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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分田:专制与等差是孔孟之道的核心

——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分田

更新时间:2015-06-03 08:53:54
作者: 张分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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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只知道儒家有“仁者爱人”的说教,不知道儒家还有“仁者杀人”的理论。
  ●在儒家看来,“阳有专制之功”,“阴无专制之义”,“天人合一”的“自然之理”注定尊者专制是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这种理论怎么可能为“民主”留下容身之地!
  ●如果孟子的“民贵君轻”可以定性为“反专制”,那么众多皇帝的“民贵君轻”又当如何定性?难道“民贵君轻”既可判定为“民主”,又可判定为“专制”吗?
  ●拿破仑用狮子的睡与醒比喻中国的态势。当初中国为什么沉睡了?正是在皇帝、官僚、士子集体修习“民贵君轻”的读书声中,中国落伍了。如今中国为什么醒了?这应当归功于儒家的边缘化。群体性的觉醒推动了国家精神要素的全面改造。

  
  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语境下,“儒学复兴”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我们应当承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的确蕴藏着解决当下困境的某种启示。但罔顾历史事实夸大儒学现代意义的态度并不可取。粉饰儒学、美化旧俗的种种乱象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对高喊“回到孔孟去”的主张,不可不辨。围绕儒家历史上的政治实践、儒家政治思想的历史实质、儒学现代价值等问题,记者专访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分田。

  
  儒家有“仁者爱人”,也有“仁者杀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是中国人在封建纲常礼教的残酷压迫下生活了上千年后的历史性选择。但现在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些崇儒者甚至为“三纲五常”写起了辩护词。历史上儒家政治实践的残酷一面似乎被选择性遗忘了。儒家所谓仁政的历史真相究竟是怎样的?
  张分田:孔孟之道是君主专制制度的统治思想及价值符号,即使完全彻底地实现,也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君主专制,这就注定它势必成为真情与伪善、理性与谎言、理想与幻梦的综合体。就积极因素而言,它是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法则的借寓之所;就消极因素而言,它是专制统治的谋士及辩护士。由于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同胎共体,难分难解,因而孔孟之道既可以造善,也可以作恶。作恶也是孔孟之道全面实现的重要表现。唯其如此,儒家才能坐稳官方学说的“宝座”。
  许多人只知道儒家有“仁者爱人”的说教,不知道儒家还有“仁者杀人”的理论。孔子赞赏霸道,这一类儒者曾经居多数。孟子讲“仁义”,只要读一读庞朴先生的《中国文化十一讲》,便可知晓“杀的理智”原本就是“仁义”的题中之义。《乐记》将“王道”定义为“礼、乐、刑、政”。历代王朝的刑法及基层社会组织的私刑均依据儒典制定并实施,违逆“纲常名教”属于必杀之罪。大开杀戒的儒宗代有其人,孔子也名列其中。戴震抨击的“以理杀人”则是比刑罚更甚的以“天理”、“经义”、“礼法”摧残生灵。相关事实不胜枚举,可以写一部题为《张扬“仁义”的专制统治》的专著。

  
  孔孟“民本思想”是帝制的根本法则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一些崇儒者那里,“吃人”的封建礼教不应归罪于儒学,因为它被后儒篡改了,被帝制阉割了。您如何回应这种观点?
  张分田:宣扬“孔子至圣,德盛神化”的儒者绝对不会想到重大弊端恰恰源于孔孟之道。“孔子无过、错在众生”的论证方式传承了两千多年。许多夸大儒学现代价值的人也沿袭这种说辞。他们倡导“回到孔孟去”,论据之一便是:孔孟大儒的“民惟邦本”、“民贵君轻”是讲“民主”、“民权”的,只可惜一部真经遇到了歪嘴和尚,被后儒篡改了,被帝制阉割了。我认为,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缺乏历史感和现实感。
  《中国社会科学报》:儒家的“民本思想”也在历史上得到了实现吗?
  张分田:为了厘清事实,我分析了中国古代的很多典型个案,检索的文献涉及“四书五经”及各种重要经学著作,所有重要思想流派著名代表人物的著作,历代国家文告、帝王著述、朝堂议政、名臣奏议、科举试卷,乃至各种史籍笔乘、宗谱家范、宗教文献、笔记小说、诗词歌赋、通俗劝善书、占卜用书等。我的结论是:儒家“民本思想”始终是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中华帝制的政治原理是以“民本思想”为基础框架而精心构筑的庞大的思想体系。后面我会详细论述,这里我先说明一下,古代的“以民为本”与现代的“以民为本”有本质的差异。
  有许多著名学者做出过“君主专制兴,而民本思想衰”的判断。而我的研究却发现,帝制越兴旺,“民惟邦本”理论就越发达;君权越集中,“民贵君轻”观念也就越普及。在帝制时代,儒家“民本思想”在政治精神、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等各个层面都得到了自我实现。
  其一,儒学被帝制尊崇达两千余年之久,并作为公认的核心政治价值而支配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在思维方式、理论结构和命题组合上,无论《春秋繁露》、《五经正义》、《四书集注》等名儒之作,还是唐太宗、明太祖、清康熙帝、清乾隆帝的帝王著述,其“民本思想”均与《孟子》有本质的相似性,大多比《孟子》的表述更清晰,言辞也更激烈。
  其二,通晓“民本思想”始终是选拔官僚的主要条件,历代科举考试试题便是明证。自从《孟子》被列为科举考试科目之后,包括皇帝及皇子在内,读书人必须诵读《孟子》,从政者大多精通“民贵君轻”。明朝进士黄洪宪的《邠人曰》和举人艾南英的《民为贵》是典型例证。这些科举制文均被作为范文收入清乾隆帝指令编纂的《钦定四书文》。因此,朝堂之上、著述之中援引“民贵君轻”及其基本思路的事例越来越常见。在特定情境下,朝臣们甚至会依据“君为轻”而另立皇帝,宋高宗、宋端宗、明代宗都是典型例证。
  其三,皇帝们大多赞成“民贵君轻”的基本思路。汉高祖认同“王者以民人为天”,隋炀帝标榜“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唐太宗论证“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元世祖赞赏“民为重,君为轻”,元英宗告诫臣下施政莫忘“民为重,君为轻”,明太祖将“民贵君轻”题写于宫廷建筑,清康熙帝赞扬“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说法“实千载忠臣之语”,清乾隆帝吟诵“藐予小子识君轻”和“自昔识君轻”的诗句。还有一批皇帝钦定、亲著或撰写书评的书籍皆有论证“民贵君轻”的文字。清乾隆帝甚至批评孟子归咎于社稷的说法违背孔子的思想,“实有悖于理之处”,称“即有过,亦在君与民而已”。
  其四,孔孟“民本思想”堪称帝制的根本法则。帝制的国家宪章、权力结构、治理体系、法律制度、君位继承制度、帝王及储君教育制度、官僚培养及选拔制度、谏议及民意采集制度、礼乐及名号制度、国家祭祀制度、应答天谴民怨的“禹汤罪己”程式、维新变法的“与民更始”程式、禅让大位的“天与人归”程式等,其经典依据都采自“四书五经”,孔孟“民本思想”是各种制度、程式及政策的主要理据。凡是即位诏书、禅让诏书等对王朝合法性及君权合法性至关重要的法律文件,都必然引据“立君为民”、“民贵君轻”。就连征收赋税、建筑宫室、兴兵动武也往往引据“民本思想”。文景之治、光武之治、贞观之治、洪武之治、康乾之治等都是实施“民本思想”的产物。
  《中国社会科学报》:孔孟“民本思想”为什么能够得到如此全面的实施?
  张分田:根本原因是孔孟学说与君主专制是相互契合、高度匹配的。“民本思想”主要回答“为何立君”、“如何立君”、“何以为君”等问题,侧重从君民关系的角度提出并论证这类问题的答案。设君之道、为君之道是“民本思想”的关注点,界定“民”是为了界定“君”。“民本思想”是关于民的政治思维,而实质是关于君的政治思维。甚至可以说,“民本思想”是帝王观念的组成部分乃至附属品。


  孔孟之道不可能自发地导出民主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报》:孔子说“以道事君”,孟子讲“诛独夫”,这不能说明“儒家反抗王权,批判专制”吗?
  张分田:这种观点只见皮毛,未见本质。实际上,必须规范、限定、制约君权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的共同主张。诸如《韩非子》主张统治者“以道莅天下”、“以道正己”,告诫他们“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否则“天子失道,诸侯伐之”。不可否认,这一类思想蕴含丰富的积极因素。但是,从核心价值观及基础框架看,《论语》、《孟子》、《韩非子》并没有本质区别。
  我发现,以孔孟之道为典型代表的中国传统理想政治模式理论的基础框架,由系统回答十大经典问题的十大经典命题构成,包括主要回答政治的本原、本体和本质问题的“立君为民”;主要回答国家元首及政治主体问题的“天下为公”;主要回答国家形式问题的“天下一统”;主要回答权力结构及政权组织原则问题的“政由君出”;主要回答政治关系及其一般规定性问题的“君臣合道”;主要回答施政纲领问题的“君主无为”;主要回答政治过程问题的“广开言路”;主要回答社会公平问题的“平均天下”;主要回答社会道德教化问题的“孝治天下”;主要回答制度建设及法律规范问题的“法理天下”。这些命题将政制理论与政事理论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全面回答了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历代著名思想家普遍使用了这一基础框架,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典政治学”。
  如果适度超越“民主与专制”的评判尺度,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很不简单,其现实的态度、缜密的构思、周详的规范、精巧的设计和理性的关切,在世界古代史上无可匹敌。对这个历史现象应当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但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某些积极因素并不意味着儒家“反专制”。由于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这一套博大精深的政治学说体系明确将“专制”及“君主专制”作为核心范畴和首要命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换言之,孔孟之道并不能自发地导出现代的民主思想?
  张分田:“孔子尊君,孟子尊道”乃是古人之公论。“尊君”,即尊崇君主制度;“尊道”,即尊崇君主制度的一般法则。“四书五经”没有“民权”、“宪政”思想,其“民主”一词也是指“为民做主”,亦即专制。只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通览“四书”,就会发现孔孟之道与君主专制相互契合。
  孔孟的政制理论有几个核心命题,即《论语》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左传》引孔子的“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和“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中庸》引孔子的“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和“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孟子》引《泰誓》的“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孟子》引《诗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孟子》引孔子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孟子》的“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等。这些命题所设定的政体形式和权力结构完全符合现代政治学的“君主专制”定义。
  实际上,儒家原本就是用“专制”论说君主制度、宗法制度、等级制度的一般规定性的,即唯有君、父、夫有资格专制,“妇之从夫,犹臣之从君,子之从父,无专制之义,无刚亢之法”。在儒家看来,“阳有专制之功”,“阴无专制之义”,“天人合一”的“自然之理”注定尊者专制是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这种理论怎么可能为“民主”留下容身之地!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您如何评价清初政治批判思潮?黄宗羲、王夫之的思想不是蕴含着民主色彩吗?
  张分田:正如萧公权所指出的,黄宗羲“仍因袭孟子之故辙,未足以语真正之转变”。这说明孔孟之道不可能自发地导出民主、自由、人权思想。
  我对清初政治批判思潮的评语是:形成群体,汇成思潮;关注现实,切近实际;思想激烈,言辞犀利;议论精彩,不乏创见;立论思辨,思想升华;引领潮流,显露新意;因循传统,未脱窠臼。
  《中国社会科学报》:“未脱窠臼”的判断是怎么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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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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