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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兆松:论当代中国检察改革的

更新时间:2015-06-18 14:05:25
作者: 张兆松  

  

   内容摘要:我国检察机关是根据列宁关于法律监督理论,借鉴苏联检察制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60年多年来,尤其是检察机关重建30年多年来,我国检察机关在巩固国家政权、保护公民、打击犯罪、惩治腐败、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苏联模式"的消极作用日益显现,如何"去苏化"成为检察改革中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检察制度 苏联模式 检察改革

  

   一、回顾:前苏联检察制度对我国的影响

   (一)借鉴苏联模式,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有着天然的联系。列宁曾把年轻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称为"全世界社会主义大火的中心"。二战后,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照搬了苏联模式。1949年,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28年的光辉历程时形象地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49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在此文中毛泽东宣布了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陈营"一边倒"。中共中央在7月4日的报告中解释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与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陈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刘少奇也讲得非常清楚:"苏联是我们的模范,是我们的先生,苏联走过的道路,就是我们现在和将来所要走的道路。"1954年8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草稿)》又强调:"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这在我们是一点疑问也没有的。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要想避开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角度看,中国深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在政治方面,我们正是在学习苏联的情况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而社会主义只有苏联一个榜样,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以俄为师'。"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全面倒向苏联,废除旧法统,一切从头开始,走上了另外一条移植外国法--苏联法之路。"早在1948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肯定地指出:"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分立等。"这一论断表明,毛泽东关于新中国政治体制的构想中,首先是排除西方的司法制度。1949年2月,中共中央《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指出:"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应该废除。……司法机关应该经常以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国民党其他一切反动的法律法令的精神,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的精神,以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及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的办法来教育和改造司法干部。"这就意味着从法律继承的角度,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都被排除在外。那废除旧法之后中国的司法体制应该如何构建呢?唯一的选择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1949年,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苏联开始派法律专家来到中国,既帮助培训中国的司法干部,又积极为中国司法制度的建设出谋划策。50年代初,中国开始向苏联派遣法学留学生。通过上述"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使中国司法工作者加深了对苏联司法制度的了解,提高了其学习和移植苏联司法制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在50年代初掀起了一个学习和移植苏联司法制度的高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也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起草和制定的。

   (二)我国检察制度是借鉴前苏联检察制度建立起来的

   1949年6月,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期间,《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组组长董必武最先提出了设置最高人民检察署。但随后产生了争论,政协委员、原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蓝公武提出最高检应隶属于政务院。从内容上看,这种观点深受英美法系影响(英国检察机关隶属于内政部,美国隶属于司法部,都归于行政体系之内),但这个意见未获通过。走苏联的路是当时最主要的一种声音。时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的李六如在1950年1月的《检察制度纲要》中系统地阐述了这种思想。1950年7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绍禹(即王明)在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目前司法工作的几个问题》论及"关于中国检察制度问题"时,指出:"人民检察署的这种组织制度原则,是学习苏联检察制度经验和采取苏联检察制度精神规定的。目的就是要保障全国有统一一致的法制。……人民检察机关,不仅在任务和组织制度方面,应当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学习苏联检察制度的经验;而且要在检察工作方法、作风和方式上,也学习苏联检察人员的精神。"1950年8月6日,李六如副检察长在全国司法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新中国的检察制度,是与苏联的同一方向"。1954年9月制定《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时期的指导思想就是"全面学习前苏联'先进检察制度经验'"。

   关于检察机关的性质,1936年苏联宪法第113条规定:"对于各部及其所属机关,个别公务员以及苏联公民是否严守法律之最高检察权,均由苏联总检察长行使之。"1949年9月2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后者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检察署对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和全国国民之严格遵守法律,负最高的检察责任。"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第3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可见,在检察机关的性质和检察权的界定上我们是借鉴了苏联的做法。1979年6月26日,彭真指出:"检察机关的职权是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我们的检察院组织法就是运用列宁的这一指导思想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的。"

   新中国在开始建立检察制度时,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就决定把列宁关于法律监督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并把苏联检察制度的模式直接作为新中国检察制度的蓝本。这主要体现在:(1)确定检察机关的性质是法律监督机关;(2)建立独立于行政机关的组织机构,肯定检察机关的外部独立;(3)确立检察机关内部集中统一的活动原则;(4)赋予检察机关广泛的法律监督权,等等。当然,我国检察制度在借鉴苏联模式的同时,并没有完全照搬,而是进行了一定的本土化改造。主要体现在:(1)我国的检察机关不具有前苏联检察机关拥有的一般监督权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我国检察机关实行的是专门性的法律监督;(2)我国检察机关的监督不是最高监督,是在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制度下的法律监督;(3)我国检察机关的领导体现最终被确立为双重领导体制,而非前苏联的垂直领导体制;(4)我国检察机关不同于前苏联制度那样内部实行检察长一长制,而是由检察长主持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合议制等。60年多年来,尤其是检察机关重建30年多年来,我国检察机关在巩固国家政权、保护公民、打击犯罪、惩治腐败、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苏联模式"的消极作用日益显现,如何"去苏化"成为检察改革中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

  

   二、评析:借鉴前苏联检察制度的教训

   (一)党委审批、协调案件,影响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

   苏共执政体制的核心问题是党政关系问题。"从党和苏维埃在体制中的相互关系来看,苏共对国家全面领导的政治体制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在苏共执政的第三年,列宁就察觉到俄共(布)的执政体制存在着党政不分问题。俄共(布)八大专门就党政关系问题作出决议,指出无论如何不能把党组织的职能同国家机关即苏维埃的职能混淆起来,否则,"会带来极其危险的后果"。"党应当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维埃宪法的范围内贯彻自己的决定";"党努力领导苏维埃的工作,但不能代替苏维埃"。但在整个列宁时期,俄共(布)都没有从理论和实践上彻底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斯大林则把"党政分开"理解为党作出决定,国家机关和其他社会团体执行这些决定。他把列宁时期在特殊情况下形成的党政合一体制,进一步发展成为高度集权体制,并且传授给其他国家执政的共产党。30年代苏联大清洗时,经苏联法院审判、镇压、关禁闭、判徒刑的有370多万人,表面上都经过检察院起诉、法院审判,但检察院、法院都在党的严密控制之下。1936至1938年的莫斯科三次大审判,受审判的被告人数分别为16、17、21,除第二、三次各有3人获有期徒刑外,其余的被告人全部枪决。当年著名的列宁遗嘱中提到了6位苏共领导人,除斯大林外,其中4人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都在三次大审判中被处决。新中国的检察制度,除学习和继受苏联检察制度的经验、模式和原则外,"突出党对检察机关的绝对领导,亦是新中国检察制度建设所沿袭继受的核心内容。"

   1.党委直接审批案件

我国政法系统实行有关案件的党内审批制度,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建国之初,国家政权的镇压职能十分突出。而当时国家司法机关处在初创阶段,也来不及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在这种特定环境下,为了防止在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出现"左"的偏差,1951年党中央在镇反运动中要求:"整个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必须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一切公共机关和有关镇压反革命的机关的负责同志都必须和过去一样坚决接受党的领导",并规定有关逮捕、审判尤其是死刑判决,均需经过相当一级党委审批;特别重要案件的判决,则需报经党中央批准。1954年宪法实施后,政法系统从保证党在对敌斗争中的统一领导出发,强调决不能因为有了法律程序就放松公检法系统办案的党内审批制度。这项特定情况下解决特定问题的领导制度由此长期延续下来。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审判独立"等言论被视为"反对党的领导",持这种主张的同志被打成了右派。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党对司法工作的全面的、绝对的领导地位也牢牢确立了起来。195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在批转最高法院和司法部党组《关于司法工作座谈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反右斗争情况的报告》中,批示"全部审判活动都必须坚决服从党委的领导和监督;党委有权过问一切案件"。1957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政法部门需要彻底的整顿》指出,区分党对政法工作的"政治领导"与"对政法机关具体工作的干预和代替"的观点,是右派分子"挖空心思,找出种种的理由和借口来反对党的领导"。"党委审批具体案件是防止错案的重要保证。除了党经常教育法院干部严肃慎重的处理案件以外,党委通过审批案件,还能纠正审判人员的某些主观片面的错误。"在这种社会政治舆论影响之下,"党委审批案件制度"得以不断强化。195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向中央报送《关于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提出:"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不仅要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党对审判具体案件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指示和监督。"。党委审批案件的做法很快由法院系统蔓延到检察系统。例如,当时某地方检察刊物在同一期发表了两篇论文,一篇以具体案例的方式说明严格服从党委领导、党委审核批捕决定的重要性;另一篇则针对"右派分子极力反对党委审查决定批捕或起诉案件"的观点,进行了理论上的批驳。"针对当时'右派'关于党委不懂法律,其审批案件无宪法规定的意见,反右后确定:1.党委审批案件是党委对检察机关实行监督的基本制度;2.党委审批案件,有利于及时正确地贯彻党的政策方针和指示;3.(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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