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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忠信:小农经济与中华法传统的特征

更新时间:2015-06-20 19:37:27
作者: 范忠信 (进入专栏)  
这种仪式的对象,理论上是天父,是向天父认错悔过,反省自己没管好家业,没照顾好子弟,以至干犯父怒。此外,每年一度的皇帝“亲耕”、皇后“亲蚕”仪式,正如小农家长向子孙们示范耕织,教率子孙妇妾勤劳种织、不得游惰一样。国家一年一度的尊三老、敬五更的大礼,也正如小农家长在家中向子孙妇妾们示范敬老养老、教导子孙孝顺的举动一般。

   5.分封食租税体制中的小农原则。中国传统政治的根本原则之一是“封建”,即使在“废封建立郡县”之后仍是如此。秦以前的封建,是正式的“封邦建国”,诸侯是封地及其人民的真正主宰。汉以后仍有“封邦建国”,直至清代仍有“封王侯”之制度,只不过没有任何行政权,仅食租税而已。这种把国家的土地人民租税分割给子弟、同宗、姻亲、功臣的做法,正是小农向子弟分割家业的做法。而分割田产家业正是小农经济持续的典型原因之一。[19]周初封建,“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20]汉初,尽封子弟宗室为王。为防止异姓封王,刘邦曾宰白马为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21]秦始皇时,有人以“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为理由劝秦始皇分封子弟,为其拒绝;但这种理由是中国封建社会小农的一般观念。孟子说,“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之亲爱乎?”[22]这更加明显地阐述了帝王必须分封子弟的理由,这是一个典型的小农制理由:为父为兄的当了皇帝,富有四海,能不让子弟们分点肥,沾点光吗?这正是小农家庭中的同财共产观念的体现。正如人们对一个富裕的小农说:“你仓满桶满,你弟弟外出讨饭,这那象做哥哥的?这么狠心!”孟子还说,君主挣得天下,实际上最终是为了尊亲养亲:“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23]天下国家就是君主用来养亲的家业或本钱。这种观念,同样是小农的观念的反映。天下国家成为与皇帝老子与子弟分享的家业,成为尊亲养亲的本钱。在个体小农心目中栉风沐雨、精打细算、辛劳一生创下的家业,真想不出除了尊亲养亲、造福子孙以外还有别的什么更高尚的意义或作用。

二、从国家的民事法律来看

   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单独的民事法规范,关于民事活动的规则要么存在于“礼”或习俗中,要么存在于《户令》、《田令》之类的行政规定中,要么依附于刑事条文而存在。这些民事法规范受到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强烈影响,或者说,许多民事规范是为维护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或基本经济秩序而存在的。

   1.国家通过授田、抑制土地买卖来缔造一家一户个体农民小块土地经营的基本经济秩序,保证小农经营条件能得以长期延续。

   中国早自“井田制”开始之时起,即通过法律和国家行政手段制造小农经济,实现孟子的“制民恒产”的理想,防止其他经济形式出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24]这是中国最早的政府向农民授予小块田地的记载。当时百亩,大约为今天三十亩左右。[25]农民除了以共耕公田的方式交纳力役地租外,就是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经营那百亩私田。为了保证这种秩序不被破坏,国家禁止土地买卖,此即“田里不鬻”。[26]自秦商鞅变法“除井田,开阡陌,使民得买卖”以后,土地私有制虽有发展,但国家仍常作直接或间接复辟井田制的努力,仍在赐授公田或出借公田给百姓。如汉宣帝时,曾多次“假郡国贫民田”,“假公田、贷种食”[27];王莽时直接恢复井田制,不许买卖土地。[28]后汉章帝时曾“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所在赐给公田”。[29]自北魏政权开始,经北齐、北周,直至隋唐两代,中国实行了长达四五百年的“均田制”,国家正式按户按丁授予田地,每人几十亩不等,每户百亩左右,所授田地分为两份:一份是家世其业永不归还国家的,称为桑田、世业田或永业田;一份是人丁终生使用,身老免赋税时或死亡后须归还国家的,称为露田、口分田等。这些田,都严格限制买卖。如北魏时露田不得买卖,桑田(世业田)也只能“卖其盈”,即只能出卖家口减少后多出来的份额面积:“不得卖其分”,[30]即不得出卖按家口应有的永业田份额。唐代仍坚持此种限制,世业田、口分田均不许自由出卖。世业田仅许在“徙乡及贫无以葬”时出卖,口分田仅许在“自狭乡徙宽乡”及“卖充宅及碾硙、邸店之类”时出卖。[31]《唐律》严厉打击“卖口分田”的行为:“诸卖口分田,一亩笞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地还本主,财没不追。”[32]《大清律》规定:凡典卖田宅,即使典期已满,依惯例不得赎回时,只要田主仍欲赎回,则仍可按原价赎回,典主不得拒绝,违者笞四十。[33]这些制度,都旨在维护小农生产秩序,保证小农经营的基本条件不致丧失。或者可以说,土地(只要是不许出卖的部分)不是私产,而是国家无息借贷给小农家庭的基本经营本钱。这是保证小农生产延续,阻止小农破产的一种制度安排。

   2.多子平分财产的继承制度使私人占有经营的土地面积不断分割,使小农经营成为必然,为小农经济创造了前提。

   中国的多子平分财产的继承制度,是与土地私有制同时开始的。自商鞅变法,废井田,允许土地买卖时起,即有“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之法。[34]不许成年兄弟同居,虽是为了增加国家税户,但也使土地等生产资料不断因分家析产而分割成更小规模,使农民的农业经营只能成为小块土地上的个体经营。《唐律》规定:“诸相冒合户者,徒二年。……即于法应别立户而不听别,应合户而不听合者,主司杖一百。”此法亦与商鞅之法同旨,要在使民户不断拆散为小家庭,使土地分割为小块经营地。关于土地等家财分割,《唐律》特别规定:“即同居应分(财),不均平者,计所侵,坐赃论减三等。”唐《户令》规定:“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35]特别强调诸子或兄弟在分家时均分家产,就是为了保证人人都有为小农经营的机会,实现耕者有其田,防止土地集中。这里甚至根本不承认父祖有通过遗嘱作不平均分割的权利。这就不断地造就了小农经济的前提,杜绝了农业的大规模社会协作劳动或社会化经营的可能。

   3.国家直接引导小农的小规模经营,直接规定了小规模生产的标准。

   在中国旧政治中,政治设计者从不作大规模农业经营的设想,法律也从不引导大规模农业经营,而是引导小规模经营。孟子主张“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跑,凶年免于死亡”,使“黎民不饥不寒”[36],这就是农业生产的目的。这一目标本身就是一个极低水平的小农经营的目标,只需保证每家每户有田地、无苛税,就可以满足。因此,每家有“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无夺其时”,或每家养“五母鸡,二母彘”[37]就可以了。汉时,有地方官即本此意,强令百姓“口(每人)种一树榆、百本薤(山菜)、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38]北朝西魏时,曾颁《六条诏书》,其中第三条规定:每年春耕时,地方官必须“戒敕部民,无问少长,但能持农器者,皆令就田,垦发以时。……单劣之户及无牛之家,劝令有无相通。”[39]国家主动立法帮小民解决小农经营中存在的劳动力和耕牛不足问题。唐朝有《田令》规定:“户内永业田,每亩课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土地不宜者,任依乡法。”[40]国家立法直接规定小农小型经营的种植经济作物数量,深恐小农不会营生,其引导督促小农经营可谓无微不至。

   4.禁止父母在世时兄弟别籍异财,以保证小农经济的目标实现。

   自《唐律》至《清律》,都明文规定“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为犯罪。这似乎与前述强令分家析产、分割田产而使农业经营规模不能不变小之规律相矛盾。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小农经济的目的,正如孟子所言,是要使“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41]而要达到这一点,当然要使小农家庭中老年人的赡养无后顾之忧。为了防止因成年子孙分家析产而致年高父祖赡养无着,所以干脆规定:祖父母父母在世时,子孙即使成年或已结婚,也不许分家析产。唐律甚至规定:祖父母父母主动令子孙别籍异财,也要受到“徒二年”之处罚。[42]清律则取消了此种规定,允许父祖同意下的子孙别籍异财。当然,这种不许别籍异财的规定更多地是出于伦理的考虑,因为在父母丧期内也不得别籍异财。但为保证小农经济的养老目的实施,不能不视为此种规定的原由之一。

三、从国家的行政及有关法规看

   中国旧制下的国家行政活动及相关法规亦常以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为基本宗旨,这主要体现在打击占田过限、打击豪强兼并土地、严禁脱漏户口逃避赋税徭役、严禁怠于耕作荒闲土地等等方面。

   1.打击占田过限,抑制土地兼并。

   为了保证小农不易失掉田产,国家除限制土地买卖以外,还常规定了占田的限制。打击占田过限者,目的在于抑制土地兼并。管子认为,“欲调高下,分并财,散积聚”即抑制兼并,必先自“轻重之家”始,[43]即先剥夺豪强大户的余田余财交给贫民。孟子认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44]也就是从保障耕者有其田、制止豪强兼并土地开始。西汉武帝时,为缓解“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土地兼并危机,董仲舒议“限民名田,以澹(赡)不足,塞并兼之路”;[45]哀帝时,接受师丹、孔光等人建议,下诏限田,“列侯以下至吏民占田均不得过三十顷”。[46]王莽时,下令限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九百亩)者,分余田于九族邻里乡党。”[47]西晋时实行更明确的“占田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九品十顷。”[48]北魏时实行均田制,同时规定:“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亦不得买过所足”,[49]这就是禁止占田过限。唐代亦有占田限制,“王者制法,农田百亩,其官人永业(田)准品,”《唐律》明文规定打击占田过限:“诸占田过限者,一亩笞十,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一年。”[50]

   2.限制官吏占田,抑制土地兼并。

   官吏利用权势巧取豪夺贫民田地,是土地兼并的主要形式之一,所以历代法律都注意打击官吏非法占田。《唐律》规定:“诸在官侵夺私田者,一亩以下杖六十,三亩加一等,……罪止徒二年。”[51]《大清律》规定:“凡有司官吏不得于现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52]打击官吏兼并土地,有利于保障小农生产条件不丧失。

   3.迁徙豪富,抑制土地兼并。

   自秦朝起,迁徙豪富就成为抑制土地兼并的一大手段。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53]这可能都有腾出他们在各地所占的土地交给无地少地农民耕种的用意。汉高祖时,曾强徙六国王裔、豪族、大家及齐国的田氏、楚国的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等五大族十余万人到关中。[54]汉武帝时,曾“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55]其用意可能与秦皇略同。豪强大户被强制迁徙,其带不走的土地很可能是由国家没收、象征性收购后交给(或卖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4.重农抑商,抑制兼并,辱商贵农。

中国古代统治者认为,商业是小农经济秩序的最大敌人,所以历代法律都厉行“抑商”国策。首先重征商税,“寓禁于征”。商鞅变法,“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56]直接将破产商人征为奴隶;又下令“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57].汉时对商人征双倍的人头税,“贾人倍算”;又以“算缗”“告缗”等方式重征商贾,“使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58]重征商税,旨在阻止商业发展。其次是禁止商人为官。汉初明令:“贾人不得名田为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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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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