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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国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文新译本译者感言

更新时间:2015-06-13 18:46:40
作者: 苏国勋 (进入专栏)  
以摆脱过往几十年来对帕氏译本一家之见的路径依赖。譬如,帕森斯在《新教伦理》的结尾处将韦伯描述人类未来处境使用的德文stahlhartes Gehause译为iron cage(铁笼),这个用语在整个人文学界已经获得了广泛传播,成为批判理论揭示理性化未来发展面临作茧自缚式的困境的一个概念。 而卡尔伯格将其译成“钢铁般坚硬的外壳”(steel-hard casing),意图在于唤起人们警醒一种即将要出现的黯淡前景。Cage(笼、牢笼)意味着巨大的刚性,没有像casing(外壳)那样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不具有太强的限制性,甚至可能会被剥落,表达的是一种社会现象的偶在性,而不是刚性的规律性、必然性或者线性进步史观所强调的单义的决定性。一个概念两种细微含义上的差别,表达了对韦伯原著精神——以理性化为表征的现代社会发展前景——的不同理解,通过比较和鉴别读者自然会分辨出韦伯的复杂而多元因果性的比较历史研究与帕森斯现代化理论所体现的线性进步史观的单义决定性之间的分野,两相比较,差别立见,从而提高对原著深邃涵义的理解。

  

   纠正过往的一些误读

   对古典大家作品的多译,本身就是一种再理解、再诠释。同样,阅读不同的译文,本身就是一种比较和鉴别,可以提高对经典文本深邃意义的理解。中国文论常说:诗无达诂,意思接近人文学科深邃涵义关乎个人生命体验具有独一无二性,几近不可传译,或者只可意会不能言传。这里对此不做方法论上的探讨,新译本只是力求给读者提供更为广阔的视野,或可对以往的理解起到一些补充和纠正的作用。譬如,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论集·绪论》开宗明义第一句话:“身为现代欧洲文明之子在研究普遍历史问题时”,其中的“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一词,三联版和广西师大版都译成“世界历史”。卡尔伯格在这个概念之后的注释指出,这个词最早来自德国学识渊博的赫尔德(1744-1803)的用法,19世纪意指德国的一种历史编纂学。它避免专门的研究,试图提供关于某一整个历史时期或者文化区域的一种综合化的描述。例如,T.蒙森关于古罗马,J.布克哈特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E.特勒尔奇关于基督教的历史研究。卡尔伯格明确地指出这个词并不意指“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这个注释不仅纠正了前两个译本中的误解,而且对提纲挈领地把握韦伯的比较宗教-历史研究的主旨具有重要的提示作用,即“各种情景因素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结合起来产生了那些在西方,而且仅仅在西方出现的,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有效性的文化现象?”换言之,在特定时空中产生的文艺复兴、基督教作为一种“历史的个体”,却对不同地域的文化具有“普遍意义”或有效性,这就是“普遍历史”一词所包含的深刻意涵。它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缠绕,即镶嵌关系(embeddedness),属于德国特有的比较文化-历史研究。韦伯的“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所要处理的不同文明中的“理性化”,就是这样一个“普遍历史”问题,而非“世界历史”的问题。

  

   社会学不只是社会认识的有用工具

   韦伯说他本人是“宗教上的音盲”(religiously unmusical),表明他是以社会科学的眼光看待宗教信仰问题的。在他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理性化的、“除魅”的世界,已不复有宗教先知立足的余地。面对多元价值之间的竞争、冲突,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人,应该秉承“责任伦理”的心态,仔细地考量各种因素的作用并权衡利弊得失,充分考虑到自己的选择带来的可能后果,在心怀道德和追求效率之间寻求葆有张力的平衡,面对当下的情景去果敢地应承挑战。换言之,韦伯极为重视在行动实践中事实认识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内在一贯性:一方面,实践主体基于“自由的人格”能够贯彻其意志之选择;但另一方面则必须基于“存在是什么”的事实认识审慎地谋划实现目的的手段以及预见可能的后果;职是之故,责任感愈重,对目的-手段合理性关系的认识就愈充分、愈彻底,就愈益要求在伦理信念与社会行动中表现出严格的首尾一贯性。这就是说,“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或“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之间并非绝对互相排斥,反而在特别组合下适足以成就韦伯心目中的“具有真正自由人格的人”(参见施鲁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在《新教伦理》一书中,韦伯成功地展示了清教徒如何在信仰的观照下把基于“预定论”和“天职观”一类的“责任伦理”与世俗职业人的“工具合理性”行动方式结合起来,塑造了现代的企业家的人格特征并最终导致理性的劳动组织——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

   从这个意义上看,对韦伯来说,社会学不仅仅是关于社会存在的知识或者认识体系,不只是为了给目的-手段合理性的行动提供工具,仅限于此,社会学知识就仅仅是一种实践的方便手段或有用工具。更重要的是如何把目的-手段合理性的行动变成具有伦理意义,亦即使目的-手段合理性的事实认识对实践的价值判断发生影响,成为实践主体形成独立人格的依据;从而通过目的-手段合理性认识,使行动与道德责任相联,自觉地过着既是合理性的又是符合道德的诚实生活,以便应承日常生活的当下要求。这就是“目的合理性行动”与“责任伦理”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韦伯心目中的社会学之真正使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把康德的道德形而上预设放到了社会行动的经验事实层面上来加以诠释,或者说,这就是“理解的社会学”对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科学与道德的关系即“仰望星空,心怀道德”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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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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