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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国勋 :从社会学视角看“文明冲突论”

更新时间:2015-06-13 16:34:00
作者: 苏国勋 (进入专栏)  

  

   一、“文明冲突论”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于1996 年发表的“文明冲突论”,试图为人们重新认识冷战后的世界格局提供新的视角,其论述主旨是要人们相信,冷战后世界的根本冲突将不是以意识形态为主,或以经济为主;人类的重大分野和冲突的主要根源?俏幕?幕蛭拿鞯?民族国家虽然仍是世界事务中最有力量的行动者,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跨越国家疆界、信仰不同宗教、分属于不同文化的民族和族群之间,文明冲突将成为未来的主要战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为世界的未来勾勒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前景:伊斯兰文明有可能与儒教文明联手一起对抗西方基督教文明,由此引起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可能导致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滥用并最终演变成全球性战争。对于饱受20 世纪战乱之苦和即将迈入一个新千年的人类来说,这一有关世界未来前景的预言无疑令人倍感沮丧,不啻是可怕的梦魇。

   “9. 11” 事件后,美英联军未经联合国授权便出兵攻打伊拉克,使冷战后的中东局势骤然发生变化, 人们很自然地把当前国际形势与文明冲突论联系起来。但亨廷顿在2001 年10 月20 日《纽约时报》上答记者问时说,本拉登等人显然想把这一事件策划成伊斯兰教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而且也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危险性。他认为,如果美国国内一些人借助“9. 11”这个突发事件强烈要求打击其他恐怖组织以及支持恐怖组织的国家,那么就有可能扩大成文明的冲突。或者如另外一些人所言,如果伊斯兰激进派通过宣扬穆斯林和西方的价值观截然对立而掌控了大权,那么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对立也将会成为一种“文明冲突”。现在看来,上述两种假设的前提条件正在一步一步地变成现实,因而“文明冲突论”也正在演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所谓“自我实现的预言”(the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是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 Merton) 在揭示人类社会活动的建构特征时使用的一个概念,意思是说一个本来属于不实的期望、信念或预测,由于它使人们按所想象的情境象去行动,结果是最初并非真实的预言竟然应验了,变成了真实的后果。按照默顿的解释,“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个概念是以著名的托马斯定理(the Thomas theorem) 为基础提出来的。托马斯定理是一个关于“情境界定”(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 的定理,其含义是说,如果人们把一个情境定义为真实的并按照这一情境界定去行动,那么其结果就将是真实的(Merton , 1968 : 475 ; 默顿,2001 : 8) 。“自我实现的预言”的例证在社会生活中所在多有,这个概念对于解释某些社会现象的启发作用已在社会学中得到普遍承认,由于它与社会建构论具有一定契合关系,因而对于深入理解当代民族、种族、宗教关系以及社会偏见和性别歧视的起源和作用,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参见苏国勋,2003) 。其作用机制与国人所说的“征兆”、“先兆”类似,它会通过某种暗示、象征或隐喻,诱发人们某种心理或萌发人们某种情绪并使人按照这种建构的情境去行动,从而导致某种预想的结果出现,即所谓的应验。

   从“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一概念来看“文明冲突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情境”,即怎样研判现今的形势。布什总统在不同场合曾讲述过的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有三个:最初指责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继而又指控萨达姆政权暗中勾结和支持“基地”恐怖主义组织;最后竟然又宣称是为了推翻萨达姆独裁政权,帮助伊拉克实现政治民主化。再加上他对世界各国在反恐问题上那种善恶对立、二者择一、非此即彼的警告——“不站在美国一边,就是站在恐怖主义一边”——都表现了布什欲从恐怖主义的威胁中拯救世界的“使命感”,为此最初他把攻击伊拉克的战争命名为“无限正义行动”,这就是美国当权者对当时情境的界定。所谓“界定”就是确定事物的性质和范围并给出名称,这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正是这一界定赋予了美国出兵攻打伊拉克的“正当性”依据,遂使“文明冲突”的预言逐步得以应验。现在战事已然过去半年,美国撇开联合国单独搜寻罪证也已数月有余,可是迄今仍拿不出证据证明布什当初的指控是正当的,从而在世人面前陷入深深的被动。至于第三个理由,则完全是为了证明自己先发制人地对付假想的情境(敌人) ——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际恐怖主义、或两者共同构成的威胁——而发动战争的行为是正当的一种口实、说词,或曰外交辞令。这种“输出自由民主”的说法与冷战时期另一种“输出革命”的说法逻辑上如出一辙,都是借助某种超验的“实质正义”原则为自己的民族利己行为寻找合法性。美国在取得军事胜利后却深陷伊拉克泥潭不能自拔反而寻求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援手的尴尬局面清楚地表明,倘若新保守主义者不愿意承认单边主义地先发制人的武力威胁会令世人不安,倘若他们不愿意通过联合国机构和多边程序去寻求打击怖主义的途径,那么他们对恐怖主义的指控就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问世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当时冷战刚刚结束,西方世界正处在欢庆自由主义民主体制胜利的亢奋中,也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之类否定意识形态作用的“历史终结论大行其道之时。“文明冲突论”却力排众议,反其道而行之,刻意强调文明、族裔认同意识在未来事变中将起到重要媒介作用,甚至会扮演推波助澜的角色,在全球化脉络下,凸显宗教信仰、文化传统所导致的称霸与反霸冲突将日益尖锐化,自有其不容忽视的警世意义。但亨廷顿关于未来儒教将联合伊斯兰教共同对抗基督教文明的论断,除了表现出他对东方文明、尤其中华文明缺乏起码的认识及其骨子里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之外,还有更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

   20 世纪90 年代是保守主义在美国取得全面胜利的年代。1991 年前苏联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联盟国家的解体以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是其开端,共和党1994 年赢得了自50 年代以来对国会的首度全面掌控则是其具体体现。再往前追溯,60 年代后期尼克松入主白宫中断了自1932 年经济大萧条罗斯福推行新政以来至二战后时期“美国的革命性转变”,开始了一个社会政治上自由派逐渐衰落、保守势力不断增强并主导美国政治的时代。80 年代里根的共和党政府两届执政(1981 -1989 年),以及随后乔治布什入主白宫为保守主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以致于到了90 年代,“几乎没有任何政客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自由派。大众媒体和政治辩论为推崇自由市场的神圣性和斥责‘大政府的邪恶性的保守主义思想所充斥,既为作为民主党人的比尔克林顿总统全盘接受,同时也为许多共和党人所接受。90 年代里,各级政府不再充当推动社会和种族进步的角色,反而削减规模,否定了向社会不平等宣战的传统” (方纳,2003 :451) 。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一种新的世界主义理想即将实现的错觉,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就是一个例证;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一种反全球化趋势,这是一种针对全球化的逆反心态,被称为“排他性”的反叛情绪,即重新强调种族和社群的认同感和合法权利的“身份政治” (identity politics) 、“承认政治”(recognize politics) 和“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 。作为后一种情绪的两个极端,一个是各种激进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譬如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东南亚国家的伊斯兰团等,由于其野蛮残忍的国际恐怖行径而恶名昭著并为世人所谴责;另一个是种族主义的文明进化观又沉渣泛起,譬如90 年代中期美国出版的一本题为《别人的国家: 关于美国的移民灾难之共识》(Peter Brimelow , Alien Nation : Common Sense About American’s Immigration Disaster , 1995) 的著作认为,一个国家应该是个民族文化的共同体,一个文明必定拥有一种通过血缘产生的联合体;当前,非白人移民已对美国的历史文化认同传统构成了威胁,而真正的美国人——白人则处于被次等民族吞噬的危险之中(方纳,2003 ,458 -459) 。尽管作者抱怨亚裔移民已把南加州密密麻麻地覆盖了一层,却只字未提并不太久以前(1840 年代),正是这些白人的先祖用暴力把土著的墨西哥人驱赶出其世代居住的加利福尼亚家园。

   而这后一种倾向反映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死灰复燃,这是种族主义与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传统——反国家(干预) 主义——的结合。它们主张,国家不应干涉经济运作的自然方式,同样也不应影响种族、族群自然的能力、贫富分化。针对少数族群追求自身权利(种族的、文化的或性别的) 的诉求,它们反其道而行之,主张承认和赞赏族群差异并发展出一种特殊的、属于他们自己群体的“认同政治”观点,其理据不外乎一种陈旧而发霉的观点:世界被分成为亘古不变的种族秩序,每个种族在从低到高的进化等级序列上各有其特定位置,各自遵循着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进行着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这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见解,刚一出笼便为世人所诟病,即使在保守主义阵营内部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论,但它却反映了美国政治文化中更广泛意义上的分歧,即作为美国立国根基的“自由”理念是否还能算作一种普遍主义的价值观?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脉络中应运而生的。在他勾勒的后冷战世界图景中,那些基于不同种族、文化、历史的文明将相互屠戮,角逐霸权,其实质仍然是不同种族之间为获得有利的生存空间和资源而进行的生存斗争。对此,方纳是这样评论的:

   对亨廷顿来说,自由是一种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种族环境下的权利,而不是一种普遍的权利。尽管他没有明确地说出来,但他的这种观点不禁使人想起18 世纪的“英国人的自由”传统和19 世纪以种族为基准的盎格鲁-撒克逊主义。他否定了西方与世界其他各地区的“相关性”,这是对传统的普适性自由观的背离,后一种思想起源于美国革命时期,并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被极为有利的强化了。(方纳,2003 :459)

   联系布什政府在“9. 11” 事件后的一系列单边主义作为及其广受非议的中东政策所导致的巴以冲突愈演愈烈的僵局,人们似应对“文明冲突论”与新保守主义的内在关系有更深的认识。

  

   二、伊拉克战争的宗教社会学解读

   伊拉克战争的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断言萨达姆政权存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主义,实际上这场战争与美国的中东政策所造成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长期未能解决有着直接的关系。巴以冲突由来已久,其本身有着复杂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原因,中间涉及到民族、宗教、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的纠缠,再加上大国势力的角逐,致使中东地区成为自二战结束后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区,迄今巴以双方战事频发、以暴易暴的仇杀事件持续不断,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同时也是人们观察“文明冲突”的窗口。凡是关注国际关系的人都可以发现,美国的中东政策明显带有偏袒以色列的倾向,这里除了犹太移民在美国具有能左右世界金融走势和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雄厚政经实力因素之外,还有其更深刻的宗教文化方面的原因。

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北美媒体纷纷谈论原芝加哥大学教授施特劳斯(Leo Strauss) 的政治哲学,诠释它与布什新保守主义的深层联系。受此影响, 国内学界也开始翻译出版施特劳斯的著作,许多论述也试图多方探寻美国新保守主义内外政策形成的原因,人们尽管对此看法不一,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美国研究的论域完全超出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利益范围,开始关注对象的深层次思想文化根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uwen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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