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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险明、吴英、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任东波: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陷阱

更新时间:2015-06-19 12:15:35
作者: 叶险明、罗伯特·弗兰克  
西方文化在他那个时代就已开始进入衰落阶段。汤因比继承和发展了斯宾格勒的相关思想,试图“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去看待”世界史。他把“文明”(文化)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不仅拓展了考察世界史的视野,而且还对多种文明体进行了横向比较。汤因比也认为西方文明只是世界上众多文明中的一种,而世界各个文明“在哲学上是价值相等的”。

   自20世纪70—80年代,“全球历史观”开始在西方学界世界史编纂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首先系统提出“全球历史观”的当属英国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巴勒克拉夫。他认为“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事件已经不够了,我们必须尝试采用更加广阔的世界观”,应当“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与所有的时代”。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历史观”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彻底抛弃“西方中心主义”,力图公正地评价世界各地区文明,“不允许将任何民族或任何文明的经历只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其二,要用“更加广阔的世界观”(即“全球历史观”)看问题,注重对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研究,坚决反对把世界历史视为各个民族和国家历史的堆砌。巴勒克拉夫指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史研究决不只是综合已知的事实,或根据其相对重要性的次序来排列的各大洲的历史或各种文化的历史,相反,它是探索超越政治和文化界限的相互联系,因此,要“特别注意世界各大文明及其联系和相互影响”。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丰富和发展了由巴勒克拉夫开创的“全球历史观”。他认为:“只有运用全球性观点,才能了解各个民族在各时代中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对决定人类历史进程所起的重大作用。”他向世人介绍其代表作《全球通史》一书的基本思想时说,该书“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此外,彭慕兰、弗兰克等人对“西方中心主义”也有所批判。不过,学界对这些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持不同看法,认为他们还没有彻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反思“西方中心主义”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了哪些贡献?

   吴英:马克思本人对待非欧洲地区发展的态度为我们反驳“欧洲中心论”提供了绝佳的指导。首先,马克思肯定地认为,非欧洲地区有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可能性。马克思的确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这种规律绝不是针对某个地区、国家发展道路或阶段的归纳。而是认为,每个国家由于自身特殊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必然会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所以,当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代表米海洛夫斯基为了论证农奴制改革后的俄国必须先发展资本主义而后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以马克思的理论做论据,马克思予以坚决驳斥,强调自己有关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的论断乃是从西欧历史发展道路归纳出的结论,它只适用于西欧。
其次,马克思毕生为解放被压迫者而从事学术研究,努力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阐明无产阶级的解放之路。晚年,他集中精力对非西方社会进行研究,写下了《人类学笔记》。马克思同情包括非欧洲地区在内的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坚决反对“欧洲中心论”。受马克思的影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大都对“欧洲中心论”持反对态度,对第三世界人民抱以同情。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史学界应该作出自身的贡献。
     叶险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反思“西方中心主义”方面有四个贡献。其一,全面昭示了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和逻辑,在本源上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拒斥“西方中心主义”的本质和特点。如关于马克思对英国殖民主义评价及其变化原因的探讨、关于马克思晚年在《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以及相关通信中对“西方中心主义”批判的探讨等。其二,提高“世界通史”编纂中“非西方国家”所占比例,以正确诠释非西方国家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其三,强调度量世界历史的发展不能以西方国家确立的标准为标准,并指出不能仅仅关注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作用和影响。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把握“标准”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关系,注重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国家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就属于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其四,对从西方学界传输过来的历史学研究工具(即相关的概念和范畴,如“资本主义”、“现代性”、“进步”、“个人自由”等),进行了批判性反思。

    “三个公正性”破除“西方中心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尽管史学界对“欧洲中心论”已有反思,但对于一些历史问题的研究仍很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思维。

   弗兰克:我们发现,在西方越来越多从事殖民史研究的历史学家不再为殖民主义歌功颂德,他们关注到被殖民的人民如何想要得到自由和独立。但最近,关于殖民主义出现一种西方观点,这些学者即使表现出去殖民化是如何合法的,但他们往往更强调殖民权力的行为或殖民权力与反对殖民权力的民族运动之间的关系。另外一个例证是,研究二战史的西方历史学家更多关注欧洲在1939—1945年的战争,而较少关注世界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
     叶险明:目前,我们虽认识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性,但解决成效甚微。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迄今为止,世界的经济政治秩序仍由西方国家主导。这包括主导相关历史的解释权。“仅关注二战中欧洲战场”是与西方国家官方意识形态和学界主流认定西方国家在二战中“不容置疑”的中心作用直接相连的。其次,缺乏相关基本理论框架和范式的创新。拿不出新的理论框架和范式与“西方中心主义”相抗衡,这就使得我们往往不自觉地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内批判“西方中心主义”。这也是我们渴望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但一接触到对具体史实的研究又不自觉地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后,相关深入的史料挖掘和历史考证还不够。从学理上看,“西方中心主义”与历史学求真的主旨相悖。只有在不断深入的史料挖掘和历史考证中才能实现“求真”的主旨。例如,从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等多视角进行定量和定性综合研究,从细节着手,并形成有说服力的成果,那么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扭转西方学界的相关偏见。
     吴英:克服“欧洲中心论”是一个长期过程,就像建构“欧洲中心论”是一个长期过程一样。应该看到,目前西方史学界仅有少数学者对“欧洲中心论”予以反思,而大部分学者还在沿用传统的研究范式。这其实和西方与非西方现实力量的对比紧密相关。尽管中国的崛起、金砖五国的快速成长正在改变世界的总体格局,但西方国家主导世界的格局尚未根本扭转,美国还在坚持当“领导国家”。当然,这也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努力的空间。首先,要提出能够克服“欧洲中心论”的理论框架。仅仅停留在反对层面是不够的,必须建构出合理的“非欧洲中心论”的历史编纂理论,才能为克服“欧洲中心论”奠定坚实基础。其次,要在具体的历史问题研究上提出具有说服力的“非欧洲中心论”观点和对“欧洲中心论”观点有力的批驳,这种真正的交锋产生的说服力才是实在的。最后,对待西方史学的研究成果,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吸收,而应以科学的态度予以取舍。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学者提出,在力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要警惕“中国中心论”或“东方中心主义”研究框架的局限。如何以一种客观科学的态度对历史问题展开研究?
     吴英:我非常同意警惕“中国中心论”的观点。中国是“欧洲中心论”的受害者,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学术研究而言,当务之急是探求一种能够真正克服“欧洲中心论”的理论范式。唯物史观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理论利器。唯物史观认为存在普遍规律,但不承认有普世道路和普世价值。所谓普遍规律是指,不同国家和地区面对不同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必然走出不同的发展道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揭示的正是这样的规律。目前,我们对唯物史观中反对“欧洲(乃至各种各样的)中心论”的理论主张开掘得不够,亟待加强。同时,也要积极吸收西方学者对“欧洲中心论”反思的成果,为构建既非“欧洲中心论”又非“中国中心论”的研究范式做出努力。
     叶险明:“东方中心主义”在思维方式上与“西方中心主义”是相同的,即都在历史观层面上强调世界历史有一个主导的“中心”。因此,用前者来反对后者,表面看起来很“给力”,但仍属于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中反“西方中心主义”。这种反“西方中心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传播在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以为,要以客观科学的态度对历史问题展开研究,应确立“三个公正性”。一是事实评价层面的公正性。即打破“西方中心主义”以把“先进”和“落后”之分绝对化为其方法论支点的分析框架,客观地看待人类历史过程。二是价值评价层面的公正性。即评价主体只有超越“狭隘的民族文化观”,才能真正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从而使价值评价建立在事实评价的牢固基础上。三是话语表述层面的公正性。即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使话语的表述从内容到形式都反映事实评价和价值评价的公正性。
      弗兰克:历史学家不能仅仅持民族主义的观点或民族主义的研究框架。即使写作本国的历史,也应尽力避免局限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范式,而应尝试进行两方面研究:一是研究本国的“国际”历史,即本国的历史如何受到外在的影响;二是研究本国历史的跨民族历史,也就是本民族文化如何在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得以建立,以及如何评价这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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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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