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逸舟:国际关系的中长期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应对(一)

更新时间:2015-06-19 12:47:37
作者: 王逸舟 (进入专栏)  

  

   本文主要对国际关系的中长期发展趋势做出分析,同时探讨世界政治中存在的若干重大不确定因素,最后对中国的应对方略提一点看法。

   国际关系的中长期发展趋势

   趋势一:国际制度的网络化进程强劲有力,越来越密集覆盖至全球各个角落及领域。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联合国诞生以来,国际制度一改过去几百年间那种可有可无、若隐若现的状态,其存在变得比较明显,其功能变得更加有效。尤其是冷战结束、两极对抗消失之后的最近20年间,传统的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方式受到广泛批评,而有助于代表多数国家和地区意愿的各种国际制度和规范逐渐活跃起来①。例如,在国际贸易领域,人们见证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诞生及其日益明显的作用,尤其是后多哈回合进程中国家间经贸诉讼判决的冲击力;在国际军控领域,有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公约的出台,有国际原子能机构之不可忽视的调查取证、咨询建议角色;在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领域,先有《京都议定书》,后有“哥本哈根进程”的强力推进②;在海洋国际关系领域,世人见证了被称作“海洋大宪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看到它对新一轮“蓝色圈地运动”的制约;在国际政治和人权领域,产生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潜移默化地约束着世界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司法进程;在解决各种地区热点和局部冲突的集体安全领域,联合国安理会越来越像是主要世界大国不敢轻视的一个协商伙伴和决策角色。未来的十几年乃至几十年间,这一趋势将持续加强,更加细密、更加有力地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和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比如,在国际和各国食品安全领域,联合国食品法典委员会越来越多介入,提出了有关食品安全的指导性意见;在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问题上,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已经开始定期发表报告,协助或施压各国政府的相关工作;在国际水域,类似《防止海洋油污公约》、《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及议定书》的国际法,对于规范全球船舶业的环保态度和措施,正在发生日益增大的约束力;在各国使用地雷的考量上,已经生效的《禁止地雷公约》(即“渥太华公约”),势必形成对目前尚未签约的少数国家的强大压力,令后者不得不朝着减少地雷使用的方向运作。虽然少数大国一直力图干扰或操纵国际制度,包括中小国家在内的各种国际利益集团的博弈也从未中止,各种国际制度和组织内部的官僚化和惰性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制度与组织的效能,然而总体上判断,国际制度的网络化进程不可阻挡,覆盖面将不断加大(比如从传统的高政治领域扩展至低政治范围),执行力度特别是履约强度可能逐步提高,对主权国家的权力和各国民众的生活均将产生更加深刻持续的影响。看起来,国际制度的兴盛和强化,是对民族国家主权的约束;其实,善用国际制度、顺应时代浪潮的国家,能够从国际制度网络进程中获得诸多利益,包括主动让渡边缘性主权权利的同时增强自己对于核心主权权益的掌控。国际制度与国家主权之间并非线性的此消彼长关系,而是呈现复杂的组合与互动,国家权力的弱化或强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决策精英审时度势、运筹帷幄的眼界和能力。

   趋势二:国际制度改革提速,新旧交替矛盾加剧,争取话语权的博弈更加复杂多样。

   国际力量发展不平衡的局面,正如列宁很早指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列强统治世界的几百年间一直存在,主要表现为主要西方国家之间争夺市场和资源、控制资本流动和收益、掠夺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彼此实力消长与斗争。然而,在新的时期和背景下面,发展不平衡的命题具备了更加积极的内涵与衡量尺度。就国际制度的演变而言,未来中长期时段内,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其一,从基本目标分析,非西方世界的一批大国(如俄罗斯这样的转型国家和中国、印度等来自发展中世界的国家),凭借自身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力图向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逼近,逐步改变传统西方国家长期主宰各种重大国际制度的局面;而传统西方霸权国家(欧美日等国居核心位置)则千方百计维持旧的格局,包括打压非西方竞争者,以避免主导权的旁落。考虑到传统与新兴国家实际存在的各种差距,尤其是后者崛起过程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困难与危机),不同势力此消彼长的摩擦会不断加剧,而取代过程则漫长曲折③。这中间,不能排除一些新兴大国中途受挫、停滞不前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传统西方强国重振强势、引领新一轮竞赛的前景。曾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迅猛、又曾经在90年代后期被亚洲金融危机重挫锐气的印度尼西亚,便是前一类典型事例;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后期,也曾经有过相当低迷的一段,但随着海湾战争的全胜和克林顿执政时经济荣景的出现,“山姆大叔”似乎依旧强大无敌。看大国综合国力竞赛,切忌用简单的加减法计量。

   其二,从新旧交替方式看,一种可能出现的方式,是形成各种新的区域性力量中心,这些同时包含西方强国和新兴大国的力量中心,在某些地区强国(中东欧的波兰、西亚的土耳其、南部非洲的南非、中南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的强力引导下,将依托本区域的经贸一体化和文化向心力,建立和发展一批区域性国际标准和制度框架(如欧盟法律框架、东盟安全共同体、西非国家贸易同盟、拉美能源合作机制等),对原先国际行用的相关制度规范形成挑战或加以修正;另一种出现几率相当大的方式,是在全球范围调整原有国际制度的结构,重新分配投票权、资金存留比例、领导人国别来源或其他决策份额,经过长期而艰难的斗争较量,包括各种结盟与分化的手段,逐步使各种全球性国际组织和规范适应新的力量格局。

   其三,从主要领域观察,在全球层次上,国际制度的三大方向性改革,将持续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与投入,即:在政治和安全领域,联合国机制的变化,特别是安理会结构的改革,以及安理会所决定的集体解决国际冲突与维持和平的方式,将成为未来十年不同力量和声音较量的一大平台;在经贸和环境领域,以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为主要象征的传统西方大国和新老国家并存的两类国际机制,包括受到它们左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制的调整过程,将以互补、合作和竞争、超越的双重博弈,通过复杂的磨合进程,在长期的此消彼长中,共同制约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在文化与社会领域,以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公约”、经社理事会与教科文组织为主要体现的国际文明制度及其规范,在被各国越来越多地利用来解释本国的政治制度、文化战略、外交方针合法性的同时,自身也将不断地得到各种充实、修正和完善,成为更加显著与有效的全球性伦理价值与国际法来源,有形无形制约着世界范围各式民族主义、“文明间冲突”、新生态政治和重大社会思潮的起落。

   趋势三:在国际制度的生成演进中,乃至整个国际体系的变迁过程中,经贸、外交、法律的作用增强,军事的优先性有所下降。

   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主要国际制度诞生和作用的世纪;它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针对两次世界大战和若干重大局部战争的严重后果,战争与和平问题始终是各国决策者和民众关注的首要事项,与此相应国家间军事关系保持了在国际制度创造过程中的优先位置。一战后建立的国联和二战后诞生的联合国,作为全球最大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和法律制度,目标旨在防止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再度发生;联合国系统中的多数国际制度与规章,如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理事会、人权委员会和难民署以及维持和平行动,占有了大多数国际资源和排在各国政府议事日程的最前面,成了国际社会关注和国际组织活动的绝对重心。不过,从各方面因素综合分析,今天和未来一段时间,在上述逻辑继续有效的同时,有不少新的线索出现和新的要素介入,令国际制度的生成与变迁过程呈现多元、非线性的新特点。

   首先,外交民主化浪潮正在席卷世界各个地区,政府不得不适应社会公众更大知情权的要求并做出一定改变,NGO在国际组织和各种论坛上的发言权得到增强,信息的迅速传播和新媒介的层出不穷削弱了国家权力的某些垄断。因此,可以说,新的社会运动和思潮加入到国际制度制订和修改的有力参与者之中。典型事例如NGO在国际禁雷公约和对中小武器的管制加强过程中的角色。

   其次,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贸一体化的势头日益强劲,世界各国经济贸易和生活方式的紧密联系(包括生产过程、消费偏好、融资流动之相似性的增强),从积极意义讲,无形中加大了各国之间尤其是主要国家之间发动战争、以武力解决问题的代价,外溢出政治对话、军事缓和、军备控制的效果④。联合国秘书长在解决地区热点事务中调解作用的增强,安理会决议的特定威慑力和道义影响力的提升,各个地区联盟的安全对话与协调的密集化,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世界经济政治化、世界政治经济化的更大互动。

   再次,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从长时段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尤其是冷战终结之后,国际制度乃至总体国际关系的一个进步趋势是,各种军事霸权、政治威权、外交强权虽然没有消失⑤,某些时候甚至强势显现,但它们受到的有形无形的约束在增多,优先性和权重均有所下降;这方面,美国给出了最好的教训:这个超级大国在军事上依然是超群的,它干涉世界各地事务的愿望和能力依然强烈而有力,但美国在军事战场之外的失败到处可见,支撑美军战斗力的财政资源受到更多约束,来自联合国和其他大国的制衡越来越明显,最近半世纪里几乎每隔一二十年美国介入全球大型冲突的能力就要降低一个层次(从宣称“同时在两个半战场作战”,到“同时在两个战场作战”,直至近期所说的“同时在一个半战场作战”),而“软实力”、外交的重要性等因素被迫放在更高的位置。从全球社会与国际关系看,国际性法制的重要性正在获得更大重视(如遵约程度的提高、国际法的相对增强、国际法覆盖面的不断扩大),“社会与国家”关系中前者的声音逐步提高,公民个体的权利和整体的社会力在国际和平与发展(包括制度演进)中的作用正在上升。不管存在多少不如意之处,这个演进线索是可以觉察与追踪的。

   趋势四:在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赛中,领土主权、政府权力、自然资源等传统因素继续有效的同时,技术进步、产业先机、“脑力风暴”等后发因素作用上升。

   仔细追踪不难发现,当代国际关系和国际制度里一如既往存在着激烈争夺、“下先手棋”的局面,只是这种较量在不同时期和领域有着不同的方式与表现。这里只从三个角度略作透视。

   其一是地缘政治学说的不同阶段与特征。近代早期有人们所熟悉的有所谓的“陆权论”,即先手控制大陆战略要津的理论;著名者如麦金德的格言:“谁统治东欧,谁便控制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便控制世界。”⑥19世纪又有美国海军军官马汉提出的“海权论”。它的基本构思是:海洋是那一时期列强占据殖民地争夺有利位置的主要空域,国家的地理位置尤其是海岸线的长度,尤其是一个国家对于制海权的重视程度,决定着这个国家在国际体系的重要性和农业发言权⑦。20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缘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后方区别的模糊等)的考察,创立了新的“空权论”(制空权学说)⑧。由此推导不难发现,21世纪综合国力竞赛,将在更高、更大、更深的地球空间展开,深海、大洋、极地或外空可能体现出传统领土主权和政府权力的延续与超越;用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的话讲,“谁占据了高边疆,谁就占据了国际主导位置”。

   其二是能源开发的不同途径与思路。尽管工业革命至今,以煤炭、石油、铁矿石、铜矿石为代表的天然矿石资源,一直是各国发展的主要能源动力,然而新的趋势已经显现,那就是核能、风能、水利、电池板、潮汐能、太阳能等清洁和可再生的动力源,在开发利用方面有更值得重视的远景;换句话说,从中长期角度观察,不论大小国家,只要率先掌握高效和便于储存的可再生能源,就有可能在综合国力的长期较量中占据有利位置,发挥超出自然幅员和人口规模的国际作用。

其三是“熊彼特命题”的启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uwent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9521.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