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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忠信:纠纷解决是和谐社会的第一要义——关于全方位解纷模式的初步思考

更新时间:2015-06-20 19:00:25
作者: 范忠信 (进入专栏)  
只占全部社会纠纷的最少部分。在国家产生以后,个人自力解决的纠纷越多,社会自治解决的纠纷比重越大,越说明一个国家的国民程度高,说明一个国家的社会和谐程度高。反之,一切纠纷都依赖国家解决,即使也能达到某种安定或稳定,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谐。

   第二,国家纠纷解决途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途径。纠纷解决首先应该是社会之事。只有在社会途径解决不了之时,才可以诉诸国家。除了严重刑事犯罪以外,所有违法和违反习惯引起的纠纷,都可以看成是民间有权参与解决之事,不可看成首先是国家之事。纠纷的国家解决机制,其要义或本质是:它是纠纷解决的最后选择,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是伤感情的选择,是会造成不可改变的结局的选择,因而有着对社会和谐之篱笆进行“最后修补”的属性。古人云“一年官司十年仇”,《重订增广贤文》说“一字入公门,九牛拖不出”,“两人相非,不破家亡身不止”,大概都是讲诉讼或曰国家纠纷解决模式的这种属性。为什么经过国家就必然有这种“绝感情”、“伤和气”的效果呢?我认为,归根结底是由于国家相对于社会而言的异己性、外在性。对于长久习惯于在自己的“亲和圈”即社会中生活的人们来说,后产生的拥有军队、警察、法庭的国家的确是一种异己之物,是一种外在之物,让它来“耀武扬威”地解决纠纷,是很让纠纷双方都没有面子的,因此必然产生隔膜感。这就如家内兄弟间有纠纷,如果叫叔叔伯伯来调解,大家都不会觉得伤感情太多,但是,一旦兄弟中一方找外人来帮忙解决纠纷,那么这对兄弟的情感算是破裂到顶了。对于百姓来说,国家暴力“耀武扬威”地强加于他的纠纷解决方案,与他们通过社会自治力达成的带有“道德自省”、“顾大局、明大义”、“从善退让”性质的纠纷解决方案,其价值和效力是绝对不可同日而语的。

   第三,对纠纷的社会或个人解决途径的尊重,归根结底是对个人自主自由或独立人格的尊重。尊重社会的自治权利,实际上就等于承认国家权力的有限性,承认国家的局限性。而承认国家权力的有限性和国家作用的局限性,实际上是民主政治的要义。承认国家权力和作用有限,就必然要承认个人权利的神圣性、无条件性、不可剥夺性,这就必然要导致民主和自由观念发达。如果不尊重个人和由个人自愿组成的社会,不承认它们有天赋的自治权利,我们就无法理解民主和法治。我们过去在纠纷解决机制问题上,出于对个人和社会的不信任,建立了国家“家长制”主义的无所不管的纠纷解决体系,现在该是对这一体系进行总清算的时候了。我们的法制对人民社会组织的不信任,处处有体现。比如在民间调解问题上,台湾的《乡镇市调解条例》只规定了体现“私法自治”或“契约自由”的“合意原则”,认为调解协议归根结底是私人契约,应该尊重当事人双方的自由意愿;但是我们大陆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则在“自愿”原则之外还规定了“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及“合法”的原则。也就是说,仅是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还不够,调解协议的内容还必须合法,违反法律规定的调解协议不产生法律约束力。公权力(国家司法权)明确可以介入民间调解这类私权事务,并且国家对私权利的效力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同时,该法还规定,行政主管机关有权主动审查复核人民调解协议,有权予以撤销。与国外和台湾的调解制度相比,这体现了国家权力过分使用的倾向,反映了对民间社会自治的极度不信任。此外,台湾“法律”规定民间调解可以针对“轻微刑事案件”进行,但我们的法律规定调解只能对“民事案件”进行,这也同样反映了对社会自治的不信任。国家对社会生活参与、干预的范围太大,程度太深,是我们国家现行纠纷解决机制的最大弊端之所在。国家把什么事情都看成是对国家利益的破坏、对统治秩序的破坏,一定要把很多私法问题公法化,这种情形是与民主法治追求背道而驰的[12].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追求,应当包括政府给予社会更多的纠纷解决权的含义在内。

   第四,不尊重社会,就无从言和谐社会。和谐的社会,是社会自治比较成功的社会,不是国家暴力张扬使民众胆怯的“(法家)商韩式社会”。社会组织以自己的途径方式,运用不靠国家力量自然形成的权威,解决自己社会内部的纠纷,这是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我们既然要追求和谐社会,就要先同意社会有更多的自治权自主权。如果不然,我们追求和谐社会就是南辕北辙,就是叶公好龙。我们过去老是说中国古代是“有国家无社会”,其实中国古代总算比较尊重血缘社会(家庭、家族、宗族)的自治权,总比我们今天连血缘社会都不尊重要好。我们只需看看今天的中国哪一个民间团体能够不挂靠“国家机关”或“国有企事业单位”而成立或存在,就可以知道:真正“有国家无社会”的国度是不可以真正解决纠纷和建成和谐社会的。

   注释:

   [1]汪辉祖。佐治药言?学治臆说[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6]费成康。中国的家法族规[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7]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1册[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

   [8]陶百川等。最新六法全书[M].台北:三民书局,1993.

   [9]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0]斯普林克尔。清代法制导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11]吴思。隐蔽的秩序[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

   [12]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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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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