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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邦佐 罗峰:从一元转向多元

——关于中国执政党政治整合方式的对话

更新时间:2015-05-27 13:24:52
作者: 王邦佐 (进入专栏)   罗峰  

   罗峰:(以下简称罗)王老师,我读过您和谢岳博士合写的发表在《学术月刊》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社会整合:!"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使命》,这篇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不仅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而且还获得了去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由此我联想到现在大家十分关心的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问题,我想问您的是:整合方式是否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王邦佐:(以下简称五)是其中的应有之义吧。对任何执政党来说,要牢固地维持其执政地位,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其政策和主张要获得民众的支持和认同。因此,在执政的环境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情况下,执政党的执政方式随之也需要进行调整。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千万不要笼统地讲“转变执政方式”,而是要界定在一定的层面上并且赋予它确切的内涵。譬如西方许多国家的执政党通过“三权分立”的方式执政,而我们党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和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方式来执政的,在这个层面上不存在“转变执政方式”的问题,所要转变的是传统的或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某些领导方式,即需要通过组织的再造、行为方式的变革和政治文化的塑造进行自身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将各种新的因素纳入到已有的或新的体制框架之中,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整合。执政党只有在完成自身整合和社会整合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大量的执政的合法性资源。所以,执政党的政治整合,对保持政治体系的稳定发展,进而推进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当然,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不仅限于此,它还包含着更多的内容。

   罗:我注意到您提出了两种整合,即社会整合和政治整合。关于社会整合,您是指社会不同的要素或部分结合成为一个统一、协调的整体的过程及结果。执政党的社会整合是指执政党为了实施本党的政治纲领或达到一定的政治目标,通过一定的方式将社会分散的、多元的、异质的要素纳入到一个既定的结构性框架之内,在这里,社会是作为执政党的对象而存在。那么,政治整合呢?

   王:执政党的政治整合,包含了比社会整合更丰富的内容,即执政党除了要对异质的社会进行整合之外,还要对自身进行整合,即执政党为了提高对社会的整合效度,从成员角色、组织结构、文化价值等方面进行调整和变革。执政党并不是仅仅为了自身的整合而整合,其最终的指向是通过开挖更多的政治资源,为实现其政治纲领和增进民众的福祉。

   罗:既然执政党的政治整合是执政党作用于政治体系和社会的重要手段,从历史的纬度来看,它们同样存在于计划经济年代。那么,在计划经济年代的执政党的政治整合方式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年代到底有没有不同?

   王: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计划经济年代的执政党的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模式是相同的,其典型的特征是“一元化”,在那种模式下,从社会来看,国家和社会高度统合,社会缺乏独立的自主发展空间,很难形成严格意义上的与国家行政权力有别的公民社会,尽管其表象为社会自组织力的缺乏,但从实质上看是执政党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抑制了社会的活力。在党政一体化的格局下,不仅社会,而且政府也缺乏相对的自主性。在那种背景下,在一定意义上,各级政府实际上是执政党的执行机构。这样,执政党的政治整合是一种基于纵向结构、单向依赖的权力关系的等级控制,它通过“泛政治化”的途径并借助体制的力量对社会加以横向分割,把社会经济关系转化为政治行政关系,以维持上层对下层、中心对边缘的有效控制和社会行动的统一和有序性。可以简单地说,一元化的政治整合方式通过党组织延伸的广泛性和深入性把国家内、社会内以及国家和社会间的各种复杂的关系都整合为单一的党内关系,并通过党内的组织纪律来保证这种整合形式的实现。这种单向的一元的政治整合方式是以远离社会个体的特性为代价的。

   罗:是的,现在同过去不同了。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展开,从“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已为人们普遍认同和支持。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焕发了活力,自主意识日益提高,其表象是人们在理性的成本—收益的算计中实现着自身的价值。经济体制的变动呼唤着政治上的变革和调整,简政放权、政企分开、党政分开、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以及随后的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机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等,所有这些变革不仅增强了政府的相对自主性,而且使社会的组织力明显提高,一个多姿多彩的多元的社会已逐渐形成。在这种格局下,不管是自主还是被动,在客观上,执政党传统的政治整合方式遇到了挑战。王:好,你帮我回答了你提出的问题。那你能分析其中的原因吗?

   罗:我想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即随着改革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推进,社会上出现了日渐扩大的自由行动领域,社会交往的范围和效率在不断扩大和提高,计划体制下社会横向分割和隔离的状态已被打破,人们在利益的诱导和共同目标的追求过程中联系日益紧密。由于交往、沟通的渠道日益增多,特别是随着单位体制的解体,民众获取生存资源的渠道日益多样化、分散化,这样,整个社会关系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社会成员更易于被纳入到广泛的社会网络中,而不是传统的单一的政治体系内。所以,这种挑战的出现,最主要的原因是市场经济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创造欲望,从而使计划体制下同质性的社会日益转变成为一个多元性的社会,正是由于这种社会生态环境的置换,要求执政党的政治整合方式进行相应的变革。不知王老师对此有什么看法?

   王:我同意。从理论层面上讲,多元社会的出现并不必然导致社会整合力的提高,社会整合往往滞后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当一种整合形态向另一种整合形态转变时,由于传统的整合力量在逐渐消解,新的整合力量一时又难以马上发挥作用,所以,新的整合形态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和压力。但不管怎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下的执政党的政治整合的逻辑应该是适应多元社会的要求,即从一元整合转向多元整合,从单一的外在控制转向支持和引导多元经济社会主体的利益诉求。在政治整合过程中并不消除社会的异质性,相反,要充分发挥和调动它们的自组织性和自律性。这样不仅减轻执政党的政治压力,而且增强了社会包容性,扩大了执政党政治整合的社会基础。

   罗:从一元整合转向多元整合,这个概括很有新意。但我的疑问是,这是否会削弱执政党的领导地位?

   王:实际上,在政治整合过程中,执政党通过其固有的政治优势,来支持和引导民众进入市场和政治过程,这样不仅不会削弱党的领导,相反,它为政治整合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由于中国是一个历史久远的超大型社会,传统政治体制由于其惯性而在现实的政治运作中仍然有一定的影响,成为制约政治现代化的一种习惯性力量;又由于现阶段中国处于一种深刻的转型期,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再加上改革进入到“深水区”,阶层的分化、贫富的悬殊和城乡差别的扩大,引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和矛盾;还由于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发达国家的“示范效应”和现代化问题接踵而至所带来的强大压力,使中国实现现代化道路漫长而曲折等等,所有这些都要求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其政治领导地位,增强其政治权威性和合法性,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政治资源和根本保证。从一定的意义上来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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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03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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