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涛:网络公共言论的法治内涵与合理规制

更新时间:2015-06-19 01:15:28
作者: 王涛  
例如致使被害人精神失常或自杀身亡。“危害国家利益”是指诽谤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外交使节等特定对象,不仅损害被害人个人的名誉而且危害到国家利益。《网络诽谤解释》新增了“引发公共秩序混乱的”、“引发民族、宗教冲突的”和“诽谤多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三种情形。

   上述对“情节严重”和“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解释都旨在通过诽谤罪规制更多的网络言论。这里涉及诸多不同类型的诽谤言论,但就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最为重要的其实是诽谤官员的言论。一方面,增加“情节严重”的行为使得更多的言论符合诽谤罪,同时也必然会使得更多指向官员的公共言论符合诽谤罪。另一方面,公诉启动条件的扩大初看上去与诽谤官员没有太大关系,但实践证明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让我们回头看看过去10年的情况。一直到2006年的彭水诗案,学界和实务界都对诽谤罪中启动公诉的但书条款基本保持较为严格的一致理解。尽管如此,司法实践中有些司法机关一直在滥用这个但书条款。2006年,彭水诗案曝光后,这个做法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引起了公众和法学界的高度关注,将诽谤罪完全自诉化的呼声此起彼伏。[14]2009年,公安部下发了《关于严格依法办理侮辱诽谤案件的通知》。2010年,最高检出台了《不能把对领导干部的批评指责视为诽谤犯罪的规定》。公安部和最高检都注意到了那几年突出的一个问题:不少地方官员以不合法的方式[如滥用公诉方式]利用诽谤罪来对付群众对地方官员的批评。虽然两个部门都对此明确做出了批评,提出了具体办案要求,但收效甚微。显然,扩大诽谤罪公诉启动条件的核心问题在于,它不利于公民对官员的监督,虚化了公民监督官员的权利。

   除了诽谤罪的公诉启动条件外,对诽谤官员的刑事规制还涉及诽谤官员的特殊性这个问题,即对诽谤官员与诽谤一般公民这两种情况的区分。直到《网络诽谤解释》的出台,我国法律都没有在诽谤问题上区分被害人为官员和被害人为普通公民这两种不同情况。没有任何规范性法律文件在犯罪构成要件或证明责任上体现出诽谤官员的特殊性。而诽谤官员的特殊性在于,诽谤所保护的名誉权与公民监督官员的权利存在某种冲突。公民监督官员的权利若想发挥其宪法功能,就需要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对官员名誉权的保护。此外,从诽谤罪条文本身及其司法适用来看,《刑法》对诽谤罪的规定和表述不够具体明确,显得笼统含糊。“捏造”是指什么?“事实”是指什么?诽谤罪是一种直接故意犯罪吗?什么是“情节严重”?证明责任如何分配?这些司法适用问题都亟待解决。由于官员一般都享有更多的社会资源[特别是权力资源],这就使得他们能够在诉讼中掌握一定程度的优势,特别是相关言论涉及官员的公务行为时,这些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如果缺少明确的法律规定,司法实践中就很有可能出现有利于原告[官员]的解释与推定。[15]在网络诽谤构成要件放宽和公诉启动条件扩大的背景下,对诽谤官员与其他诽谤行为进行无差别的刑事规制,将会严重虚化公民监督官员的权利。

   (二)对政治言论的刑事规制虚化公民监督政府的权利

   《网络诽谤解释》第2条规定:“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293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这样一来,《网络诽谤解释》通过扩张解释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使得寻衅滋事罪“网络化”。

   我们知道,诽谤罪原则上处理的是公民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而非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只有当公民的言论对其他公民的名誉构成严重侵害时,诽谤罪才有可能成立。如果公民的言论仅仅是陈述政治事务或表达政治立场[即发表政治言论],不指向任何具体官员,就不能适用诽谤罪。也就是说,“诽谤政府”这样的罪名是无法成立的。《网络诽谤解释》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这一情况,它对寻衅滋事罪扩张解释和网络化为政治言论的刑事规制提供了法律依据。不仅如此,它还提供了容易被滥用的法律漏洞:《网络诽谤解释》没有对“虚假信息”的内容做出具体限定,它将“公共场所秩序”扩展为“公共秩序”,将“网络空间秩序”纳入到“公共秩序”范畴中,将“恶意”与“虚假信息”联系在一起。[16]据此,公民的政治言论如果有所根据但却与事实不符、如果仅仅引起网络空间秩序的纷乱、如果被司法人员认定为“恶意”,则都可能会被定为寻衅滋事罪。对政治言论的此种过度刑事规制严重虚化了公民监督政府的权利。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寻衅滋事罪本身的弊端。如学者所言:“寻衅滋事罪作为传统罪名中典型的‘口袋罪’,被用于处罚社会治安领域内几乎所有的行为。”[17]一个罪名之所以成为“口袋罪”往往是由两个因素所导致的:一是条文规定的模糊性,二是司法实践的曲解。[18]在我国,寻衅滋事罪存在条文规定模糊这个立法问题,而且司法实践的曲解也异常严重。长期以来,寻衅滋事罪为公权力在受到社会压力和政治指示时主动出击,打击无法被归类的公民行为[或仅仅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行为]提供入罪理由。寻衅滋事罪的网络化将政治言论刑事化,而且这里的刑事处罚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19]特别是监督政府的政治言论往往批评政府的言论,所以政府具有更大的动机去打击言论者,而寻衅滋事罪在此时就会成为一把压制言论的“利器”。由此可见,寻衅滋事罪的网络化很容易虚化公民监督政府的权利。[20]

   2013年9月17日,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初三学生杨某因在微博、QQ空间上发表有关该县男子高某非正当死亡事件的不实言论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警方对其进行刑事拘留的理由是:杨某发布的“警察与群众争执,殴打死者家属”、“凶手警察早知道了”、“看来必须得游行了”等虚假信息煽动游行,导致高某系他杀的言论大量传播。部分社会闲散人员听信其误导,纠集数十人在案发现场,致使数百群众聚集,交通堵塞,现场失控,社会秩序严重混乱。[21]这一事件被称为《网络诽谤解释》颁布后的“第一案”。当地警方对寻衅滋事罪的理解和适用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并没有证据证明,杨某的言论和社会闲散人员的聚集之间存在严格的因果关系。其次,社会闲散人员和一些群众的聚集所造成的后果并没有达到社会秩序严重混乱这样的程度。杨某随意发表质疑警方行为的不实言论,这是不值得鼓励的,但我们不能要求公民的监督言论都是理性的、完全真实的,更不能随意地用寻衅滋事罪来规制这些不实言论。

  

   四、公民监督权的落实与公共言论的理性规制

   诽谤官员问题和政治言论问题其实分别是私权利[官员的名誉权]与政治权利[监督官员的权利],公权力与政治权利[监督政府的权利]之间的关系问题。由此可见,公民监督权是其中的核心问题。目前我们对公共言论的刑事规制从诸多方面虚化了这项基本权利,不利于我们有效地监督公共权力,建设法治国家。为了对公共言论做出合理的法律规制,让公民监督权发挥其应有的法治功能,我们需要充分考虑公共言论的法治内涵,将公民监督权落实到具体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动中。

   (一)落实监督官员的权利与诽谤官员的合理规制

   我国《宪法》第41条第1款以基本权利的方式为官员和普通公民这两种不同的政治身份设定了一个日常法治关系,即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公民有责任积极监督官员的行为和工作,只有这样的公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公民。[22]与此相对应,官员有义务将其工作做好,有义务解释自己的职务行为,有义务接受公民的监督。公民监督官员的权利并不是一项空洞的权利,它必须被落实到相关法律规范中,为公民的监督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为官员的积极回应提供有效的刺激,为官员的逃避和打击报复提供有效的预防。

   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普通公民和官员在法律上都被看做是平等主体的公民。因此,在涉及名誉受侵犯的法律问题时,无论被告和原告的政治身份如何,司法中都适用同样的构成要件和证明责任。从法律形式上来看,这种做法用法律平等来取代阶级区分,有利于对公民名誉权的平等保护,但从法治层面上看,它使得人民监督官员的公民责任(以及官员接受人民监督的政治义务)被消解掉了。在诽谤法律关系中,公民和官员之间不再存在实质性的、日常性的政治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官员甚至可以利用法律,义正严辞地反对公民的监督(包括正当的监督和不正当的监督)。[23]这种法律技术不利于落实公民监督权,不利于中国法治的完善。

   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官员同样也是公民,当然也享有名誉权。但问题是,官员肩负着公共职务,他们是一群特殊的公民,他们的名誉是一种特殊的名誉。公民通过言论监督官员的行为可能会引起公民和官员的诽谤法律关系,但它也隐含着人民作为监督者和官员作为被监督者的法治关系。我们不能仅仅从民事法律关系和刑事法律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这种法律关系,还应当同时从这背后的法治关系来理解这种法律关系。我们不能仅仅将民事法益和刑事法益作为这种言论的尺度,而应当同时将监督官员的权利作为这种言论的尺度。换句话说,当遇到此类案件时,我们首先必须将其宪法化,在公民监督官员的权利这个宪法层面上开始相关的法律分析和法律推理。

   如果我们从落实公民监督官员的权利出发来理解诽谤官员的言论,那么在处理官员名誉权和公民监督权之间的冲突时,合理规制诽谤官员的言论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基本要求:首先,官员的名誉权必须受到公民监督权的限制。《宪法》第27条第2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显然,宪法要求官员接受普通公民的监督,接受刺耳的甚至片面的批评,配合公民的监督。《宪法》第41条在设定监督权时明确了特定的对象,即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意味着官员的名誉权的保护范围比普通公民窄,对它的刑事规制应当受到监督权的限制。这种限制之所以是正当的,并不是因为普通公民作为对等的法律主体享有限制官员名誉权的权利,而是因为公民享有监督官员的基本权利。这种限制之正当范围的界定并不是根据监督的内容和效果,而是根据公民是否在行使监督官员的权利。只要公民针对官员的言论是出于监督官员的目的,那么我们就应当对名誉权施加某种限制[或为诽谤罪的成立规定阻却事由或免责事由],尽量保护公民监督权的行使。

   其次,应当尽量限制诽谤官员的公诉启动条件。《宪法》第41条第2款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国家机关应当积极响应和配合公民的监督,使得公民监督权进一步落实为有效的制约。这是对此项公民监督权之“积极性”的反面保障。如果扩大诽谤罪公诉启动条件有利于“压制和打击报复”的进一步实施,那么这种诉讼方式上的刑事化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在确定是否启动公诉程序时,我们应当在公民监督权的积极价值与具体言论所造成的“社会秩序与国家利益”损害之间进行谨慎的权衡。后者必须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提出更强的正当理由,才能对抗前者。[24]

第三,必须为诽谤官员的定罪设定严格的构成要件,官员必须对此承担更为严格的证明责任。基于公民监督官员的权利,诽谤官员案件必须在构成要件和证明责任上被宪法化,以限制其刑事化程度。官员为原告的诽谤罪的成立条件必须比普通公民为原告的诽谤罪的成立条件严格。当原告为官员时,我们必须在立法和司法上体现出对公民监督权特殊保护,以保障其“积极性”得以被落实。如果公民在履行这项公民责任时,发表一些错误意见,造成官员名誉一定程度的损害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就需要为这种错误意见可能带来的侵权和犯罪设置特殊的法定定罪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hongj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9497.html
文章来源:《法学》2014年第9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