具深层性、长远性、现代性。

   “民主”与“国情”之关系问题,在20世纪的一百年中曾屡屡引发出不同人们的不同声音和不同举动,从而对中国实际的民主进程产生过正面的或负面的不同影响。进入21世纪后,“国情”与“民主”的关系问题还会继续引发人们的关注与思考,还会继续影响中国民主发展的实际进程。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正确地思考、认识与把握“国情”与“民主”这对关系,从而对中国民主进程产生正面的、积极的、良性的影响?笔者对此作一粗浅的分析。

   可以说,民主早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价值取向,一股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任何一个想要与时俱进、政治昌明的现代国家,都不能置身于民主大潮之外。就此而言,要“走向民主”,这首先是“世情”——世界情势,任何“国情”均不能成为回避或违背这一“世情”的理由。经济上落后要挨打,政治上落后也要挨打。百年历史已经见证,孙中山先生是明乎“世情”,顺乎潮流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深谙“世情”,与世俱进的。中国要不断地发展民主政治。

   一、发展民主应充分考虑基本条件

   笔者认为,认识这个问题,应从下面三个方面加以具体分析:第一,发展民主所需要的条件究竟应当怎样从理论上予以确定?还有,对于国民的民主意识程度又如何加以量化?这些是需要作进一步探索的。第二,与上述相关的是,如何估量一国的实际国情?历史表明,一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与一定的民主意识程度,确实是发展民主政治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但影响民主的国情因素还不止于此。笔者认定,“国情”是一个广涵的概念,应该包含众多的因素——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历史的、现实的;自然的、社会的;阶段性的、永久性的;表层的、深层的;有利的、不利的,等等。比如,一国正处于何种时代背景、何种国际环境之中,这也可以看作是“国情”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这一方位考察“国情”,便不难见到,“国情”与“世情”之间也存在着某种一致性。总之,对于现实国情条件应当进行多方位的考察与估量。第三,是否应当考虑“国情”中的“区情”差异?中国的一个非常突出的国情因素是,幅员辽阔,各地区间的社会发展极不平衡。从发展民主的条件看,经济、文化、民主意识等均呈现出明显的“区情”差异。如果笼统地强调发展民主必须“齐步走”,那势必产生如下的景况:要么让“区情”条件相当欠缺的地区超越现实加速民主步伐,去追赶“区情”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要么是让后者放慢甚或停止民主步伐,去等待前者创造条件后慢慢地赶上来。无论哪种景况,都不利于一部分地区从实际“区情”出发发展本地区的民主,从而也不利于整个国家的民主发展。有鉴于此,笔者以为,在发展民主的过程中,除了需要考虑“国情”外,还应当考虑“区情”差异。第四,怎样为发展民主创造更加有利的国情条件?国情中的许多因素都是具有动态性的。为了给发展民主提供愈益有利的条件,应当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经济、文化事业,广泛开展民主宣传教育,等等。与此同时,也要抓住时机,凭借已有的初步条件积极迈出民主的步伐,推进民主的发展。

   二、发展民主不能急速冒进

   在国情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应积极推进民主政治,这是历史证明了的。但,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目标,是不可能一步到位的。在此问题上,应防止忽视“国情”中的不利因素,克服盲目乐观。民主的步伐不可能是急速的,而只能是积极又稳妥、持续又稳扎的。逐步渐进,才是我们发展民主的基本战略。

   三、发展民主应兼顾世情的普遍性与国情的特殊性

由于民主是在西方先搞起来的,而它较之封建专制政治又确实显示了不小的历史进步性,因此,“西方民主”具有明显的吸引力,而且很容易与“民主”等同起来。实际上,西方议会制民主自身存在着许多局限。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坚定地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不符合中国国情。党带领人民开展艰苦卓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最终建立起了不同于西方民主,也不完全同于苏维埃民主的中国人民民主,进而推进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尽管如此,20世纪内,主张“全盘西化”,主张照搬西方民主的声音依然时有所闻。在笔者看来,现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迟早要“走向民主”,这决定于“世情”的普遍性,而各国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则应根据自己国情的特殊性来选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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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02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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