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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礼宁:货币财产权、立法与自由

更新时间:2015-06-01 23:57:39
作者: 吴礼宁  
国家的第三种货币责任乃是节俭。现代福利主义的基本理念要求政府在不介入私权的前提下,在提供纯公共物品的同时,还应提供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用以满足社会公众需要的准公共物品。[22]公共物品的提供有赖于政府财政,如今作为准公共物品的福利支出已成为现代福利国家的沉重财政负担,为减缓财政压力,通胀税收入所占比重越来越高,渐有取代税收、公债而成为政府主要收入来源的趋势。然而过多的通胀税必然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的大萧条,这就要求政府秉持节俭的态度,平衡收支,严格控制通胀规模,善用通胀税收入,避免给人民带来过多的通胀之痛。

  

   三、人们是如何失去货币财产与自由的

   货币财产和货币自由是权利的保障,是安身立命之根本,然而这项在近代以前几乎毫无争议的权利,随着近代国家的建立,逐渐从理论和现实的视界中淡出,在当今社会,选择货币的自由和权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人们仅仅保留了微不足道的附着于信用货币的请求权,这堪称西方现代文明背后的最大败笔。甚至可以说,一部人类社会近现代史,恰是人民不断丧失货币财产和自由的历史,而这段历史的发端乃是1694年英国议会颁发给英格兰银行的特许状。

   英格兰银行乃是1694年由包括私人银行家在内的1268家商人出资创建的,早期主要从事政府债务业务,这一点正好满足了政府的财政需要。作为政府借款的对价,英国议会以特许状的形式授予英格兰银行不超过其资本总额的银行券[bank notes,也即钞票,或者纸币、符号货币]的发行权。[23]此前,自交子出现之后,发行纸币的现象时而有之,但具有近代意义、制度化的纸币发行却是从英格兰银行开始的,这份特许状使英格兰银行从一家普通的商业银行,变成了拥有货币发行权的中央银行,同时它还是一家私人股份银行。从特许状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英国实行的是十足现金准备制度,并且当时的纸币是可兑换的,持有者可以随时换取等值的黄金。由于受到金本位制的制约,发行银行在发行纸币时并不是那么随心所欲,人民的财产也因此获得了一定的保障。然而这只是相对的,因为公众对于货币超发以及由此带来的通货膨胀的感知总是非常迟钝,如果银行增发货币的幅度不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公众对隐性的通货膨胀将会毫无察觉,也就是说,银行可以在不知不觉间将社会上的新增财富尽数捕获。

   发行银行总是有着超发货币的冲动,银行家们并不满足于金本位制下的“薄利”,借着大萧条的契机,他们率先在英国和美国废除了金本位制。其实如果我们有兴趣考察一下美国纸币的演变,就会对这一过程有更加直观的了解。美国早期的纸币都附带承诺,即可以用这些“黄金证明”兑换黄金,只要将该证明返回财政部即可。到了1928年,纸币上写的是:在美国可以向政府要求兑换黄金,或者在任何联邦储备银行兑换良币或合法货币。1934年变成:本纸币是合法货币,可用以偿还任何公债或私债,可以在财政部或任何联邦储备银行兑换合法货币。至此,纸币已经不能再兑换黄金了,而是变成了单纯的符号,至于以“合法货币”兑换“合法货币”的逻辑,实在不知道会具有何种意义,因为前后两者都是指的纸币。这恰恰是罗斯福新政的最大成就。罗斯福总统在他就职的第一天即1933年3月4日便做出一个决定:停止银行业务,结束黄金在国内的流通。紧接着国会于1933年3月9日颁布《紧急银行法案》,该法案规定:在战时或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其他时期,总统可以……调查、管制或禁止……出口、囤积、熔化金银币或金块银条熔化的行为,或指定其专门用途,[24]从而在事后凭借一部溯及既往且限制了人民基本权利的法案为罗斯福的行为补上了合法性一课。4月5日,罗斯福命令美国人把收藏的黄金和金币全部兑换成不可再兑换的纸币,并且于1933年4月底之前兑换完毕,否则将遭受1万美元的罚款,或者不超过十年的监禁,或者并罚。[25]1933年6月5日,国会发布的联合决议规定,不得以黄金或与其等值的法定货币偿付债务,在这里,法定货币仍然是金属货币。而在1935年的诺曼诉巴尔的摩及俄亥俄铁路公司案(Norman v.Baltimore & Ohio Railroad Co.)中,[26]联邦法院认为,国会的联合决议是国会和总统采取的应付经济危机的措施之一,是通过通货膨胀进行再分配的政府政策中的一部分。根据宪法,国会有权建立一种统一货币体系并加以管制。[27]因此,国会的联合决议没有违反宪法。

   美国设置三权分立政体,本意是通过三种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防止权力的异化以至于对人民造成伤害,然而在一些事关人民根本权利的问题上,这三个机关却超乎想象地保持了意见统一,并且在它们的共同努力下,黄金在美国彻底退出了流通领域。由此也可以看出,所谓三权分立未必时时都能起到权力制衡之功效,在不疼不痒的问题上或许会大放异彩,而在实质问题上,则会联合成为一个剥夺人民权利的巨大利维坦。为达目的,这些机关甚至不惜采取违宪的手段。如罗斯福总统发布的侵犯人民权利的命令,并不能获得宪法的支持。美国宪法规定,国会不得通过公民权利剥夺法案或追溯既往的法律[第1条第9款第3项],显然无论是剥夺公民持有黄金的财产自由,还是罚款及监禁处罚的设定,都无法获得国会的授权,因为召进黄金不是克服危机的必要手段,所以国会本身不具有为此制定侵犯人民财产和人身自由的法律的权力,也不能通过溯及既往的法律对总统的行为进行追认。然而国会为了使罗斯福总统的命令获得合法性,便绕过宪法制定了《紧急银行法案》。而法院则在诺曼诉巴尔的摩及俄亥俄铁路公司案、诺茨诉美国案(Nortz v.United States)[28]及派瑞诉美国案(Perry v.United States)[29]等案件中,做出了出奇一致的判决,从而将美国人民置于茫然无措的境地。甚而至于,分权政体不仅不会成为人民基本权利的有效保障,同时还由于相互之间的牵制,使得第三方势力——金融资本获得了可乘之机。在英国,银行资本正是凭借议会对政府的制约,垄断了货币发行权。在美国,银行家一直没有放弃控制国家政治的努力,废除金本位制的受益者不是政府,而是银行,政府只不过是银行的债务人而已。显然这是对现代西方制度文明的强烈讽刺。

   在美国之后,英国、德国、法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废除了金本位制,中国则在1935年废除了银本位制。从此以后,纸币取代金银成为法定货币。为保证本身不具有价值的纸币得以顺利流通,各国一方面通过立法禁止以金银作为计价工具,一方面赋予纸币以交换价值,并通过立法要求公众接受纸币,否则将遭受法律上的不利后果。假使公众不肯接受这种符号货币且不满于纸币不断贬值的事实,甚至一度采取物物交换的方式加以规避,但他们无法拒绝以纸币形式存在的工资、债务偿还以及银行贷款,并且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使得物物交换的局限性暴露无遗,公众的货币选择权和货币自由权毕竟抵不住立法和市场经济的压力,纸币最终得到全面流通。随着金本位制的废除,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再受外在的纪律约束,可以任意发行纸币,公众却只能接受。也难怪哈耶克会提出这样的批评:“任何有关法币的法律就其本性而言都‘有犯罪嫌疑’。”[30]

   进一步讲,即便为满足社会的信用需求而发行纸币,并要求公众接受,但没有任何充分的理由来支持禁止金银流通的立法,至于要求公众以金银兑换本身不具有价值的纸币,这样的立法显然与自然法的精神不符。在这一问题上,罗斯福政府的做法更加赤裸,在要求公众将黄金兑换成纸币之后不到半年的1933年10月22日,罗斯福宣布政府提高购买黄金的价格,[31]国会也跟着附和,并在1934年1月通过《黄金储备法案》,金价被定为35美元一盎司。这一法案的发布导致以下后果:其一,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以黄金为支付手段的合同,被政府单方面撕毁;其二,政府通过人为的手段对金价进行调整,使其可以坐地收钱;其三,由于黄金直接兑换进了银行,政府提高黄金价格,可以使银行稳赚一笔,政府其实是在为银行服务;第四,因为黄金价格基本是恒定的,提高黄金价格也就意味着美元的贬值,即个人财产的削减。此时的黄金价格由1盎司20美元升到35美元。如果在10月21日还能用1美元买3.5升牛奶的话,第二天醒来就只能买2升了。这一举措对于危机中饥寒交迫的美国民众无异于雪上加霜,[32]如果进行宪法上实质性审查的话,会发现这一举措与克服危机的目标是明显相违背的。至于这一举措的真正目的,实则要从制度上排挤金本位制,其后果显然是有关货币财产与选择自由的丧失。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直观的结论,即金银本位制的废除,以及公民货币财产与自由的丧失,其实都是政府立法的结果。

  

   四、丧失货币财产与自由的后果

   正如我们清楚所见,丧失货币自由的第一个严重后果便是持币人的财产权不断流失,货币当局可以凭借自己的喜好分享公众的财产。正像布坎南所说,虽然通胀是一种征税手段,但政府行使货币发行权的结果不仅仅是通货膨胀,“甚至在零通货膨胀的体制下,授予政府发行不兑现货币(fiat money)的垄断性权力,也有一定的价值,因为这种特权是这样一种权力:以基本上是零成本的方式,创造个人会赋予其经济价值的资产”。[33]而任何政府和央行都无法抗拒这种诱惑,所以当金本位制被废除以后,货币当局总会不遗余力地发行纸币,以获取最大化之收益,进而导致日积月累的通货膨胀和公众财富的持续流失。

   纸币本身并不具有价值,只是价值符号,国家虽然可以凭借立法要求人民接受纸币,也有义务保持币值的稳定,但却从来没有能够做好这件事。纸币发行量影响甚至决定了其购买力,并且随着纸币发行量的增加,公众所持纸币的购买力,包括绝对购买力和相对购买力,都在不断下降,也就是通货膨胀的发生,其本质则是持币人货币财产的流失。进一步考察历史我们会发现,人类社会最严重的几次通货膨胀,基本上都是在金本位制被废除以后发生的,[34]两个现象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联系。

   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反反复复地为货币当局制造通货膨胀的行为作辩护,一再试图论证通胀的正当性,然而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便可抹杀这些努力,那就是:“在英国和美国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那段历史时期终结的时候,两国的物价却跟200年前处于同一水平”。[35]而这段历史时期,也正是货币发行受金本位制纪律约束的时期。即便如此,也会像布坎南所说的,货币当局仍在通过货币发行不断向人民征税,只不过通胀税的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基本持平,所以人民感觉不到通胀税的存在,也见不到税务官是谁。因此,这是一种最不容易听到鹅叫的拔鹅毛的技艺。而公众则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自己辛苦积攒的财富,相对于财政幻觉,我们可以称其为通胀幻觉。

   另外,由于立法禁止以金银作为计价工具,通货膨胀便由显性变为隐性,涨幅不大的通胀会因社会财富的增加而被掩盖或者吸收,而在严重的通胀发生之初,人们首先看到的是物价上涨,然后才是纸币贬值。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也在不断增加,对于物价上涨的承受力也在不断增强,所以人们感受到的通胀之痛比实际要轻得多。如果通胀率接近经济增长和工资水平增长的幅度,人们对实存的通货膨胀会视而不见,并慢慢地接受物价的不断上涨,而不觉得有通胀的存在。只有当恶性通货膨胀发生时,人们才会有比较真切的感受,才会表达出他们的不满情绪。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货币当局会尽量将通胀率控制在人们可接受的幅度之内。

然而货币当局的自觉仅仅存在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因为在高增长的年代,与经济增长水平相同的通胀税收入基本上可以满足当局的需求,所以当局愿意忍受金本位制的约束,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当局的货币需求却未见减小,于是其不再满足于通胀幻觉之下的通胀税收入,而试图摆脱金本位制的约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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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方法学》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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