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注意到，近一时期，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有一个共同点：尽管我们领导人比较谦虚、低调，但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中国领导人都被拉到会议的中心，站在特别显著的位置。今年年初我到达沃斯参加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也见证了类似情况。温总理是今年第一场大会的演讲嘉宾，当时七八百人的会场座无虚席，连过道和门口都挤满了听众。人们对中国的看重、关注与期待可见一斑。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被问到是不是日本人。那时中国人在国外很少，不太起眼，作用也有限。现在情形无疑有了巨大的转变。这次在达沃斯，日本一个专栏作家跟我说，中国太厉害了，到处都能看到中国人的身影。他到很多地方，经常会被问起是不是中国人。从边缘位置向中心的过渡，说明了中国实力的提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今非昔此。
我最近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外交新高地》，之所以用这个名称是想说明，中国通过几十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已经从一个相对封闭和自给自足的国家，逐步成为一个公认的地区强国，现在更是在向一个全球性大国的高度攀登。“新高地”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你能看到更大更美的风景，看到了过去在半山腰，更不用说在山脚下从来不可能想象过的好处与机遇。另一方面，“高处不胜寒”。接近山顶的时候，风呼呼作响，登山者会感受到更大的压力，有着在半山腰或山脚下不曾感觉得到的冷寂。中国目前就是处于这种特殊状态。
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中国发展面临什么样的难题与盲区？如何建立与现时代相适应的经济增长方式？什么是我们应当扮演的国际角色？中国的大国形象该如何构建？对未来全人类的发展与国际进步，中国该如何作出自己的贡献？
新高地上的更大机遇
今天的中国发展和整个世界已密不可分。在这样一个新时期、新机遇中，中国人将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通过全球的广阔空间，实现全民族更新、更美好的生活。
这里，我先解读一下什么叫新高地上的“更大机遇”。这里有一组数字。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1949年到1979年，中国人一共出国28万人，平均一年不到一万人。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公干出去的，很少因私出国。出去的大都是领导人、谈判代表、大使之类。改革开放以来，小平同志最大的一个决策，就是让中国人走出去，留学、务工、经商，在互动中实现自我发展。
到现在，整整30年了，有什么变化呢？从数字上看得非常清楚。2008年一年我国就有将近4000万人出境。估计不是今年就是明年，就有可能接近或者突破5000万大关。从过去一年不到一万人，现在一年四五千万人，翻了多少倍！而且现在出国的人中99%都是因私出国，如留学生、旅游者、打工者、商人等。现在全球每7个留学生就有一个来自中国内地，还不算香港、澳门。整整一百年前，1909年，清政府利用庚子赔款建立了派遣留美学生的机构，那算是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建制。但当时培养的学生数量很少，不过几十人、百把人而已。而根据统计，近三十年来中国一共出去了120多万留学生，仅2008年一年就有近18万人出国留学。走过百年来的沧桑巨变，只有到了今天，留学生才成为中国成长的重要人才储备。
大量中国旅游者的出现，同样是改革开放后涌现的新现象。上世纪80年代之前，几乎可以说，国人完全没有旅游的概念。毕竟那时候一星期六天上班，只有一天休息。90年代后期开始有了出省、跨境旅游的观念和实践。进入新世纪，中国百姓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旅游开支在个人收入中的比重显著上升。目前我国与近140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旅游协议。城市居民中很多人都出过国。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单是中国内地，估计到2020年一年将有1亿游客出境。我听到一种说法：上世纪80年代，花钱如流水的日本人很受欢迎；到了90年代，美国人是最受欢迎的游客；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人开始变得受欢迎，因为中国人不光是参观，而且喜欢购物。虽然说单人消费量还比不上发达国家的游客，但是中国人多、团队量大，所以很受待见。
我们上一代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很有限，口袋里一元钱中大概只有一两分钱与外部世界有关系。当然这不是指亲戚寄给他的，而是譬如说国家出口石油赚取外汇，通过财政部到了你的工资单上，不管一个月三五十元钱，七八十元钱，反正每元钱里大概有几分钱和外部有关系。到了今天，中国已是对外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譬如说，通过中国在拉美买下的矿井，通过中东的各种油田合同，通过俄罗斯远东地区勤劳的中国劳工实现，通过成千上万条在公海大洋上航行的油轮、货轮、商轮实现。按比例而言，现在每一元钱人民币中，至少有四角几分钱与外部有关系。照着现在的态势发展，再过二三十年，当我们的孩子成为各行业、领域一线骨干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更高的收入比例与外部世界有关。海外的利益在我们整个国家利益中、在我们每个人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会进一步上升。就像20年前的人很难想象今天家家户户有手机、彩电，不少个人拥有汽车一样，20年后中国年轻人的生活、工作方式，也许也是今天的人无法完全想象的。
总之，近30年来，中国人大踏步地走向国外，海外利益占据了我们国家利益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每个国人的生活中有越来越多的部分是和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的那样，今天的中国发展和整个世界已密不可分。在这样一个新时期、新机遇中， 中国人将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通过全球的广阔空间，实现全民族更新、更美好的生活。
挑战一：发展模式存局限
真正能在国际产业结构中占据主导位置的，一定是那些能够占据制高点即新兴产业的国家，而非那些单凭规模取胜、不问产业性质是“朝阳”还是“夕阳”的国家。
机遇和挑战实际上总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一些新的机会，更多的收入在海外实现，百姓更多的好处与国际事务有关，中国国家利益更大部分与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中国海外利益受到各种威胁，看到中国经济高度对外依赖带来的脆弱性，看到中国过去一段引人注目的发展模式也有一定局限。
单就中国经济的外部依赖度讲，可以察觉一些难以持续、不尽如人意的因素。比如，从1993年之后，中国从一个石油输出国变为石油输入国，到后来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现在我们消费的石油中有将近一半需要进口，而进口的区域及国家中有相当一部分位于国际安全有风险的地带，如中东海湾地区、俄罗斯与中亚地区、南中国海地区。一旦出现大的战乱或海盗袭击事件，我们的海上运输线就可能中断，原先的供货合同就不能按期执行。中国不是一个中小国家，我们的原油需求不是一个小数目，类似国际危机的冲击对于中国而言，可能远甚于其他国家。同样情景也可能发生在铁矿石供货方面：中国现在已是全球第一大钢材生产国，而我国钢材生产所需的铁矿石三分之二需要进口。
上述情况的存在，提示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的一个隐患：我们过去这些年GDP的高速增长，有相当一部分是建立在对地球矿物资源的大量采掘之上的；而如果我们的发展模式主要依赖矿物资源，尤其是外部资源的话，势必引起这样那样的矛盾与紧张，包括在环境气候领域的各种外部指责。但是，如果我们能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将我们的发展模式转变成科技带动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模式，不仅我们的子孙后代受益无穷，中国现实中面对的各种国际纠纷也无疑将在无形中失去了相当一部分基础。
从这个角度讲，当下的全球经济危机也有一个好处：它能起到“大浪淘沙”的作用，几年之后一批曾经的“明星国家”可能继续崛起、也可能轰然倒下，仿佛昙花一现。而真正能经受住冲击和考验的，一定是具备了新的能耐、新的智慧和新的产品的国家，如同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塑造了发达国家一批节能型建筑和产业一般。从一个国际关系学者的眼光观察，真正能在国际产业结构中占据主导位置的，一定是那些能够占据制高点即新兴产业的国家，而非那些单凭规模取胜、不问产业性质是“朝阳”还是“夕阳”的国家。因此，中国要争取成为新型国家，抓住危中之机。
挑战二：主权与安全难题
中国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一个想对全球规则有约束、对全球事务有责任的国家，必须用理性的态度、统筹的方式，应对各种主权纠纷。
下面讲第二大挑战，涉及中国的主权与安全难题。可以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面对如此复杂多样的主权纠纷。这些纠纷不是今天出现的，但今天处理纠纷的方式已经与二战前有所区别。
二战以前的逻辑是什么呢？那时，只要你有船坚炮利，你就有可能夺回你想要的任何东西。但二战以后，不完全是这个逻辑了。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哪怕再弱小，会在主权问题上放弃要求。全球三分之一的国家都存在海洋争端，但是没有哪一个国家愿意自动放弃自己的主权。因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政府和领导人马上会面临来自国内、后代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再大再强的国家，也不可能再简单重复战前的逻辑，即依靠武力强行夺回有争议的地方，单方面重新划界。二战后的总体趋势是，武力使用越来越不合趋势，诉诸国际法、外交和谈判来解决问题的则越来越多。如果想以赢得多数的方式解决主权争端，就不能靠蛮干。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强大起来的中国已不可能在有主权争议的地方丧失权利，重复历史上“一盘散沙”、“东亚病夫”时才有的屈辱。另一方面，面对诸多的主权纠纷，又不能简单依靠武力夺回。国际法的判决，各方的申诉，复杂的程序，各种国际公约的审议，多方的协商，反复的外交谈判等，都是必须先走完的步骤。这在外交上是微妙而艰巨的任务，可能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复杂。而中国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一个想对全球规则有约束、对全球事务有责任的国家，必须用理性的态度、统筹的方式，应对各种主权纠纷。
此外，中国在主权和安全领域面对的，不止是传统安全威胁，还有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最典型的有三种：一是新型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对于中国西部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破坏。第二种比如金融海啸。众所周知，金融海啸一旦袭来，国家的金融安全便成了问题，居民和国家的财产、金钱和外汇很快化为乌有。防范这些危险，是新时期政府和安全部门新的挑战，对于像中国这样外汇储备多、对金融衍生工具又不那么熟悉的新兴国家而言尤其如此。第三类非传统安全问题是传播速度非常快、扩散面积大的新型传染病，如SARS病毒、甲型H1N1流感等。一旦类似病毒及其变种在人口众多且流动性大、医疗设施不健全、政府能力和资源有限的国家或地区爆发，后果将很严重，甚至很难设想。
要看到，一般而言，传统防御力量都不太适合对付此类非传统安全威胁，效率甚低甚至可能出现消极后果。而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性多样、处于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的新兴大国，几乎世界上所有类似的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威胁都有表现的可能，都不能掉以轻心。
挑战三：国际责任与形象
怎样在保证自我发展和安全需求的前提下，使占全球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口对世界有所贡献，对不合理的国际现状有所校正，逐步引导21世纪的人类发展和进步？
新时期的第三大挑战，涉及中国的国际责任与形象。且不说外部的压力不断上扬，扪心自问；我们自己确实也需要认真想一下，随着中国更深入地参与世界，看到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着眼于未来的人类发展和全球进步，我们国家到底准备在世界上扮演什么角色？什么是我们中长期的国际关系发展目标，如何参与改造现有的国际秩序？怎样在保证自我发展和安全需求的前提下，使占全球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口对世界有所贡献，对不合理的国际现状有所校正，逐步引导21世纪的人类发展和进步？
我还是举例说明。联合国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组织。根据惯例，历任副秘书长中都有中国人。除了这类规定好的常任理事国待遇外，总体来讲，中国属于大国里在国际组织中出任高官，掌握话语权、定价权、规则权机会比较少的一个国家。陈健大使是中国高级外交官，担任过近六年的联合国副秘书长。他说在联合国这些年，深感中国实际影响力与国内公众的想象有距离。比如，秘书长派往全球各地执行重要斡旋使命的特使、代表，每年有40多个，都是副秘书长级的，其中很少有中国人。联合国有18大系统，包括维和、难民救助、WTO等，在陈冯富珍女士出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之前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尽管中国的一位律师当了WTO的法官，中国一位将军任西非维和部队的战区司令，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当上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但比起其他大国占据高位的数字还是相当有限。
又如，除开“上海合作组织”这个地区性的机构和“朝核问题六方会议”这个同样属于东北亚的安全平台之外，世人还能记得多少以中国城市、地区或专有名词命名的国际组织、公约、谈判进程，其中又有多少带有全球性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如同全球气候领域的“京都议定书”和“哥本哈根进程”，全球贸易领域的“后多哈回合谈判”，全球安全领域的“奥斯陆进程”和“赫尔辛基进程”，以及由罗马俱乐部率先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几十年前同样由欧洲人最早提出的“地球日”术语？
其实，这些都叫国际公共产品。所谓国际公共产品，不光是实物，还可以包括规则、协议，等等。北欧五国几乎每年把他们国民收入的0.7%左右，全世界比例最高的比得，直接投入和用于外部世界，比如用于印尼亚齐分裂问题的谈判，用于斯里兰卡和平进程，用于国际难民救助，用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等。相较而言，中国为世界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在我们整个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还很有限，它多少影响了中国的对外形象与国际事务参与能力。这需要我们深谋远虑，并付出持久的努力。
作为国际关系研究者，我经常想，中国的进步意味着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什么？大家都承认，它带给中国进步，带来中国经济腾飞，带来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直接的、看得到的提高。这让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觉得心里高兴。但从国际关系研究的角度来看，它又是不够的。我觉得在未来，就像人满足温饱时要考虑尊严、社会影响一样，满足温饱后的中国人民，也要想想中国能对这个世界做点什么，我们能不能通过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国文明的提升，带动世界一起迈进？
这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既需要我们不断充实、更新、调整观念，也需要我们的体制，包括外援体制、外交制度，包括媒体、公众对于世界的认识，适应新的变化。当我们的媒体、我们的公众也在谈论类似于亚马逊流域物种消失的问题时，当我们关注极地、外空、公海规则的可行性、公正性问题时，当我们为全球各种制度，包括对当下的国际货币体制改革，提出一些来自中国人的设计的时候，我觉得那才标志着中国人的风范与贡献。这就是所谓大国风范。
大国国民的风范和小国的不同。我想，姚明就是我心目中典型的“风范大国民”。首先在NBA，姚明是真正的强者。不仅人们总是以“巨星”相称，而且他真的发起威来，奥尼尔、科比也害怕。但姚明和传统NBA巨星又不一样，他还有东方人的优点——尊重人、有怜悯心、会协商。他的领袖气质，是很多NBA巨星都佩服的地方。同时，他不以强凌弱。比如去赈灾，他自己拿出200万。去年奥运会开幕式时，他带着小英雄林浩入场，又是相当感人的一幕。姚明可以说是风范大国民的代表，也是值得所有中国人学习的榜样。
更何况，步入21世纪的我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向姚明学习的可能性与可行性。第一步，我们先要把自己的经济发展上去，先让中国老百姓富起来，过上有尊严、安全和体面的生活。同时，争取为世界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做更多的事情。中国努力推进和谐世界的过程，不只是中国人民自己富裕起来的过程，也是一个把和谐世界的口号变得更有实质内容、对国际社会作出更多贡献的过程。这一过程任重而道远。
（本文有删节）
原文来源：《解放日报》(沪)2009年第830期 第⑧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