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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国勋:社会学与社会建构论

更新时间:2015-06-13 00:16:53
作者: 苏国勋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论及社会建构论的基本观点,对众多西方社会学家的有关论点作了评述。与此同时,文章还涉及到后实证主义、常人方法学、科学知识社会学乃至社会学的相关理论。

  

   一、社会学与后实证主义

   社会学自19世纪上半期从哲学母体中脱胎分化以来,基本上是沿着实证主义的传承发展的。在其早期命名人孔德那里,这门学科以自然科学为楷模,试图发现社会构成和变迁的某种普遍规律性,力求对社会达到客观性和真理性的认识,最终的目标是使社会研究成为一门科学,即“社会学”。可以说,社会学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基本上以实证主义为主线,其间虽然也曾受到新康德主义的“精神科学”(包括文化和价值)的有力排拒,引起过一次次关于这门学科性质的论辩,但这些对立的观点和视角始终没能改变社会学的初衷。尤其进入20世纪后,社会学的研究重心从欧洲大陆转移到北美后,美国社会学以其鲜明的实用性并以应用研究为主要方向把这门学科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美国社会学的几个研究中心代表了实证主义社会学所达到的最高成就:以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为代表的哥伦比亚大学在调查方法和统计技术上的探讨为社会学研究的规范化提供了标准;以R.帕克为首的芝加哥大学在社会问题研究上的成就成为应用社会学的典范;而以帕森斯为核心的哈佛大学在理论上的建树,则把结构功能主义推上战后西方社会学方法论的主流地位。帕森斯学说具有大而无当的“巨型理论”(grand theory)性质,因而难以在经验上加以验证,但与传统经验主义相比,它在强调经验归纳的概括作用(与生物有机体类比,社会被视为系统)的同时,增加了演绎成分(文化作为价值的体现,对行动具有决定作用)的重要性,这就导致这一理论一方面带有“抽象的经验主义”(abstracted empiricism,米尔斯语)性质,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整体论的功能主义(holisticfunctionalism)。概而言之,仍未脱实证主义窠臼。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哲学中历史—社会学派的兴起,社会学实证主义受到了沉重打击。波佩尔、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人阐发的“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m)思想导致了科学哲学中的革命,同时也对社会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以库恩为代表的科学哲学中的历史—社会学派阐发了科学理论中的诠释学性质,这极大地鼓舞了社会科学家冲破实证主义的科学统一观、科学方法的整体性的樊篱;不再相信自然科学会提供出某种真理性知识或普遍性法则,以及能够从中产生普遍有效的解释和预测;人们转而相信科学获得巨大成就的秘诀与其说出自某种方法论的内在逻辑,毋宁说取决于科学的社会、文化、制度、组织等外在因素;过去被奉为圭皋的、高不可攀的科学性观念以及所涵括的客观性、合理性、真理性是科学本身不曾达到、也不会达到的标准。这样一来,过去实证主义所孜孜以求的社会学之“科学”地位一下子被这种诠释学批判击溃了,以此为契机,社会学在其发展中迎来了后实证主义时代。

   后实证主义在科学哲学中也被称为后经验主义,它是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在科学哲学影响下出现的一股强劲思潮,其主要关注点是社会认识问题,试图在弥合传统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与理解的社会科学之间对立的基础上致力创建后实证主义方法论。后实证主义这一总称包括各种不同的取向,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批判的理性主义(波佩尔、霍尔顿)、科学史—社会学派(库恩、拉卡托斯)和科学实在论等(参见J.Alexander,1982)。从发展沿革上看,后实证主义思潮大致经历了三个相互联系的时期。20世纪30~40年代,西方社会科学共同体都强烈支持激进的实证主义科学观,把科学仅视为归纳和经验的实证的结果,强调在事实和价值之间作出严格的区分,主张科学只与事实相关而绝不涉及价值。50年代后,开始转向后来被称为逻辑经验主义的立场,虽然承认了概念化和模型这样一些理论要素在科学认识上的重要性,也接受了“非观察性实体”的存在,但同时仍认为一切理论陈述都可以通过纳粹经验、实验的程序而得到证实或证伪。80年代以后,后实证主义或后经验主义开始在社会理论中产生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可以看到后实证主义的不同形式的表现。例如,一些人站在反实证主义立场上试图把判断的理性主义、哲学诠释学以及存在主义等个别观点结合起来,批判地重新考察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基本原理(可参见ed.by R.S.Cohen,Epistemology,Methodology and the SocialScience,1983)。另有一些人把“后经验主义”的各种形式与逻辑经验论的批判联系起来,试图表明两者之间的承续性,以求在扩展古典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立场上为理论知识的构成提出更为严谨的策略(可参见 D.Thomas,Nationalism and SocialScience,1979)。还有一些人基于实在论的科学哲学立场,借鉴历史唯物主义的个别原理,试图提出能延续自然主义方法论传统的“社会实在论”概念,以克服社会学实证主义和理解的社会学传统二者之间的极端和偏颇(可参见R.Keat,J.Urry,Social Theory asScience,1975)。

   虽然后实证主义思想在60~70年代甚至更早的M.波兰尼(《个人知识》,1958)、奎因(《从逻辑的观点看》,1953;《词与物》,1960)等人的著作中就已显现出端倪,但最具影响的论述当属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库恩的基本观点认为,科学对事实的观察和说明总要通过现存的“范式”(paradigms)或理解的框架(framework ofunderstanding)而展开。“范式是科学的构成要项……也是自然的构成要项”,因此,“范式对科学之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同于观察和实验。”(库恩,1970/1985)这样一来,他就把科学革命描绘成一种经验观察和先验范式之间互动的双向过程,直接击中了实证主义将感觉经验绝对化、理想化的要害,为后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奠立了基石。库恩另外一个对社会科学产生重要影响的概念是“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这是库恩考察科学史后得出的想法:即使在最严格、客观的物理学中仍然有相互冲突的物理世界。由此进一步引出了关于“不足以确定性”(underdetermination)的概念,它指涉的是这样一个问题:逻辑上可能的理论与经验材料并不一定相符合,因此,经验证据无法确定理论是否正确。人们还可以从费耶阿本德和后期维特根斯坦日常语言分析中找到类似的思想。不足以确定性中所蕴涵的相对性成分导致一些人产生了更激进的想法:既然经验论据无法确定一种理论比其竞争对手更优越,那么诉诸社会因素解释即社会学解释就应该被认可。这后一种观点中所包含的对科学合理性的激进怀疑主义态度正是当代被称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坚持的主张,并使它与后实证主义中占主流地位的理性主义观点分道扬镳,走上一条激进的相对主义不归路。

  

   二、社会建构论与知识社会学传承

   “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s,简称SSK)是70年代最初在英国发展起来的一个科学社会学流派,其主要成员一部分来自爱丁堡大学科学研究部(the Science Studies Unit oftheUniversity of Edinburgh),故被称为爱丁堡学派,代表人物有巴恩斯(B.Barnes)和布卢尔(D.Bloor),他们以对科学知识生产和增长的宏观解释策略——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而著称;另外,科林斯(H.Collins)则以经验相对主义纲领而闻名;而拉图尔(B,Latour)、伍尔加(S.Woolgar)和林奇(M.Lynch)则主张对实验室的科学生产过程做微观的民族志研究。这几种取向共同构成了当代所谓对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之主体,虽然在具体问题的认识上他们之间也有细微的差别,但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反对后实证主义主流学派对科学权威地位的辩护,摒弃科学社会学在美国发展时期的默顿模式,强调要把知识社会学的原理推进到科学知识生产的关键部位,即与知识内容直接相关,而不只是像默顿学派那样仅仅研究影响科学发展的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他们对库恩关于范式的历史性和相对性思想作了更激进的解释,不仅把它引入对科学的解释,而且还进一步从中引出许多从不同侧面影响科学知识的稳定性和质疑科学理论的客观性的社会性因素,进而认为科学理论具有内在的诠释学性质。换言之,包括科学理论在内的一切知识的内容归根结底都由社会、文化因素的参与和作用而形成。被他们经常引用的那些社会性侧面有:社会关系、利益、共识(consensus)、习俗约定(conventions)、劝说(persuasion)、修辞(rhetoric)、权势网络(networks of power)、文字记载(literaryinscription)等。这种对科学的合理性、客观性抱持的怀疑主义态度和相对主义立场构成了SSK的基本认识论前提。SSK这种研究科学知识的方向或策略被称为“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sm orconstructionism)。

   “社会建构论”作为SSK不同取向所共同具有的一种研究策略,从严格意义上讲,本来属于科学哲学范畴。但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它却从主旨取向上与广义的社会学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内容上与狭义的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发生了交织。故其影响并不限于哲学和社会理论,而且涉及社会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参见A.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该书是社会建构论观点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代表作)。

   众所周知,社会学在其早期奠基人那里,具有很强的“社会决定论”色彩,强调研究人类一切活动要把社会性因素放在首位。社会性,如在迪尔凯姆那里,就像“物”一样是一种客观事实,因而具有客观实在性;它外在于人的意识具有普遍性,能支配人的行为,具有强制性。人们还可以通过他对社会学方法规则的论述看到迪尔凯姆思想中的社会实在论、整体论(社会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与个体主义相对立)、功能论(功能分析优于因果考察,拒斥各种形式的化约论)成分。迪尔凯姆早年在与莫斯做原始分类研究时就已经认为,应该从群体结构和群体关系中寻找思想范畴的起源,并且这些范畴也是随着社会组织的变迁而变化的(参见迪尔凯姆、莫斯,1901/2000)。这也是迪尔凯姆后来被称为“社会学主义”(sociologism)的缘由,这个思想传统在以后的知识社会学中得到了延续。例如,M.舍勒在论述知识社会学的法则时写道:“全部知识的社会学本性以及所有各种思想形式、直观形式、认识形式的社会学本性,都是不容质疑的……人们用来获得知识的各种心理活动的‘形式’,从社会学角度来看都必然始终受到共同的制约,也就是说,受到社会结构的共同制约。”(舍勒,1999:66)在此之前,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论述以及把意识形态分析纳入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背景下,揭示出社会阶级和阶层分化与意识、意识形态具有内在联系,被认为是开启了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先河。

处于形成过程中的知识社会学具有几个与本文论旨相关的特点。1.主要侧重于哲学形而上领域的思考(舍勒把知识主要归结为哲学世界观——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马克思则主要视为意识形态——思想体系),对知识做具体考察的可操作手段尚付阙如;2.对知识的产生和发展问题的探讨尚有一些社会决定论味道;3.在知识分类问题上多持二分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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