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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忠信:纠纷解决是和谐社会的第一要义——关于全方位解纷模式的初步思考

更新时间:2015-06-20 19:00:25
作者: 范忠信 (进入专栏)  

   2.社会作为纠纷解决者对于“社会”(society),我们不能仅仅从社会关系、人际交往、公共生活的角度来理解,不能把社会仅仅理解为“客观的社会”。“社会”的要义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是人民在国家安排以外自发组织起来满足自身特定需要的组织形态。社会作为纠纷解决主体,其实有多种表现形态。实际上,能够参与纠纷解决的社会组织,可能包括多种形态:(1)血缘社会,指宗族、宗亲会等等。他们其实可以在纠纷解决中发挥作用,如中国古代的宗族通过族长、宗祠自行裁决纠纷[5]97~102;[6]90~92,如旧中国民法中正式规定过“亲属会议”的在解决纠纷中的作用。(2)地缘社会,指乡约、乡党、村社、同乡会、保甲邻伍以及现在的村组、社区等等。他们在中国古代一直发挥着纠纷解决的作用,如明朝王阳明推行的“乡约制度”,就有直接参与社会纠纷解决的[7]228~232.(3)江湖社会,指会党、帮派、山头草寇团伙等等。他们也可以在纠纷解决中发挥作用,如《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内部纠纷的解决机制,以及他们参与帮助附近百姓之间的纠纷解决。今日仍有借助乡间强势力乃至黑社会之力解决民间纠纷之事。(4)宗教社会,即寺院、教友会等等。中国古代寺院内部的法律权益纠纷一般是由寺院长老自己解决的,寺院也经常参与解决僧人与百姓之间的纠纷,或直接参与调解民间冲突。如北魏时允许寺院内部自行裁决一般犯罪:“众僧犯杀人以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昭玄统(寺院执法)以内律僧制治之”(魏书·释老老)。(5)职业社会,指工会、农会、会计师协会等等。这些职业社会组织也可以自行解决内部纠纷和协助政府解决他们与其他社会组织或个人之间的纠纷。如台湾《工会法》第五条规定“工会之任务”包括“劳资间纠纷事件之调处”、“工会或会员纠纷事件之调处”[8]1173.其《农会法》第四条亦规定农会任务之首是“保障农民权益,调解农事纠纷”[8]1181.(6)商业社会,指行会、会馆、金融互助会等等。在旧中国,商人会馆、行会在纠纷解决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能帮助解决商人群体与官府之间的纠纷。我国今日的商事仲裁机构进行的仲裁调解,就是这类纠纷解决机制的体现。(7)政治社会,指政党、政治社团等等。近代以来,政治党派社团参加纠纷解决,主要指其对其内部成员之间的纠纷进行调处,亦包括它参与其他社会纠纷的解决过程。(8)学术社会,指各类学会、作家协会等等。他们实际上也能参与某些纠纷的解决,比如参与有关知识产权侵害事件(如学术抄袭)相关纠纷的解决。

   3.个人作为纠纷解决者除国家和社会外,个人也是社会纠纷解决的主体之一。这包括个人以自己的力量直接解决纠纷,也包括个人借助其他个人的力量来解决纠纷等两种情形。个人也是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部分。我们可以说,社会上的很多纠纷,实际上是以个人的力量来解决的。如果没有个人的力量作为随时随地参与私人间纠纷解决的保证,我们的社会恐怕会因为纠纷多得不可开交,政府即使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而完全瓦解。

   (二)纠纷解决途径的多样性

   除了认识到纠纷解决主体的多元性之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解决解决纠纷的途径(或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1.从国家而言国家解决纠纷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我们通常只注意纠纷的司法解决,很少注意到在司法之外还有很多可以解决纠纷的途径,如政治解决、经济解决、文化解决等等。所谓政治解决,就是国家通过政治策略的变化来解决纠纷,比如这些年国家通过城乡居民一体参加公务员考试、各类人员就业考试的政策,解决了过去多年城乡居民之间因为“户口”差别产生的许多纠纷。所谓经济解决,就是国家通过经济杠杆来解决某些纠纷,如国家近十几年间依靠市场经济杠杆作用解决了许多由计划经济造成的国营企业债务纠纷。所谓文化解决,就是国家通过文化引导来解决纠纷,比如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注重培育“敬老”文化氛围,如周代为弘扬“敬老”文化,实行“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礼品点心)从”的制度。国家推行这种关于老人使用拐杖的范式,实际上就是想培育“敬老”文化环境,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引导人们敬老养老,以助于解决社会中经常出现的养老纠纷。

   2.从社会组织而言社会组织解决纠纷的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

   首先,社会组织有自己的预防纠纷机制。中国古代的宗族自治过程中,有着典型的纠纷预防机制。比如为了预防婚姻纠纷,中国古代的婚姻一般是以两个家族都直接或间接参与为保障的。我们今天无法理解,为什么古人一定要把男女之间的婚姻之事搞得那么隆重,为什么一定要三父八母、七姑八姨都参加到里面来,其实用契约法的眼光来看很好理解:两个家族的“要人”都出来做这件婚姻契约的见证人和保证人,那么如果有一方要毁约、要翻脸不认账,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再比如说,中国古代有所谓“乡饮酒”之礼,这就是一种由社会操作的纠纷预防机制。“(乡)饮酒之义,君子可以相接,尊让洁敬之道行焉,是贵贱明、隆杀辨、和乐而不流、弟(悌)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国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就是说,这种礼仪,是为了教导敬老尊贤的风尚,预防人们产生“凌上僭贵”之心,预防“争斗之狱”。

   其次,社会组织有自己的调解(劝解)和仲裁机制。大凡纠纷发生之际,在社会中有一定身份名望的成员会自动站出来对纠纷双方进行调解和仲裁。即使是不同社会组织(体)之间的纠纷,各自社会组织内有身份的成员一般也会主动站出来代表本方与对方团体中“主事的人”进行交涉以解决纠纷。费孝通先生曾描述乡村调解,“负有调解责任的是一乡的长老。……差不多每次都由一位很会说话的乡绅开口。他的公式总是把那被调解的双方都骂一顿。……他依着他认为'应当'地告诉他们。这一阵却极有效,双方时常就'和解'了,有时还得罚他们请一次客。”[9]56除了调解之外,社会组织还以自己的权威直接仲裁案件,如近代上海的商会直接仲裁商人之间的纠纷案件。仲裁与调解的最大不同大概就在于,调解至少要在拿出纠纷解决方案之前先获得双方同意(至少口头表示同意)然后再正式做成调解协议,仲裁则无需事先一定获得双方同意,完全可以凭仲裁者的权威直接作出民间“判决”,且纠纷双方有义务接受。

   再次,社会组织有自己的制裁机制,以保证纠纷解决的有效性。比如在中国古代宗族内部,对于违反宗规族法的人,其制裁方式是多样化的。据朱勇兄的考察,安徽南部地区各宗族的制裁措施大致有训斥、罚跪、记过、锁禁、罚银、革胙、鞭笞、不许入祠、出族、处死等11种[6]99,都成为族内纠纷解决的有力保障。在工商业行会内部,也有制裁机制,如北京剃头业行会对于违反行规者“将其理发工具掷于街巷”。还有的行会的制裁方式是“给行业祖师出香火钱”、“罚请吃一次盛宴”、“出钱请戏班给行会同人唱大戏”、“开除出会馆”、“大家联合抵制他”等等[10]116.

   此外,为了有利于纠纷的解决,社会自治组织通常还设计有与国家联接的机制。比如,在中国古代的宗族,有“聚族鸣官”的“告官”模式和“受官命调处”的解纷模式。关于前者,如安徽太平县《李氏家法》第十条规定:如有子媳忤逆不孝,屡教不改,经族内“捆送入祠杖责”后仍“凶狠不服”,则“送官究办”。这种“鸣官”,通常是宗族首长以家长名义将犯者送交官府,又作为证人向官府提供有罪证言,还运用自己的势力影响官府,总之是要求官府按照宗族的意见惩治[6]100,218;[7]123~128.关于后者,就是所谓“官批民调”模式,就是州县官在告状上批“着族长调处,勿使滋讼”,然后把案件发回诉讼双方所在的宗族首领,由他们调解处理。这时的宗族,作为纠纷解决主体,实际上已经与国家有机连接了。

   最后,我们甚至可以说,非法社会进行的某些非法制裁,也可以视为某种纠纷解决途径。比如吴思在《隐蔽的秩序》中所列举的盗匪组织通过自己的某种制裁措施来解决纠纷、收取保护费[11]409~411;如《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兔子不吃窝边草”帮助保护当地百姓利益和解决纠纷,又如当今拉登的“基地”组织发动的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措施,也可以视为某种纠纷解决的模式或途径。

   3.从个人而言个人也是社会纠纷的解决主体,有自己丰富的纠纷解决途径或者模式。个人解决纠纷,总的来讲,就是“自力救济”。其自力救济的方式,应该包括以下多方面:

   (1)个人自力报复。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是制止纠纷扩大化的最常见办法。孟子说:“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者,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者,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也,一间耳。”促使很多人不敢作出杀伤别人举动的原因,正是别人会反过来杀之,这种对他人报复的恐惧当然制止了很多行将发生的纠纷。

   (2)当众指斥,制造舆论,挑起道德审判。我们通常看到,在发生纠纷争吵的场合,为何自认为有理的一方一般会调门很高,这正是为了制造舆论,将在场之人引入裁判员角色,或吸引人们围过来当裁判员。当众获得同情支持是他的最大追求,这最有利于按照他认识的道理来解决纠纷。

   (3)法律上规定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这是由个人进行的纠纷解决模式。个人在紧急情形下,根据国家法律的授权,以可能对别人造成人身损害的手段,或者用对他人财物加以毁损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利益,解决纠纷。特别是正当防卫,实为国家授权“现场报复”以“制止不法侵害”,正是为了快速解决纠纷。

   (4)自助行为。中国早在唐代法律中即有规定,债务人如逃避债务,债权人可以“牵掣”或“强牵”其财物并告官(如牵掣过契又不告官,则“坐赃论”)。今日台湾的《民法》仍有类似规定,曰“自助行为”。

   (5)决斗和神判。决斗其实也是一种个人进行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西方历史上,通过决斗解决纠纷,特别是名誉纠纷、权力纠纷、情色纠纷,是常见之事。中国过去的江湖社会也盛行决斗解决地盘或势力范围纠纷。不过,有时双方同意借助神明裁判来解决纠纷,比如捞油锅、过刀山之类,这与决斗比较相似。

   (6)个人被国家特别授权以私力来解决纠纷,如中国古代允许复仇,就是这种逻辑。如三国曹魏时立法:“贼斗杀人,以(已)劾(告发)而亡,得听(受害人)子弟追杀之。”这是国家立法公然授权受害人的子弟代表国家行使对(私斗)杀人犯的追捕惩罚权,以图解决日益严重的杀人案件蔓延问题。我们1997年《刑法》规定了对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犯罪的“无限防卫权”,旨在借人民之手制止犯罪、减少纠纷,实际上是将国家的一部分执法权或行刑权授予了特殊环境下的受害人。前几年好几个大城市搞地方立法,规定对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人“撞了白撞”,实际上也是这种思路,也是把制裁交通违规的行人,减少交通纠纷的部分权力授予了机动车驾驶人。

四、传统纠纷解决模式反省给予我们的启示

   本文的主要任务是对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纠纷解决途径方式等作一个宏观的反省,以揭示我国现行纠纷解决思路的狭隘性。通过这样的反省,我发现,我们过去对于纠纷解决,有很多致命的认识错误。这些错误认识妨碍了我们有效地解决纠纷。要为和谐社会建设提出更好的思路,我们必须纠正这些错误认识,建立新的认识体系。

第一,个人、社会自力解决是纠纷的最主要解决途径。很多人认为,国家是解决纠纷的第一主体,民间纠纷的国家解决形式是最好的形式。其实,只要考察历史,我们就会发现,社会上的纠纷,层出不穷,无以数计,如果按照解决途径来分,应该说事实与我们通常的认识正好相反。个人自力解决的纠纷,占全部纠纷的最大部分;社会以团体力解决的纠纷,占全部纠纷的较大部分;国家参与或主持解决的纠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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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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