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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险明、吴英、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任东波: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陷阱

更新时间:2015-06-19 12:15:35
作者: 叶险明、罗伯特·弗兰克  

   对话人

   叶险明 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吴 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 国际历史学会秘书长
   任东波 吉林大学世界史系教授

   阅读提示

   ◆“欧洲中心论”式的学术研究服务于一个根本目的,就是要塑造欧洲人的心理优越感,从而揽起拯救世界的使命,骨子里则是服务于欧洲国家的对外扩张。
   ◆从学理上看,“西方中心主义”与历史学求真的主旨相悖。只有在不断深入的史料挖掘和历史考证中才能实现“求真”的主旨。
   ◆“东方中心主义”在思维方式上与“西方中心主义”是相同的,用前者来反对后者,表面看起来很“给力”,但仍属于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中反“西方中心主义”。

   核心是论证欧洲统治世界的合理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主义”在西方传统史学中有哪些体现?
   弗兰克:历史学家书写本国历史是很自然的传统。在西方,历史学家主要致力于研究本国历史,也有一些学者关注欧洲史、美国史或邻国史,他们被看作是“欧洲中心主义”者或“美国中心主义”者。但这一类“西方中心主义”并不是我们要重点讨论的。长期以来,西方还有很多研究非洲、中东、东南亚等区域的历史学家,他们往往立足西方视角进行研究与叙述,这才是真正的“西方中心主义”。也就是说,“西方中心主义”不关涉写作的主题或内容,而关乎看问题的视角。出生在巴勒斯坦的知识分子爱德华·萨义德曾经分析殖民话语下“东方”概念的形成,认为这意味着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都以西方的视角被看待、被称谓。正是基于欧洲的视角,在某种程度上,近东、中东和远东……这些地区概念因相近于欧洲或者远离于欧洲而被赋予如此称谓。
    叶险明:19世纪上半叶,西欧社会急速发展使其走在世界前列,也使许多西方人沉醉于“先天优越”的幻觉中,“西欧中心论”在思想文化和世界史  编纂中的绝对统治地位由此形成。此后,“西欧中心论”又演变为“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较早提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是英国的穆勒,他把世界的统一性“压缩”为欧洲(指西欧)的统一性,并公开宣称:他只关心人类种族的欧洲部分。

   德国史学家兰克是早期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者。在他看来,“有些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谈文化……人类思想只是在伟大的民族(指西欧各国)中历史地产生的。”在他所著的7卷本《世界史》中,西方世界的统一性被视为整个世界历史统一性的实质和主流。在他看来,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实际上就是由拉丁和条顿民族开创而遍及寰宇的西方文化的统一性。兰克之后,影响最大的“西方中心主义”者是韦伯。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把作为理论形态的“西方中心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不仅认为“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和制度只有在西方国家才能产生,而且认为“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化现象都只能在西方国家显现出来。总的来说,“西方中心主义”大体有三种形态,即种族学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对此,我们要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吴英:“欧洲中心论”的核心在于论证欧洲统治世界的合理性。它把欧洲与非欧洲国家和地区截然对立起来,将欧洲视为文明、先进和现代的,而将非欧洲国家和地区视为野蛮、落后和停滞的。从这种先验的立场与观点出发,“西方中心主义”列举了许多对比,例如,在政治制度上,欧洲是民主的,而非欧洲国家和地区则是专制的;在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上,欧洲实行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并由此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与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而非欧洲国家和地区则停留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导致经济停滞和人民生活贫困;在思想文化上,欧洲人自由、充满活力且富于创造力,而非欧洲人则保守、内向和呆滞。“西方中心主义”者由此得出结论,欧洲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中心和动力源,欧洲人有义务去拯救和帮助非欧洲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当“欧洲中心论”成为欧洲各国官方意识形态的构成部分后,很快便渗透至欧洲人的日常思维之中,并以各种形式表现在学术研究中,历史学自身也不例外。

   叶险明:西方传统史学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产生了一系列带有偏颇或缺陷的理论观点。其中有四类较具代表性。一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其主要观点是:热带地区不适合生产率的提高,故大都是穷国;温带地区适合生产率的提高,故大都是富国,而欧洲是温带地区条件最好的区域,所以处于领先地位。二是“东方专制主义”论。这其实也是一种地理环境决定论。其主要观点是:东方国家自古以来就是专制主义,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以落后、野蛮、非理性、被动等为特征;西方国家自古以来就是民主政体,以先进、文明、理性、主动等为特征。三是非西方国家本身不能产生现代文明论。其基本观点是:非西方国家内部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环境,故靠自己实现不了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而西方国家与生俱来具有发展资本主义的能力。四是对前三种论说的逻辑引申的殖民主义进步论。这四种理论观点相互联系,直接或间接地在历史研究中引发混乱、设置障碍。
    吴英:在“欧洲中心论”的支配下,欧洲学者在对非欧洲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上出现了简单化和想当然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否定非欧洲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演进,由此否定非欧洲国家和地区有历史的发展和演化;以欧洲自身的理念想当然地设定非欧洲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特征;用预先设定的理论框架来解释非欧洲国家和地区的历史。
实质是服务于西方国家殖民扩张

   《中国社会科学报》:弥漫在历史学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主义”,其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任东波:“欧洲中心论”的产生大致有三个原因:第一,近代西方历史哲学影响强大,进步论、阶段论、目的论、普遍主义等理论倾向在世界史研究中盛行。哲学的世界史大都追求一种目的论,旨在寻求归宿。西方历史哲学的影响使非西方世界的学术研究或陷入思维上的“集体无意识”,或“削足适履”将非西方的史料填装进西方历史哲学的框架之中。第二,西方现代殖民主义“塑造”和“建构”了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内的世界历史图景。殖民主义对人类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最重要的影响是,歪曲和贬低了非西方世界的成就与贡献。第三,文化传播主义制造了西方主导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话语霸权”。文化传播主义既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又是“欧洲中心论”在文化上的一种抽象。 
     吴英:“欧洲中心论”式的学术研究服务于一个根本目的,就是要塑造欧洲人的心理优越感,从而揽起拯救世界的使命,骨子里则是服务于欧洲国家的对外扩张。随着历史的演进,西方的殖民方式也在不断演化,从政治军事的殖民扩张与统治,逐步转向以经济贸易和投资为主导的扩张,再转向以文化渗透形式进行的扩张。“欧洲中心论”也由赤裸裸地宣扬西方国家文明与非西方世界落后,转向隐蔽地宣扬普世道路和普世价值,以此影响和束缚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似乎非西方国家只有采取这样的道路、接受这样的价值,才可获得发展。经济和军事上的领先地位需要思想观念上的对外扩张作支撑,因此,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学术研究一方面要论证欧洲统治世界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要为欧洲对外扩张做思想上的动员。

   叶险明:工业革命以来,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发展等方面,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所确立的绝对优势地位及其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是“西方中心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从认识论来看,“西方中心主义”是对这种优势地位及其对世界历史影响的一种扭曲反映。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以及这些国家间协调性的明显增强,使西方思想文化界产生了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西方思想文化界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西方国家代表了世界发展的正确方向,它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而发展中国家则代表人类发展的较低阶段。只要非西方国家没有真正显示出其走出了一条比西方国家更先进的道路,“西方中心主义”就很难从根本上消除。

   从“全球史观”反思“欧洲中心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历史学界对这种研究导向有哪些反思和批判?

    吴英:欧洲学界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大体可划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开启阶段(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阶段主要是对欧洲优越论进行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人的文明自信受到巨大打击,出现了一批反思欧洲文明的先行者和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第二阶段是形成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阶段非欧洲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许多非欧洲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获得了快速发展。这些现实迫使欧洲学界对自身传统的历史解释模式做出反思。一批学者尝试以“全球史”视角超越“欧洲中心论”,提出要从全球的视角而不是从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视角对世界各地区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进行考察,像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等就是代表。第三阶段是走向深化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一阶段受中国崛起及欧洲国家国际政治经济地位下降的影响,使得“欧洲中心论”在欧洲成为贬义词。一些学者开始重新解释历史,其中重新厘定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成为一种学术思潮。如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提出,世界体系不是从欧洲向资本主义过渡起始计算的500年,而是5000年,其中在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东亚是世界体系的中心。又如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认为,1800年以前的世界是一个多元、没有经济中心的世界,西方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其独有的内生优势,只是到19世纪工业化充分发展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欧洲中心”才有了实际意义。可见,在反思“欧洲中心论”的进程中,西方史学家正在抛弃“欧洲中心论”,以客观的态度看待非欧洲地区,尤其是中国的发展。
     叶险明:始于20世纪初的西方历史学界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这里暂且不论马克思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是基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反思的批判。德国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把生物学中的“有机体”概念引入文化学研究,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各种文化的有机体,它们都要经历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过程;在他看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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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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