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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伟:新中国“依法治国”理念的吊诡和嬗变

更新时间:2015-06-07 01:45:18
作者: 周大伟 (进入专栏)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导师马克思和列宁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初,其专业都与法律有关。不过,后来他们都深感到法学还不足以拯救这个苦难的世界,他们的兴趣最后都转向了更为宏大的理论主题,比如唤醒劳苦大众并掀起世界性的暴力革命。无论是出于偶然还是必然,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通过暴力革命夺取中国大陆(以下简称“中国”)政权的实践,几乎成为上述宏大主题的最成功范例之一。

   毛泽东在年轻的时候其实也差点去学法律。1930年代末的一天,他在延安的窑洞里和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兴致勃勃地谈到:当年他在长沙求学时,曾一度失学;有一个同乡劝他去读法政学校,说这是一个将来容易做官挣钱的专业;毛一度动心,还交了一块大洋的报名费;最后,他还是决定去投考湖南长沙的一所师范学校{1}。毛后来的革命生涯不断在提醒他,当初幸好没有进法政学堂学法律,因为即便当年进了法政学堂,估计迟早也会退学;即使毕了业,也早晚会失业。早在1927年,毛在其名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到:“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2}在1960至1970年代,这篇文章曾经被亿万人反复诵读。不过,很少有人会仔细地体会到其中“法政学校”和“农会”之间的巨大鸿沟。

   法律学科长期以来在中国是不被重视的。那些早期革命宣导者希冀以疾风暴雨式的变革来解决问题,拒绝接受同步渐进的制度演进和知识积累过程。这样一来,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战争和动荡的年月中,中国的法律人成了历史这面镜子中最尴尬的一群人。

   然而,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全球性民主法治的发展趋势,或许是为了揭露和斥责国民党极权专制的统治,或许是受到来自某种自然法中昭示的正义和公平理念的明示或暗示,中国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不乏对宪政、司法独立、司法公正等口号的鼓吹,对欧美式的民主法治也曾赞美有加。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人的讲话、文稿、社论中不难找到这类言论{3}。

   美国传记作家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于1972年出版的《史迪威和美国在中国的经验》(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一书中叙述到:当年在重庆的宋美龄邀请一群刚从延安访问归来的记者茶叙,当这些记者兴奋地谈起中国共产党员的正直、理想情怀和牺牲精神时,宋说她没有办法相信他们说的这一切;然后,宋走到窗边凝视着长江水,沉默了几分钟后,走回房间,说出了她毕生最悲伤的一句话:“如果你们所说的是事实,那我只能说他们还不懂什么是真正的权力。”{4}后来在新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很多事情,都不幸让宋美龄言中。

   一 建国初期--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

   1949年1月1日,面临败局的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提出与共产党谈判求和的“五项条件”,包括:“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5}。1月4日,毛泽东针锋相对地发表了〈评战犯求和〉一文,对蒋介石提出的“五项条件”逐条批驳{6}。1月14日,他又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正式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其中第二条是“废除伪宪法”,第三条是“废除伪法统”{7}。“废除伪法统”一说,言辞精悍,出自中共最高领袖之口,如同“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一样,当时充满了战争和革命的壮志豪情。

   从目前看到的资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1月1日之前,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领导人发表的著作、文章、讲话及文件中,尚未明确意识到将来的新中国成立后还有一个“法统”的问题需要解决,更不曾明确国民党所谓“法统”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在论及“法统”时,显然没有明确提及国民政府的基本法律制度--《六法全书》,特别是除《宪法》之外的《刑法》、《民法》、《商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具体法律典章。

   令人不得不做出直观推论的是,因为蒋介石在〈新年文告〉中第一次把“维护法统”作为谈判条件,所以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击策略就是--“废除伪法统”。此时此刻,对共产党人来说,“废除伪法统”很可能属于一项“意外收获”,值得后人玩味和推敲。

   中共中央书记处在1949年1月21日发布〈关于接管平津国民党司法机关的建议〉,明确宣布:“国民党政府一切法律无效,禁止在任何刑事民事案件中,援引任何国民党法律。法院一切审判,均依据军管会公布之法令及人民政府之政策处理。”{8}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于2月22日发出〈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长期以来,包括许多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在内,都未必知道这个中央文件是谁起草的。北京学者纪坡民(前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之子)在200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考证,经查阅历史档案和当年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回忆,这个文件的起草人就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的王明{9}。王明起草的这个文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指示各解放区“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作为依据”。这个文件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宣称《六法全书》是“反动法律”,是“保护地主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镇压和束缚群众的武器”;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不能“采用国民党反动的旧法律”{10}。

   不过,有一个不能简单回避的事实是,在八年抗战期间,直到发出这个文件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解放区的政权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实施过《六法全书》,并以它作为刑事、民事的办案依据,可见,这套法律制度在共产党内已经产生影响。针对这种影响,该文件特别指出,要“彻底粉碎那些学过旧法律而食古不化的人的错误和有害的思想”,“消除旧司法人员炫耀《六法全书》、自高自大的恶劣现象”{11}。显然,中共内部最著名的左倾人士王明起草的这个文件中,把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初由于政治需要对《六法全书》的批判和否定,用比较情绪化的言辞,发挥得更加左倾和偏激。

   需要引起史学家重视的,是周恩来在审阅这个文件时曾写下的一段充满个性化的批示:“对于旧法律条文,在新民主主义的法律精神下,还可以批判地个别地采用和修改一些,而不是基本采用,这对今后司法工作仍然需要。此点请王明同志加以增补。”{12}周的批示,虽然没有改变这个文件的基本精神,不过,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周和王在思想倾向上的区别。

   纪坡民认为,王明用偷梁换柱的方法,把毛泽东“废除伪法统”这句话明确指向了《六法全书》。纪认为,实际上,在毛当年的笔下,“伪法统”可以理解为蒋介石为发动内战附加在《宪法》、《刑法》上的“动员勘乱令”、“紧急治罪法”等反共反人民、镇压民主力量的单行的特别条款{13};但王在起草文件时,将“伪法统”确定为包括《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在内的《六法全书》。这样显然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著名中国法制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希坡对纪坡民的看法持强烈的反对意见。张在2005年撰文,以党中央的文献为依据,结合历史实际,对中央法律委员会的历史沿革作了考证,阐明废除包括国民党《六法全书》在内的一切反动法律、典章制度、政治机构、政治权力,是中国共产党的既定方针和一贯主张{14}。在张看来,〈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作为党中央的正式文件,其废除《六法全书》的权威性是无可置疑的,它以坚决的态度和严厉的口吻,为新中国法制工作的方针定下了基调。这份文件的起草,并不是王明一个人的心血来潮。

   张希坡的分析也许是合乎逻辑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便是换另外一个人来起草这个文件,其中的基调可能也别无二致。对国民党旧政权遗留下来的旧法律、旧国号、旧典章,共产党人是决不会沿用的。就像刚过门的媳妇穿的新棉袄,要不就不穿,穿就要穿个“里外三新”。有人曾设想,如果当年中共不改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叫“中华民国”,今天台湾搞独立的借口就少多了。这种说法显然属于过于幼稚的假设。

   1952年新中国实行司法改革时,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最高法院委员兼刑事庭庭长贾潜曾提出不同意见,主张旧法律体系(如国民党的《六法全书》)被打碎之后,有的“砖瓦”还可以为我所用。后来,这被当作“典型的右派言论”受到严厉批判。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贾潜被打成了右派,二十多年后才得以平反{15}。

   1957年,老法学家杨兆龙因为写了一篇题为〈法律继承性〉的文章,被斥之为“旧法观点”或国民党的“六法观点”。这位哈佛大学法学博士、柏林大学博士后,1949年前担任过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并曾在上海担任过上诉法院法官和审判日本战犯的罪证调查室主任的学者,1958年被打成右派,1963年又因莫须有的反革命罪被逮捕入狱,1971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更被判处无期徒刑,终于冤死狱中,直至1980年才得以平反{16}。

   今天看来,对国民党以及西方国家的法律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给新中国后来的司法改革和法制建设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六法全书》中一些民事和刑事法律规范及合理的诉讼等程序,主要是近代中国一批法律学者历尽艰辛制订和积累起来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法治文明的共同成果。事实上,后来在改革开放时期的立法中,立法部门和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参考了《六法全书》的有关内容,在中国法学界,这几乎是个公开的秘密。

   在中共建国初期与法律有关的工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制订。每当战争和革命的硝烟散尽,人们渴望娶妻生子的愿望便油然而生。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战争年代的结束,此时,伴随着大量中共军政人员占据权力阶层,引发新旧家庭婚姻关系出现急剧动荡。中共建国初期,城乡内外各类娶妻、休妻、退婚、再嫁等婚姻案件急剧增加,新政府迫切需要制订一部新的《婚姻法》。

   王明在新中国建国初期担任了“立法大臣”一职--中央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起草和制订《婚姻法》成为当时摆在他案头的第一件立法工作。1950年4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一部共八章二十七条的《婚姻法》,毛泽东随即发布中央政府主席令,《婚姻法》5月1日起在全国实行。这部《婚姻法》在中国实行了三十年,到1980年才开始修改。从某种意义上说,除了那部早已名存实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婚姻法》大概是毛时代唯一一部货真价实的法律。

   二 从《五四宪法》到文化大革命

   1953年12月24日这一天,作为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带领核心起草小组成员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南下杭州刘庄宾馆,亲自领导和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一天,距离这位共和国奠基人的六十岁生日,还差两天的时间。

作为通过暴力革命打下江山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制订一部形式上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呢?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这一举措很可能与当年斯大林的郑重提醒有关。1952年10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受毛泽东的委托,就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向斯大林征求意见。鉴于中国共产党人缺乏治理国家的经验,斯大林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郑重提出如下建议:中共应该通过选举和制宪解决自身合法性问题:“你们不制订宪法,不进行选举,敌人可以用两种方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说你们的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二是说你们国家没有宪法。因政协不是人民经选举产生的,人家就可以说你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刺刀上的,是自封的。此外,《共同纲领》也不是人民选举的代表大会通过的,而是由一党提出、其他党派同意的东西,人家也可以说你们国家没有法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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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二十一世纪》2015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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