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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国勋:形式合理与实质合理并重,才是好的社会

更新时间:2015-06-13 16:47:52
作者: 苏国勋 (进入专栏)  
致使一切学术都玄学化艺术化,所以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的”。

   第二,韦伯所说“迷信巫术和传统主义是中国文化的特征”,既有正确的成分,也有那时代西方学者普遍具有的“欧洲中心论”的偏见。韦伯的这一结论主要针对道教而言,其中包含许多对东方文化认知上的缺陷。

   第三,韦伯考察的是资本主义为什么首先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中国,他并没有断然否定在东方发展市场经济的可能性。他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在中世纪时在经济上比西方具有更高成就,却没有首先发展出资本主义。在这里,他主张对社会既要做分析性的因果说明,同时还要做诠释性的意义理解,坚持社会研究中制度论进路和文化论进路并行不悖。

   社会学的“社工化”与整个社会风气的浮躁有关

   文汇报: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在您看来,社会学能为当下的社会纠偏做些什么?

   苏国勋:我认为,正确理解现代性中的理性悖论,对我们认识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有借鉴意义。一个社会中主流群体的行动取向如果只关注达至目标的手段的有效性,而忽视确立目标的价值正当性问题,就会造就一个不适宜人的健全发展的畸形社会,致使社会迷失方向;反之,一个社会中主流群体的行动取向如果只关注价值的正当性问题,而不顾手段的有效性问题,则必然导致社会全面停滞。

   目的合理性的认识怎样去导致责任伦理,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当代中国为了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社会学强调应用研究确实非常必要。但仅限于此,社会学知识就只能成为一种实践的方便手段或有用工具。更重要的是,如何把目的-手段合理性行动变成具有伦理意义,即,使目的合理性的事实认识对实践的价值判断发生影响,成为实践主体形成独立人格的依据,使行动与道德责任相联,自觉地过着既符合理性又符合道德的诚实生活,做到身心、知行、体用一致,以应日常生活的当下要求。这种社会学难道对我们现实生活不具有启发意义吗?这是应把社会学视为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汇报:眼下,学界非常强调学术研究要面对真问题,要接地气。对经验事实的关注于是被大力推崇。我们知道,您本人曾就人们对实证的误读做过多次辨析,认为实证并不只是经验事实的简单堆积,而是需要人们对经验事实之间的关联做出解释。人们对实证的误读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苏国勋:对实证的误读,简单说来,是片面追求效益最大化、“工具理性”过度膨胀的结果。就社会学这门学科而言,还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众所周知,社会学的直接源头是孔德的实证哲学,在近二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实证主义一直是这门学科主导的方法论原则。孔德在论实证精神的小册子里明确指出,所谓实证是指经验观察加上理性思辨,这与涂尔干所说的社会学从知识论上看是介于古典经验论与先验论之间如出一辙,而与我们现在有些人所理解的实证只是用经验加以证实的看法相去甚远。

   社会学早期在欧洲的发展,确实还带有那一时代孔德实证主义中唯理智论(intell ectual i sm)的痕迹。譬如从人类理智的“三阶段”发展模式推论出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不同类型,又譬如把社会与生物有机体做类比,这中间的历史唯心论因素固然需要剔除,但其中确也昭示我们什么才是“实证精神”的真谛,这部分内容应该予以继承。而当20世纪这门学科进入美国后,一经与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思潮相结合,就向着以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为主的应用研究方向迅猛发展,其在量化技术、研究方法、规范程序等方面做出了诸多贡献,但同时也使这门学科具有了浓厚的工具论-实证主义的倾向。这个倾向被瑞泽尔称作“社会科学的麦当劳化”。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社会学都深受美国影响,并非中国社会学所独有,但是,却鲜有如我们这样把社会学向“社会工作”方向转化的。近年来为抵制美国的“社会科学麦当劳化”,一些国家的社会学有人类学化、政治学化、史学化、甚至神学化的发展趋向,但都是朝着与自己本身抽象程度相似或者比自己抽象程度更高的方向变化,而不是相反。社会学的社工化学到的正是“麦当劳化”最值得摒弃的部分——将社会学的形式程序与其实质理论拆分,使之成为只有形式正确的程序方法而丧失实质正义的理论之怪胎。这一情形不能不说是与我们国家当前某些急功近利、浮躁的风气有关,包括社会科学的理念、制度以及科学共同体的评价标准等诸环节,都要通过深化改革加以改正,否则将对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文汇报:学科的精致细分导致人们对社会缺乏整全的认识。在您看来,当代知识界对社会的整全式认知,是否反而不及韦伯那个时代了?

   苏国勋:早期的社会学强调整体观察视角,人们可以说它有宏大叙事的弊病,缺少细分,缺少构成社会的原子——个人——的观点,但它有整体的观点,譬如涂尔干的社会实在论,也称“社会学主义”。现在学科分得非常细了,几乎社会生活有什么领域就相应地有什么社会学,结果社会学地分支学科像肥皂泡似的满天飞。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就会碎片化,社会学最后连“社会性”这个灵魂都没有了。无怪乎有人讽刺说这是“庸俗社会学”。其实,“庸俗社会学”原指整体论的“社会学主义”,当把任何一种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最后都归诸社会性因素的做法,就被称为庸俗社会学。时过境迁,没想到现在又被用在了分化论的头上。

   大家知道,当代科学知识正在出现一个不断分化又不断整合的发展趋势。但是这种分化和整合都要有个度,不能无限微分下去成为碎片,也不能变整合为复归原来的自然哲学。对于社会学来说,这个度就是以不能妨碍对这门学科赖以安身立命的“社会性”观念的完整认识为限——其中功利性的自我保存和道德性的集体约束之间相互依存、制约,不仅形塑了社会学中个人与社会的二元结构及其张力,而且也为我们理解现代性的社会秩序之本质及其演变形态提供了不二法门;说到底,现代社会秩序是由它所包含的自由个体和群体制约两种要素的对立统一。在社会学思想史上,第一次把社会性所包含的二元因素解释清楚、并把研究二者的方法综合起来的是韦伯;首先把韦伯著作译成英文、使之在国际学术界传播开来,并创立结构功能主义的是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他的结构功能分析和社会系统思想把现代社会秩序中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恰当地结合起来,为后人树立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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