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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忠信:小农经济与中华法传统的特征

更新时间:2015-06-20 19:37:27
作者: 范忠信 (进入专栏)  
犯者以律论”,“市井子孙不得仕宦为吏”。[59]北魏时定律:“工商皂隶,不染清流”。[60]唐《选举令》规定:“身与同居大功以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者不得仕”。[61]直到明清仍禁止三代以内工商子弟参加科举。第三是直接以贾人为犯罪,遣送边疆。秦时曾“发贾人以谪遣戍”,[62]汉武帝时“发七科谪”中有“贾人”一科。[63]这种强制迁徙,主要是为了抑制商人兼并土地。第四是限制商贾占田。如汉高祖时即下令“贾人不得名田”,汉武帝时亦下令“贾人有市籍,及家属,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64]第五是从车马服饰方面对商人进行羞辱。如汉律明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贾人勿得衣锦绣,……乘骑马”。[65]晋律:“侩卖者皆当着巾白贴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66]此类规定直到明清仍有。[67]法律对商人如此刻薄的目的,正如商鞅所云,是要体现出“农尊而商卑”,是要使“农恶商”,要“令民归心于农”,[68]是要保证小农生产秩序不被商业的邪恶力量而瓦解,让商业对农民没什么吸引力,驱“工商游食之民”回归小农生产,阻止商贾兼并土地使农民破产。法人孟德斯鸠说:“在有些国家由于特殊理由,需要有节俭的法律。由于气候的影响,人口可能极多,而且在另一方面生计可能很不稳定,所以最好使人民普遍经营农业。对这些国家,奢侈是危险的事,节俭的法律应当是很严格的”。[69]这里讲的似乎就是中国的情形。在中国的自给自足经济形态下,商业正代表奢侈,商业使人怠于务农,所以抑商固农是法律的必然选择。

   5.严防赋役不均侵刻小农。

   苛税重役常常是使小农破产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中国古代法律相当注重赋役均平、保护小农。《唐律》规定:“非法而擅赋敛,及以法赋而擅加益”者,即使得到的钱财全部“入官”(归公),也要“计所擅(赋敛的数量)坐赃论”,“入私”者即以枉法论,可以处刑至“加役流”(减死一等之刑)。凡差科赋役,法律规定“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又规定老弱残疾应免赋役者不得隐瞒不报,违者应受笞杖之刑。[70]《明大诰》规定:“官吏在乡间横征暴敛,侵刻小农者。”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71]《大清律》规定:凡征赋役,应依法确定上、中、下户等之差,依次征取。“若放富差贫,挪移作弊者,许被害贫民赴控该上司,……该当官吏各杖一百。”又规定:“凡丁夫杂匠差遣不均平者,”主管官吏应受笞杖之刑。[72]这种关于赋役“先富强,后贫弱”之类的规定,旨在保护贫弱小农不致因苛税重役而动辄破产。

   6.打击怠惰耕作放任田地荒芜者。

   要保障小农生产秩序存续,中国历代法律还特别打击占有田地而不耕作者,也惩罚放任农田荒芜而不督责农民耕种的官吏。《唐律》规定,部内田畴荒芜达到十分之一以上者,官吏要受到笞三十至徒一年的刑罚。不仅里正等乡官要受罚,连州县长官、佐职官员也要受罚。除罚官员外,也要罚户主(地主或农民)。“户主犯者,亦计所荒芜五分论,一分笞三十,一分加一等”,即一户田地荒芜五分之一以上即受处罚。[73]《大清律》规定:“凡里长部内已入籍纳粮当差田地无故荒芜,及应课种桑麻之类而不种者”,面积达十分之一以上即应受刑事处罚。州县长官、佐官减二等处罚。任田地荒芜的民户亦应受笞杖之刑。[74]此外,该律还规定,“其还乡复业人民,丁力少而旧田多者,听从尽力耕种,报官入籍,计田纳粮当差。若多余占田而荒芜者,”应受笞杖之刑,其田入官。这种立法,显然旨在“地尽其利”,使更多的人获得进行小农生产经营的基本条件,防止有人多占田地任其荒芜侵占了贫民的生产条件。

   7.打击僧道游食,抑制寺观侵夺农业劳动力及土地。

   中国古代统治者们认为,宗教寺观是小农生产的一大威胁,因此,历代法律(除极少数佞道佞佛时期外)都注重防止滥度僧道、防止寺观兼并土地,制止寺观争夺农业劳动力及生产资料,以保护小农经济。首先,法律打击私度僧道。北魏时,曾立《僧制》47条,曾明定:“年常度僧,应限大州应百人,……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超过指标限制,滥批准民人为僧道或将品行恶劣有犯罪前科者度为僧道者要受到严厉制裁,“刺史为之,以违旨论,太守县令纲僚节级连坐。”[75]唐时,天下寺观数有定额,每寺观僧道人员有定额。《唐律》规定:诸私入道及度之者,杖一百。……即监临之官,私辄度人者,一人杖一百,二人加一等。[76]《大清律》规定:私创庵院寺观者杖一百;未得度牒私自剃度僧尼收纳道士女冠者,杖八十。[77]这些法律都旨在打击通过僧道途径逃避税役及寺观势力与国家争夺农业劳动力的行径。其次,法律限制僧道人员或寺观占田。北魏时,禁止僧道营财占田。[78]北宋时,“禁寺观毋得市田”。[79]明建文帝时,曾“限僧道田,人无过十亩,余以均给贫。”[80]第三,国家直接通过行政强制驱僧道归农。如北周武帝时,曾“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令僧尼三百万人“皆复军民,还归编户”。[81]唐会昌年间曾下令驱“天下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人”还俗。[82]

   8.奖励孝悌、力田,惩游惰之民,维护小农经营秩序,督促小农勤耕。

   小农经济秩序的最重要保障是两者:一是作为生产组织的家庭和睦团结、同舟共济、家长有权威、子弟妇妾服从安排;二是每一个生产者(劳动力)都勤劳肯干,不懒惰。中国古代统治者非常明确这一点,因此国家法律和政令都特别注意奖励孝悌力田之人。商鞅变法,明令:“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又令“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83]这是通过免赋役、以粮买官爵等方式鼓励小农勤耕勤织。西汉惠帝高后时,曾下令“举民孝弟力田复其身”,[84]又于各郡国“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85]这就是以免税役、封官爵的办法来奖励在家中特别孝顺父祖、勤劳种田的农民。汉文帝时,还曾“以户口率置孝弟、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导民焉”。[86]这就是在乡间评选出特别孝弟力田的农民,委任为乡官(其官称就是“孝弟”、“力田”),负责督导人民行孝道及耕作。汉代经常赏赐孝弟力田者,自汉文帝到哀帝,几乎每年都有“赏赐”、“劳赐”、“加赐”孝弟力田的记录,有时一年赏赐二三次。汉代还直接立法允许举荐孝弟力田者送到京师任用为官吏。如宣帝地节四年“诏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听候任用。[87]此种制度惯例一直延续到明清。明代允许农民纳粟买官,得至从六品;[88]清雍正帝时曾令各州县推举榜样老农,赐予顶戴,以示尊奖。[89]除此之外,国家法律还严厉打击不孝不睦之行径,以不孝顺父祖为重罪,以维护家长的对小农生产经营的绝对指挥安排之权威(此点在下一章即“宗法社会与中华法律传统”中再详论)。法律又特别注意打击游手好闲怠惰耕作之人。如商鞅变法,直接将“怠而贫者”收为奴隶(“举以为收孥”)。汉时,地方长官“劝人生业,为制科令,……其剽轻游恣者,皆役以田桑,严设科罚。”[90]北朝西魏时,颁有《六条诏书》,其中规定:“若有游手怠惰,早归晚出、好逸恶劳、不勤事业者,则正长牒名郡县,令长随事加罚,罪一劝百。”[91]唐时,《唐律》严厉打击“浮浪他所”逃避农作、逃避赋役的行为,重者至徒三年。[92]元时,曾颁《农桑之制》十四条,规定每五十户立一社,社长有责任督责惩戒众人。“其有不敬父兄及凶恶者,”上报官府惩处,“仍大书其所犯于门,”重者“罚其代充本社夫役。”[93]元成宗时曾申律令,“力田者有赏,游惰者有罚。”这些法律制度及其操作,对于维护小农经济的经营秩序而言是极为重要的。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小农稍一怠惰就会破产,就会连国家的税粮都交不了。孟德斯鸠说:“在中国,因为人口急增土地不足,因而需要政府极大地注意,时时刻刻关心维护人民生计的问题,要使人民不害怕收获物为他人夺走,要迫使人民辛勤耕作,”“所以这个政府与其说是管理民政,毋宁说是管理家政”。[94]惩罚怠惰耕织者就是“管理家政”的典型体现。

   9.生产资料方面的扶贫与农贷制度。

   为了帮助小农生产的进行,中国古代还有对小农扶助生产资料的扶贫及农贷制度。如汉代,“徙民屯田,皆与犁牛”,“贫民有田业而匮乏不能自农者,贷种粮”;凡募民屯田之地,常“赐与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这种借贷,多为无息,此即“边郡受牛者勿收责”、“所振贷种食勿收责。”[95]晋时也有借贷耕牛之制,不过要利息:“分种牛三万五千头,以付二州将士吏庶,使及春耕。谷登之后,(每)头责二百斛”。[96]宋时,有“青苗法”实为国家将各地常平仓、广惠仓中存粮(或此粮出售所得款)作为本钱于农民春耕时或夏秋间青黄不接时放贷给农民,农民在收成后偿还本钱并加二分利息。[97]此法的直接作用是于青黄不接时帮助农民获得生产本钱,获如贷给青苗,故曰“青苗法”。这种生产资料扶助性的扶贫与农贷制度,是国家直接参预农家小农经营的重要标志。

结语

   以上我从国家基本体制及构思、国家的民事制度、国家的行政及相关法制三个方面讨论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形态-小农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及行政措施过程,均典型地体现了三者:第一是坚持小农的观念、小农的设计构思、小农的原则;第二是致力制造小农经济的基础或前提;第三是致力保障或维护小农经济的外部环境条件。这三者充分地体现于法制及施政之中,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小农经济的法律文化。

   关于第一个方面,本章的第一节已经向读者阐释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构思的小农属性。在小农经济的社会存在的影响下,中国的政治理想政治构思超不出小农的框框。一切体制构思均以一个小农家庭蓝本,以家为国之本,以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五母鸡、二母猪的规模去设计简易的政治(所谓“居敬行简”)和法制,以“黎民不饥不寒”的极低经济生活水平为“王道”的实现,以财富的均平享有、利益均沾为政治的极则(所以有诸子平分制、分封诸侯制、均田制等)。

   关于第二个方面,即法律和施政致力于制造小农经济的基础或前提问题,这主要体现在第二节关于授田(制民恒产)并抑制买卖、多子平分财产的继承分割土地制度,引导小农经营规模,及第三节关于打击占田过限、打击商贾对土地进行商业式经营等等方面。把土地分割成小块,以家有其地、人有其地为原则,以相当小的种植规模为理想模式,只能将农业限制为小农经营型的农业,只能将经营单位限制为家庭。当然,我们说抑制土地兼并客观上保护了小农经济的延续,但绝不可以反过来说如果不抑制土地兼并就会出现其他的经济形态。地主豪强富商大贾大量兼并土地,并不等于会导致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和经营方式的进步。[98]所以不能说打击兼并抑制了小农经济向其他更高级的经济形式转化。

   关于第三个方面,即保护小农经济延续的外部环境,本章的第三节主要阐述了中国古代法制与行政在这一方面的设施作为。应该说,这里列举出来的,只是一部分,还有许多法制及措施没有列举出来。或者说,有些法制骨子里是专门保护小农经济的生存而设立,只是我还没有看出它们与小农经济的内在关联来。

   在对上述三方面进行初步总结后,我感到,中国传统政治法律制度、体制中的“小农经济”烙印,对法律传统的特色影响之深是无法估量的。“小农经济”犹如一张网,犹如如来佛的手掌,把我们民族在政治法律方面的思维力、想象力、创造力统统限制在其内。我们的先人在讨论政治法律、设计制度时,怎么也超不出这个圈圈。这就是生产方式落后造成的局限。这种局限,犹如农夫设想皇帝一定是用金扁担挑水吃、皇帝皇后煎大饼送包公出巡一样。

这种局限性对中国政治法律传统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尽管对过去的历史很难作什么价值褒贬,但我还是认为负面影响是主要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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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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