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变化、发展，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关于“民族融合”，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从历史的角度而言，民族融合是指两个以上的民族，因杂居相处、互相通婚等原因,社会和文化互相渗透、相互影响，差异性缩小，共同性增多，最终融为一体。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个不断互动和融合的发展史，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有其鲜明的特点。
　　首先是文化上的融合。
　　先秦时期的“夷夏”之分，主要是文化的区别，而不是血缘或种族的划分。孔子作《春秋》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春秋大法也。”其大意是：华夏之人如果进入了边远地区，采用夷狄的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为了夷狄之人。夷狄之人到了中原，采用华夏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了华夏族。华夏与夷狄的区别不在于血统，而在于文化。先秦时期的夷夏之辩，所要辩的并非夷狄与诸夏在种族意义上和血统意义上的差别，而是二者在文明程度上的差别。所谓“以夏变夷”，是以较高水平的华夏文化改变较低水平的夷狄文化。夷狄之人采纳华夏文化即为华夏之人，华夏之人采用夷狄文化即为夷狄之人。前者较为普遍，落后民族在先进民族经济文化的强烈影响下，逐渐融合于先进民族。如我国匈奴族从后汉至南北朝的汉化，鲜卑族在南北朝时期的汉化，契丹、女真在辽、金、元时的汉化等。
　　后者在历史上也有不少事例，先进民族的部分成员，因陷于落后民族的汪洋大海而融合于落后民族。较为典型的有夏朝亡后，夏桀之子带着本族部分成员迁徙到漠北草原，与当地土著融合，由于文化水平高，成为漠北的统治者。后因夏王族人数少，逐渐融入匈奴，仅保留龙图腾崇拜的一些习俗。又如南北朝时的桓诞，原是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西北）的汉人，桓玄之子。桓玄被诛后，他亡入大阳蛮中，习蛮俗，以多智谋为群蛮首领，拥八万余落，依附北魏孝文帝，受封襄阳王。
　　二是越是战乱时期，战争规模越大，民族融合的规模也就越大。
　　民族大融合时期多是历史上的战乱时期，战争规模越大，融合的规模和程度也就越大。一般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是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五代十国时期是第三次民族大融合时期，辽宋金元时期是第四次民族大融合时期。这几个时期战乱不息，民族迁徙、互动较大，其结果是众多民族交错杂居，互为婚姻，并采用中原文化，汉族也因此得到不断壮大和发展。
　　三是少数民族统治区域内的民族融合规模最大。
　　西晋末年，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塞外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十六国”。在这些地方政权中，匈奴人建立的有3个（汉或前赵、夏、北凉），氐人建立的有3个（成汉、前秦、后凉），羯人建立的有1个（后赵），鲜卑人建立的有6个（前燕、后燕、西燕、西秦、南凉、南燕），羌人建立的有1个（后秦）。其结果是在中原地区形成了胡汉杂居的局面，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由于汉人的生产技术、宗教和文化等水平较高，促使少数民族逐步采用汉人的技术、宗教、文化及语言、姓氏、服饰等，与汉人逐渐融为一体。最为典型的是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所辖地区的民族融合规模和程度，远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大。契丹人建立的辽、女真人建立的金、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政权所属地区也一样，以及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和满族建立的清朝，其结果，大多数古代的契丹人、女真人、党项人和蒙古人及满族，都融入汉族。只有部分少数民族离开中原，回到原居住区，形成现在的某些少数民族，如蒙古族和满族。
　　四是自然融合和主动融合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主流。
　　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不同，民族融合是自然和自愿的，是一种进步表现；民族同化是强迫的非自愿的。民族融合对体质和智力的提升起到重要的作用。中国历史的民族融合可分为自然融合和主动融合两类。自然融合是自觉、自愿的融合，不同民族交错杂居和通婚，差异性逐步缩小，共同性不断增多，逐渐融为一体。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化水平较低的民族往往被文化水平较高的民族所融合。
　　此种融合现象在历史上十分普遍，历史上少数民族融入汉族的情况大多属于自然融合，如匈奴、羌、氐、突厥、契丹、女真等融入汉。主动融合是少数民族统治者主动要求本民族采用汉文化，如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全盘汉化”的措施促使鲜卑和汉融为一体。这一改革对北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把北魏的民族融合进程推向了历史的新高潮。
　　作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何星亮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