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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研究民国历史三大忌——再评尚小明教授的学风

更新时间:2015-06-12 10:53:37
作者: 袁伟时 (进入专栏)  
除抗战胜利后一段时间外,总体上远不如北洋时期。
  研究民国新闻史的学者多数认为,辛亥革命后包括袁世凯执政初期,出现办报热潮,全国新办报纸约500种,封报、拘捕记者虽时有发生,但新闻自由较清末有较大提高。
  1913年3月20日刺杀宋教仁案件以后,环境恶化,史称“癸丑报灾”。1914年2月袁世凯政府颁布了《报纸条例》,同年12月颁布《出版法》,加强了对报刊和书籍出版的控制。此外,还有不少侵犯言论自由的个案,尚教授列举的就是其中的一些实例。但即使在这一时期,司法机关亦有敢于维护新闻自由的案例。1914年10月29日北京《亚细亚报》被控违反《报纸条例》。著名记者和律师黄远庸为之辩护,京师地方审判厅判决该报无罪。(《申报》1914年11月6日第6版)
  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逝世;7月17日段祺瑞政府立即下令废止《报纸条例》;21家被禁报刊解禁。“1916年底,全国共有报纸289种,比前一年增加了85%”。[⑤]后来光是宣扬新文化运动的新办报刊就有400种以上。
  这个时期的新闻界还有一个特点是敢于抱团反抗,显示了公民社会维护公民权利的强大力量。1921年6月6日,中华全国报界联合会第三届大会发出致国务院函:“窃维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载在约法,民国三年颁行之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预戒条例及民国八年所颁布之管理印刷业条例等,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种种自由加以限制,显与约法冲突。征之法理,命令与法律相抵触,则命令无效;法律与宪法相抵触,则法律无效。是该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预戒条例、管理印刷业条例,无论其为政府所颁之命令,或国会制定之法律,在约法之下,自当不生效力。……公同议决以后,关于言论、出版、集会等等绝不受其束缚”;并于同日以“不自由,毋宁死”为标题将上述议决通告全国。
  与此同时,报刊也认真履行监督政府和政治家的责任。袁世凯在位时,就被报刊批评其施政是中国历史上“游民(流氓)政治”的继续,“袁世凯之用人,乃并男盗女娼者而亦用之……彼以为天下之人,殆无有不能以官或钱收买者”。[⑥] 几乎没有哪一项重要施政可以逃脱舆论监督。
  而在国民政府时期,他们通过北洋乃至前清没有的三个系统严密钳制言论自由:
  1.书报检查系统。
  1934年6月1日颁布的《修正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文艺及(人文)社会科学杂志和著作“应于付印前……将稿本呈送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申请审查。”[⑦]从而宣示了两个恶政:一是党务机关直接出面剥夺公民的自由。二是创立了出版物出版前原稿审查制度。国民党中宣委(后改称中宣部)还直接下令当时最大的出版中心上海市设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落实这个罪恶勾当。
  晚清和北洋时期书报检查,都止于出版后送若干份给管理机关备查。国民党干了前人不敢干的恶政。
  2.遍布全国的严密的特务系统。
  袁世凯及其后继者也有自己的情报和特务机构,但规模较小和势力有限。国民党则建立了著名的中统、军统,收集情报、暗杀政敌,无所不用其极。摧残舆论,暗杀“不听话”的新闻人和敢于批评时政的知识分子也是他们的重要业务。史量才、李公朴、闻一多……等等都是他们枪下亡灵。
  3.思想钳制系统。
  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前后,他们就实行“党化教育”、“党化司法”,力图“用三民主义统一思想”;控制公民思想成了党国的施政措施。迁至南京后,变本加厉,建立了非常完整的洗脑系统。可怜中国人,从踏入小学开始,就要被洗脑。那时也有公民课,但与北洋时期编的公民课本不同,一律要塞进国民党的私货。
  社会信息系统也被迫成为洗脑工具!1929年1月2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规定,凡报刊或通讯社“登载违反本党之言论及消息”,“曲解或误解本党主义、政纲、政策或议决案”,“立论违反党义”,“拒绝登载党部正式发布之消息”,“宣传反动主义”,如此等等,党部都可以直接处置,直至禁止出版。
  1929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甚至蛮横地宣布:“确定总理遗教(孙文的著作)为国家之最高根本法(宪法)……凡我同志及全国国民,均宜恪守勿渝者也。”一个政党的代表大会居然敢于宣布自己已逝世的领导人的言论就是国民必须恪守的宪法,国民党眼中,哪里有公民和公民的自由权利?
  凡北洋时期侵犯言论自由的罪行,国民政府时期不但有,且过之而无不及。北洋时期没有的是:除少数风骨嶙峋坚持自己独立品格者外,众多媒体成为国民党随意驱使的仆役;国民被蓄意打造成为驯服的顺民。
  研究民国史的青年才俊,千万别步尚教授的后尘,对基本态势视而不见。
  正视三权分立制度成长的历史过程
  尚教授否认北洋时期已经建立起三权分立的基本框架,又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世界各国三权分立体制都有一个发展和成熟过程。现代国家体制,总是在文明与野蛮、缺陷与改善的博弈中生长的,有的还会出现付出巨大代价的大反复。以号称顺利的英国来说,从1640革命开始至1688光荣革命也花了将近40年,且直至19世纪,议员席位买卖和贿选行为,司空见惯。著名史家张朋园教授指出,直至1885年,英国仍可贿买下议院议员席位。[⑧]但不能否认当时的英国实行三权分立制度。从1789法国大革命到1870年第三共和国成立,1875年被称为“第三共和宪法”的三个宪法文件通过,法国现代三权分立制度才真正确立;整整花了85年。
  三权分立,是辛亥革命的成果。从南京临时政府到北洋政府,都是在这一基本框架下运行的。人们非常容易列举三个权力系统的不法记录;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不过是“最不坏”的现代政治制度幼年期的瘢痕。
  观察这一历史现象,应该记住以下五点基本史实:
  1.从民国元年(1912)到十二年(1923),北洋时期最高领导人的更替,都是通过议会投票或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的;即使臭名昭著的曹锟贿选也不例外。1924年10月,曹锟在政变中下台,11月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对外致力于收回关税和司法主权;对内团结各方召开善后会议,筹备召开国民代表会议,仿效费城会议,制定宪法。1926年三一八事件后,这些努力全都功亏一篑。
  2.国会所以不能顺利改选,让选民成为政争的最后裁决者,《临时约法》设计的制度有大缺陷是其中重要原因。这一宪法文件是民初政治乱象的制度根源。
  3.独立的司法系统正在生长。当然有问题,但起步不坏,时有亮点。
  4.巩固初生的民主制度,既需有远见的执政者,也需反对势力摆脱极端思维的桎梏,珍惜民主制度,即使它还很不完善。不应仅仅谴责北洋派,国民党也是摧毁共和制度的主要力量。1925—26年段祺瑞挽救共和制度的最后一跃,就是在国民党和皈依国民党的冯玉祥联手破坏下失败的(背后是苏联的魔影)。
  5.辛亥革命主要成果——三权分立制度彻底被摧毁的标志是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党国制度普及到全国。
  年轻朋友务必铭记:区分全局和局部,识别轻重,端赖史识、史才;这些都靠历练。涉及北洋时期,还涉及微妙的意识形态。国民党把它说得一无是处,本是宣传伎俩;众口铄金,积非成是,影响深远。以史实为根据,勇敢摆脱思想枷锁;还是有意、无意为意识形态张目?这更关乎史德了。

  
  第三大忌:不敢清算极端势力的错误言行
  认识须防坐井观天。古希腊哲人曾也提醒人们要提放洞穴遮蔽。研究民国历史的认识陷阱很多,最难摆脱的是民族洞穴和为极端势力张目的言行;人们往往被其华丽外衣所眩惑。
  例如,在不少人心目中,孙文和国民党(包括其前身)是民国缔造者;他们是正统,所作所为,都值得称许。其实,民国是三大势力(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实力派)合作的产物,把孙文封为“国父”是国民党自吹自擂的游戏。孙文生前社会转型成功尚遥遥无期;他给政治制度添加的种种,都成了被废除或等待废除的赘物;何来所谓“国父”?孙文就曾自我吹嘘:“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 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⑨]这与自称是“奉天承运”的天子,并无二致。
  不过,在中国,人和物贴上革命标签往往就成了圣物。当下的论争就是其余绪。
  尚教授说:“我……通过清帝退位后到‘宋案’发生前的几件大事,来证明国民党其实很懂妥协,但袁先生在回应中却讲了不少‘宋案’发生以后的事,包括‘二次革命’乃至‘护法战争’等,抨击国民党不懂得妥协。其实,“宋案”发生后,由于通过法律途径无法解决双方矛盾,国民党和北洋政府很快走向决裂。此后随着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取消国民党人议员资格,又解散国会,取消‘临时约法’,国民党是断然不会再作妥协了,这是基本政治常识,何须袁先生浪费如许笔墨,徒饶舌也!”
  简单地说是两句话:1.宋案前,国民党“其实很懂妥协”;2.宋案后,“国民党是断然不会再作妥协了”完全正确。把这些论断说成是“基本政治常识”,就是堕入了孙文及其追随者缔造的思想牢笼。无论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都经不起推敲。
  奇葩的妥协
  先看事实。
  尚教授曾盛赞民国元年8月孙文、黄兴和袁世凯的会谈,言下之意是妥协的范例。笔者1998年已评述过这次会谈,此处只讲其中一件当时报刊引为笑谈的故事:
  会谈期间,为了实现国民党内阁的宏图,孙文、黄兴忽出奇招,把时任国务总理的赵秉钧和各部总长拉入国民党。 国民党元老邹鲁撰写的《中国国民党史稿》说,黄兴甚至“并挽袁(世凯)为国民党领袖。袁遣杨度入党,觇虚实。杨以变更政党内阁主义为条件;吾党难之。杨不入党;袁亦罢入党议。”[⑩]孙文曾志得意满地说:“黄克强抵京后,主张政党内阁,调和各派意见,袁总统均甚赞成。余出京时,邀国务员(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加入国民党之议始起。今阅报,国务员已入加本党。是今日内阁,已为国民党内阁,民党与政府之调和,可谓跻于成功。嗣后国民党同志,当以全力赞助政府及袁总统。”[11]
  尤令国民党尴尬的是,当时的报纸曾广为报导:“黄克强此次来京……曾力劝教育总长范源濂君加入国民党,措词颇为激烈。略谓:此次鄙人北来,专为调和意见而来。尤以国务员一律加入国民党,为调和之先声,且符政党内阁之主张……现在各国务员均先加入,公如固执,将来破坏吾政策者,实君一人。吾不得已,惟有立离北京耳。范乃婉词却之。”[12]“财政总长周学熙语人云:‘财政总长地位为一时的,周学熙三字为永久的,因一时之地位令永久之个人入党,昧良无耻,莫逾于此。’故对黄兴强招入党之举,坚拒到底。”[13]
  政党的前提是具有共同政治信念。孙文、黄兴要拥戴袁世凯为国民党领袖,虽然未能如愿,已经够奇葩了。拉范源濂、周学熙入党被拒,则是自讨其辱。而把赵秉钧及其他国务员拉入国民党,宣称已组成国民党内阁;这是实现了的。不能不说:这样的“很懂妥协”是把政治当儿戏!把这当做“基本政治常识”,只能令人忍俊不禁!


  宋案后的妥协与不妥协
  尚教授拍胸口说:宋案后“国民党是断然不会再作妥协了”!可惜,历史没有听从哪位学者指挥的习惯。
  1913年3月20日宋案发生。同年10月4日,国民党控制下的国会宪法会议公布《大总统选举法》,10月6日,国会选举袁世凯为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这次选举军警封锁大门,只准进,不许出;各色各样的所谓公民团体层层包围国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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