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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兵:七十年前法国与今日香港政改

更新时间:2015-06-11 21:28:47
作者: 李晓兵  

  
  
  七十年前的法国政局对今日香港政改有着宝贵的借鉴意义。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世界各国都在纪念这个伟大的胜利。是的,这是全人类的伟大胜利,很多国家都是在这次胜利之后获得了重生和重建的机会。对于法国这样一个在二战期间曾经被德国占领的国家而言,在二战结束之际如何重建法国的制度、恢复法兰西人民的信心,却是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当时的法国百业待兴、百废待举,一方面要结束战争和战后临时的制度,另一方面则要重建政权和法兰西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然而,法国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明争暗斗和政党之间的冲突让很多政治活动无法正常展开,许多问题的解决被迫搁置。对外,法国也不能形成一个强国的形象,特别是在海外领地政策上几乎陷入重重矛盾之中,甚至不容易形成坚定而统一的外交政策。

  
  什么是最好的宪法?
  在二战中成为法国自由精神不灭象征的戴高乐将军,置身于政党纷争之中,也感到孤掌难鸣、独木难支,他不愿为当时的制度作掩护而依然辞职,但他又并不心甘,于是,他在1946年6月16日选择坐落于诺曼第的小城——贝叶发表演说。贝叶是盟军二战中解放的第一个法国城市,他在此地公开发表演说是有其特殊的考虑。在演说中,戴高乐首先从分析法国人的民族性格入手,进而分析了法国的历史和及其面临的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及法国应做出的选择。他专门引用希腊人和智者索伦(sage Solon)的对话来提醒法国当时的宪法起草者: 「希腊人曾经问智者索伦『什么是最好的宪法?』索伦回答说: 『先告诉我这个宪法是为谁制定,为什么时期制定。』」在此基础上,戴高乐进而指出: 「我们要勇于接受现状,坦然面对这个时代。」戴高乐清楚法国当时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危难时期,正在制定的第四共和宪法是为法国设计未来的基本制度,他认为这部宪法应该结合法兰西的民族性格,直面法国当下的现实和国内外的形势,并做出一种理性的制度安排。戴高乐在贝叶演说中所希望的宪法应该设计一种理性化的议会制度,议会权力的行使应得到限制,行政权应得到充分的发挥,国家元首应有实权,等等,这是戴高乐在权衡法国传统和现实之后所设计的宪制蓝图,但其主张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也未能被当时的「第二制宪会议」所采纳。之后的「十月宪法草案」以微弱的相对多数而通过。戴高乐对这部宪法的评价则是:「三分之一的法国人听之任之,三分之一的法国人表示拒绝,三分之一的法国人置之不理。」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第四共和宪法的基础其实是比较脆弱的。这部宪法继承了第三共和内阁危机的传统,并使它深化,其所存续的十二年间,法国政坛依然是「乱」象丛生,政党倾轧和政治纷争不断,很多政治难题依然没法得到解决,议会内部更是矛盾重重。频繁的不信任案投票让内阁走马灯似的倒台,以至于法国在国际问题上也总是无能为力,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局势让其焦头烂额,而阿尔及利亚事件更是引火焚身。法国第四共和宪法实施的重重困难的确被戴高乐言中。
  在第四共和几乎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法国人民又重新想起了戴高乐,想起了这个老人在贝叶演说中曾做出的理性分析和富有建设性的建议,但由于当时的人们大都处在一种浑然不觉的状态,缺少理性判断也无法做出远见而明智的选择。而今,那些在法国危难之际兴风作浪的政治力量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法兰西人民只好对自己糊里糊涂的选择买单。在此情形下,戴高乐接受法兰西的召唤重新出山,法国按照戴高乐贝叶演说中的理念重新制宪,确立了新的宪法权力架构。这部法兰西第五共和宪法从1958年适用至今,整体运作比较平稳,宪法的实施走上了较为成熟的轨道,特别是总统权力得到了适度的加强,并通过宪法委员会的配合实现了议会理性化的目标。用戴高乐的话来说,这种体制是适合法兰西这个民族的,是符合法兰西第五共和需要的。

  
  香港政改:「伟大的妥协」
  香港今天所面临的形势也是空前的严峻,可以说也正在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从国际和区域竞争的局势来看,香港正在陷入相对的衰落。香港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未能在国际格局转换中寻找有利于香港发展的条件,创造对于香港发展有利的局势,充分利用有利于香港发展的力量,特别是在内地的交往合作过程中获得新的发展机会和空间。香港回归之后本来可以做的更好,但是香港的很多重大决策都表现出一种迟疑、犹豫和游离,并在诸多问题上贻误了战机,这就使得香港的发展步子迈不开,从而裹足不前,徘徊逡巡。香港当下所展开的政制改革所面临的形势也非常复杂,香港内部各种政治力量都竞相表达自己的立场和声音,而一些反对派沦落为一种简单的「为反对而反对」,甚至可以说是不顾一切的反对,包括对于香港未来发展前景具有重大意义的举措也都遭到无所区别的反对。比如前些年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问题、国民教育的实施问题,以及最近的创新及科技局的设立问题。后者本是香港因应经济挑战和发展多元化产业经济的需要,同时为香港年轻人开拓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但是成立创新及科技局的努力却被「泛政治化」而惨遭搁浅。香港特区政府所提出的关系到香港民生和发展的倡议几乎无一漏网的受到一些政治力量的「杯葛」或反对, 「逢中必反」的斗争策略更是让香港的民主政治走入一个误区,走入一条死胡同,走上一条不归之路。这也是香港在当下的政制改革问题上面临着极为艰难困境的原因,正是由于香港一些政治力量对于香港的政改和「一国两制」实践认识模糊,其一意孤行的立场使其很多主张都是以狭隘的小群体利益作为前提,因而显得过于主观而且有失公允。基于这样的判断进而所采取的行动更是不合时宜,这不仅不符合香港的现实,也容易陷入一厢情愿的固执而把香港的政治发展之路推向一个极端的方向,特别是其所采取的方式也往往陷入激进而激烈的抗争,以求能够博得「眼球」和「点击率」,但往往缺少建设性的考量和长远的谋划。
  这种偏执和偏颇对于香港政治进程无疑是非常危险的,这样不仅会造成一种偏离,而且还隐藏着非常致命的缺陷,对于香港政改普选目标的实现已经构成极大的障碍。
  今天的香港保留了让港人引以为傲的法治传统,也拥有较为充分的自由和权利的保障,但香港民主政治的发展在过去港英统治期间却未得到充分的发育,回归之后的香港按照基本法的规定走上了实事求是和循序渐进的民主发展之路。在香港政制改革这一重大问题上,中央立足于香港长远的发展目标而做出理性的判断,自始至终坚守实现香港繁荣稳定的基本目标。因此,香港民主政治的实践一方面需要在发展中实现转型,同时也要实现制度上的传承和延续,不宜采用激进的发展模式,甚至造成香港社会发展进程的断裂。

  
  香港政改:「光荣的革命」
  中央强调特首任职的爱港爱国要求,这是中央政府在香港未来政治发展方向上做出的一个明确的表态,这也是基于基本法的规定。特别行政区作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特首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特首要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如果特首不能兼顾这两种职责和角色,则其根本无法承担和履行基本法所规定的宪制责任。这次香港政改所确定的方案,是在比较各种方案基础上最为理性的一种选择,其中提名委员会的设计就是为了让特首能够兼顾其所承当的两种宪制性角色。通过提名委员会来确定特首候选人被称为是「守前门」,可以避免香港在将来的特别行政区特首选举过程中出现严重的宪制性危机。在诸多的关于普选目标实现的主张中,当下所确定的政改方案属于上策的选择。
  按照「守前门」方案的制度设计,让获得提名委员会通过的候选人再经过香港五百万选民的投票而获得香港百姓的支持,这样,候选人能够得到中央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但同时又把选择权交给香港五百万选民,让基本法所确定的普选基本目标得到落实。从将来特别行政区普选制度的实施和运作来看,这样的制度设计是一种稳健而积极的选择,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实践对于香港未来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有效治理以及香港整个社会转型,都提供了一种现实意义的制度上的支撑,是结合特别行政区政治发展和中国未来发展而做出的审慎而负责任的判断。
  从香港基本法关于普选目标的规定到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再到特区政府所公布的特首普选法案,香港离基本法所确定的普选目标的实现越来越近。将提名委员会提名特首候选人和香港五百万选民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特首相结合,这一方案在充分考量各方立场的基础上兼顾了各方的利益,也兼顾了民主发展的理想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现实,这是香港宪制发展中的一个创造性设计,其「折中」的理念蕴含着中国人的政治智慧,这是中国宪法实践中的一个「伟大的妥协」,也是中国宪政发展中的一次「光荣的革命」。

  
  李晓兵,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来源:《大公报》2015.05.28A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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