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冯兴元:“福利国家”的深层困境与替代方案

更新时间:2015-06-03 20:27:48
作者: 冯兴元 (进入专栏)  
14 问题是,如果不能伸张保护广义财产权意义上的、本来就在自然状态存在的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要何“分配正义”?仔细看下来,正如上文所述,在当前这些福利国家,就连“财富创造者”也参与到“财富抢劫者”的行列,希望通过参与“相互抢劫”来止损。其结果是,人们固化了“财富抢劫”的“权利”观,而失去财富创造的激励。
  罗尔斯意义上的“社会正义”或者“分配正义”,其一大要旨是差别原则。根据该项原则,“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既符合处于最不利地位者的最大利益,又按照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使之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15 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是根据存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最大最小值标准(maximin criterion,意指最大化最小值的标准)推导出来的。但是,布坎南对罗尔斯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布坎南1998年在德国慕尼黑与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为期一周的辩论会上,承认自己属于罗尔斯的思想体系,认为至少罗尔斯试图解决人们如何认识公平的问题,而不是试图灌输和声称我认为公平是什么或者其他人认为公平是什么的研究思路是正确的,认定罗尔斯作为公平的程序正义在目标上是正确的——可以通过正义的程序的结果定义正义。16 但是布坎南指出:17 罗尔斯不该推导出一个具体的结果。程序并非必然产生差别原则。差别原则作为一种公平的程序的可能结果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其他结果也可能产生:人们心目中的公平是什么在一定程度上是经验问题。在同年,布坎南在接受汪丁丁教授采访时认为,最好的处理办法是将他的“差别原则”当做一种特殊的可能结果(即与其他各种可能性并列,而不是被当做从正义程序推导出来的普遍原则)。18
  按照罗尔斯的“最大最小值”标准,差别原则要体现使得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符合“处于最不利地位者的最大利益”,这既不适用于发达国家,也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这是因为罗尔斯在整个推导过程中没有引入成本分析:首先,满足“处于最不利地位者的最大利益”的差别原则对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甚至难以为继的福利负担;其次,它最容易给懒人不工作提供最大的正向激励,诱使或者怂恿懒人不工作的败德行为,从而鼓励更多的人放弃其道德整合性,加入到败德队伍之列。可以说,差别原则可以导致发达国家财政负担重不堪负,导致发展中国家即便财政负担重不堪负也难达所要求标准。

  
  欧美福利国家: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概念主要强调由政府来主导甚至包揽对社会成员“福利”的保障,其途径是对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和维持教育、卫生或者养老和收入保障等社会支持系统。可能最为有名的就是所谓“北欧模式”,而北欧国家中最为有名的是瑞典。瑞典的做法是从摇篮到坟墓,政府提供全套社会保障。虽然谁都喜欢获得福利待遇,但是天上掉不下免费的馅饼。福利国家问题的症结在于侵犯个人的基本自由,背离同意和责任原则,大搞社会福利分配,从而坐实帕尔默所言的“相互抢劫”的制度化问题。19
  洛克认为,财产权作为经济自由的核心内容,优先于政治权利。哈耶克秉承了洛克的基本权利观。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指出:“离开了经济事务中的自由,就绝不会存在……那种个人的和政治的自由”,而且,“没有经济自由的政治自由是没有意义的”。20因此,需要警惕福利国家政策对个人财产权的侵蚀,这种侵蚀最终导致个人政治权利的受损。
  福利国家的政府为维持福利政策的运作,需要通过制造大量的“财政幻觉”来向每个人提供福利,这种幻觉使得纳税人觉得所承受的负担比实际上的负担要轻,受益比提供给他们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价值要大,从而混淆每个人对自己所承担成本的敏感性,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纳税人对于任何给定的税收水平的反抗。
  福利国家的种种做法,若要勉强维续下去,政府除了要控制再分配领域之外,还要尽量控制财富生产本身。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的第七章开头引的一句题记是希莱尔·贝洛克的话:“控制了财富的生产,就是控制了人的生活本身。”21 欧美国家的福利国家做法五花八门,可以依《福利国家之后》一书列举如下:
  第一,政府提供住房福利。美国政府通过其拥有的“两房”公司干预住房市场,放松对住房市场和相关金融市场的监管,制造一种低利率环境,支持不合房贷资格者获得低息住房贷款和廉价住房。由此,政府放松了对住房市场纪律和市场原则的遵守,把住房市场政策与住房福利政策混同。美国“次贷危机”就与此密不可分。
  根据《福利国家之后》一书作者之一齐汉·诺伯格的介绍,小布什总统当时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所有权社会”,倡导公民们通过获得住房所有权来控制自己的生活和财富,以此推进公民的独立意识和责任感。但美国政府当时并没有依托交换住房私有产权的自由市场来达到这一目的,而是通过政府干预的手段,使得本来不符合房贷资格者可以通过美国政府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即“两房”来拥有低息住房贷款和购置廉价住房所有权,而且这样做相对于通过市场合约关系来说更加有利。“两房”在2004年左右放出了他们将购买任何贷款的消息,这是怂恿银行和其他机构开始发放次贷和准优级贷款这两类“垃圾贷款”的主要原因。在2003年,“垃圾贷款”占据了美国抵押贷款8%的份额,但是在2006年的三季度进一步变成了22%。“两房”在2005年至2007年间有40%的抵押贷款是次贷或准优级。
  根据诺伯格的文章,房利美和房地美对于住房市场的联合财务风险是巨大的。在2007年末,其负债和他们担保发行的抵押担保证券的总和与美国国债数量相等。对于每100美元他们担保或者通过证券借出的钱,他们只有1.2美元的权益。2008年8月,两房所拥有的“垃圾贷款”和基于“垃圾贷款”的证券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
  第二,政府为了维持福利政策而债台高筑。根据《福利国家之后》一书作者之一麦克·坦纳的分析,福利国家本质是“庞氏骗局”。如果将国债细化到个人身上的话,每一位德国在职人员身负42000欧元(折合52565美元)的国债;每一个英国家庭承受着惊人的90000英镑(折合140332美元)的国债;每一个法国人都负担着24000欧元(折合30037美元)的国债。此外,在当前的计算方法下,国家养老金系统和社保体制的无资金准备负债(也就是社保空转额)不计入国债总额,这使得这些国家债台高筑的情况被严重低估。欧洲国家平均的无资金准备的负债占据了GDP的285%。
  根据坦纳的报告,在某些国家,这些隐性负债在未来将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以希腊为例,假如它承担起未来的一切无资金准备债务,希腊的债务总量就将超过其GDP的875%,接近年生产总值的9倍。如果将当前法国承诺分发的养老金考虑在国债内,法国的债务总量就会大涨到当年GDP的549%。而德国若是完全负担起无资金准备债务,其债务总量将会飞升至GDP的418%。美国的负债总额也同样不容乐观,如今已超过15.3万亿美元,占GDP的102%。美国福利体系仍在快速扩张,其中很大一块就是奥巴马总统的医保方案。美国联邦政府目前的开支超过GDP的24%,而到2050年,这一数字预计会增长到42%。如果加上美国各个州和地方政府的开支,各级政府的总开支将会超过GDP的59%,这比目前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高。
  第三,推行强制性的法定养老制度。很多欧美国家采取“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现收先付”制不实行个人账户积累制度,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收统支,现收现支。养老金领取者不断要求增加国家的养老金支付,甚至认为这只是在偿还他们所缴纳的金额。根据坦纳的分析,美国政府告诉美国人,他们的社保税被“投资”到了一个“信托基金”。但事实上,这不过是联邦政府用明日税收支付明日福利而开出的欠条。政府实际上往往需要增加负债来维持养老金制度,由此加重了未来一代人的负担。根据坦纳的文章,政府运作养老金项目的作法,是收取在职职工的钱用于支付给退休者。然而在老龄化社会里,这样的办法越来越行不通。“现收现付”的模式有着与“庞氏骗局”别无二致的资本结构。随着社会进入老龄化,退休领钱的队伍愈发壮大,支撑养老金的在职人口随之减少,系统就会岌岌可危。
  第四,推行强制性的义务医保体系。坦纳的文章表明,即便保守估计,根据奥巴马医保法案中对老年人医保开支的预测,未来社保和医保造成的无资金准备负债,将导致美国欠下72万亿美元的债务。但更现实的数据则表明,届时美国政府承担的负担至少将达到137万亿。所以即使是做最好打算,这样计算的美国国债总数也将超过到GDP的480%。而在最坏打算下,美国收支间的鸿沟将达到GDP的911%。
  此外,对人员流动和经济过程的各种过度或者不当干预也是重要的福利国家因素。严格限制移民的政策不利于美国的经济发展。移民是美国创新动力的重要源泉。劳动力市场的过度管制不利于创造就业,也不利于维护就业,反而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雇佣。最低工资制就是一个实例。2014年4月30日,美国共和党在参议院阻止了民主党主导的提高最低工资法案。该法案旨在把美国的联邦法定最低工资水平从每小时7.25美元提高到10.10美元。提高最低工资的结果必然是雇主对工作岗位的成本和收益做新的计算,往往容易考虑削减低端的现职岗位,节制雇佣新的雇员,引入机器设备来替代部分劳动岗位。民主党的这一民粹主义举措实际上会牺牲很多工人的利益,但是最适合于获得不知就里的大众的支持。


  福利国家的一些替代:互助组织与“智利模式”
  一个人格完整者,是责任人的概念,要为自己的行为和生活负责。政府也是责任政府,其运作总体上需要征得个人的同意和授权。正如帕尔默在《俾斯麦的遗产》一文中提到的,福利国家强调政府有法定义务为个人的社会福利负责,尤其是政府包办医疗、教育、退休和收入保障等。其结果是政府强制从经济中攫取大量资源,破坏个人的基本权利、同意和责任。由此,个人不成其为责任人,政府不成其为责任政府。
  《福利国家之后》一书的作者之一、历史和政治学家大卫·格林在《互助组织的演变》一文中详细展现了“私人慈善”和“自愿保险”在欧美历史上的广泛存在及其作用。大量民间自组织的慈善组织和带有自愿保险职能的“互助组织”,为当时的各阶层提供了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中国在古代也有广泛的私人慈善活动,到了民国时代,私人慈善和社会自治发挥了越来越大的社会救助和保障作用。而中国乡土社会中一直存在的人情,就有着类似于民间互助保险的功效:你所付出的人情,在你需要的时候可以回收,而且一般大致考虑到了剔除通货膨胀的因素。
  历史学家大卫·贝托(David Beito)的文章记录了美国人利用结社自由创造出的巨大互助组织网络。在大萧条之前,互助组织可能是除教会以外,美国最主要的社会福利提供者。当时,互助组织的会员数量占到了全国成年男性人口的三成左右,而且尤其受移民和非裔美国人欢迎。与政府福利计划和私人慈善的施舍性质不同,互助组织提供的福利是以捐赠者与受助者之间的互惠为基础的。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各种兄弟会与其他互助组织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并再也没能复苏。根据贝托的分析,引发这次衰退的原因,可能包括福利国家的崛起、各州限制性的保险法案,以及来自私立保险公司的竞争。
  福利国家用“政府责任”替代了“私人慈善”,用政府组织的强制社会保险替代了欧美国家过去在民间自组织的自愿保险。正如格林一文所显示的那样,自力更生和私人慈善并非像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福利国家仅有的替代选项:“正如私人合作建立的互助组织能够维护社会的团结,为参与人提供紧急援助、医疗和其他方面的福利,并提供一个传播道德价值的框架”。坦纳在文章也指出:政府要放弃这种“现收现付”的养老制度,放手个人通过投资在产业中来养老;全世界的公民和政府都应该开始让强迫性的、家长作风的、充满操纵却又缺乏延续性的福利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8724.html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5月上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