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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磊明 李蹊:人情往来与新“差序格局”——基于河北顺平县东委村的考察

更新时间:2015-05-21 17:10:06
作者: 董磊明   李蹊  

  
  摘要:以礼金变迁为切入点,以河北省顺平县东委村为例,通过记述“随礼”的传统互动模式以及“失随”如何发生,分析礼金中的博弈,透视背后的人际关系与社会结构。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原有乡土格局已被打乱:“差”不再完全由血缘的亲疏、地缘的远近决定,同一圈层被经济分层切割成若干块,外圈势力逐步渗入原有圈层;“序”不再简单由长幼尊卑定位,身份分层与经济分层错位,伦理纲常弱化。横向关系扩展并重排、纵向等级扁平并错位的新差序格局正在形成。
  关键词:差序格局;血缘;地缘;经济分层;新差序格局

  
  一、问题的提出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差序格局”这一概念,从“纵向的刚性的等级化的‘序’”和“横向的弹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①两个维度勾勒了中国传统农村的社会结构,被公认为对乡土社会的传神描述。长期以来众多学者对其进行了解释与扩展,力求通过对转型背景下差序格局的再解释,重新认识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性质,使“差序格局”成为一个具有普适意义的概念。从对姻缘关系与拟似血缘关系渗入差序格局,“利益”成为格局中决定人们关系亲疏的一个重要维度,人际关系走向理性化的论述②,到通过对当代中国社会人际关系变迁的研究以赋予差序格局现代内涵,再到对个体在社会关系的差序格局中行动逻辑从单一的道德要素演变成多种逻辑的研究③;从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的探讨④,到对差序格局下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行为的解读⑤;从通过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研究对差序格局进行重新解读⑥,到从行动单位视角对差序格局的拓展性理解⑦,再到对鲁西南小亲族主导型村庄差序格局变迁的个案素描⑧,学界在对差序格局的重新理解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由于转型期社会变化迅速而复杂,区域差异显著,充分认识中国乡村社会、延续并丰富“差序格局”这一概念的生命力与解释力,还需要广大学者的不懈探索与共同努力。
  本文拟通过对河北省顺平县东委村的个案研究,观察“随礼”⑨在当地的变迁,试图通过记述“随礼”的传统互动模式以及“失随”如何发生,分析礼金中的博弈,从而透视人际关系与社会结构。“随礼”又称“人情”,是中国乡村社会的传统互动,在经济与社会整合层面发挥着重要功能,不失为透视村庄格局的一个有效途径。“礼”也是东西方社会学者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从莫斯对“礼物”在“道德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世界”“社会的世界”中的不同流动与功能分析⑩,到布迪厄将“时间”“资本”“惯习”“场域”概念引入礼物交换过程(11);从阎云翔在下岬村民族志中对礼物交换体系社会互动的文化意义的阐发(12),到贺雪峰对熟人社会人情异化的研究(13)。本文则拟从时间维度进行纵向比较,试图透视人情背后的人际关系与社会结构变迁。
  东委村地处太行山东麓、冲积扇平原中部,属暖温带季风大陆性气候,是一个传统的北方农耕村落。东委的村庄社会以血缘和地缘为共同纽带,张姓与李姓是村中两个大姓,小亲族关系网中兼有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和“文革”时期“派性”的痕迹,基本符合“分裂型村庄”(14)的类型。近二十年,东委村的农业生产逐步从一年两熟的玉米小麦种植转向草莓与西红柿为主,蔬菜瓜果市场随之兴起;外出打工与经商者不断增加,向外流动人口逐年增多,近年不断出现举家迁出的情况,但流出者一般仍与村庄保持一定的互动,依然会回村参与婚丧嫁娶和春节等重大节日仪式。
  通过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笔者发现东委村红白喜事中的“随礼”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随礼”本来重在一个“随”字,有“随大流”之意,礼物礼金的多少是客人与主家关系的确认与体现,同等血缘地缘关系的客人礼物礼金基本保持一致。而近二十年内“随礼”有三变:一是实物性礼物减少,礼金成为主流,数额逐年增加,增长速度加快;二是同等关系的礼金参差不齐,且差距不断拉大;三是出现了随礼与还礼的不平衡。那么传统格局下的“随礼”是怎样的模式?“随礼”失“随”的形成机制是什么?礼单上数字差异的背后又是怎样的博弈与社会结构呢?

  
  二、传统格局下的“礼”之“随”
  费孝通先生对于“差序格局”所为人熟知的论述是:“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15)“血缘社会是稳定的,缺乏变动……父死子继:农人之子恒为农,商人之子恒为商——那是职业的血缘继替;贵人之子依旧贵——那是身份的血缘继替;富人之子依旧富——那是财富的血缘继替。”(16)
  从已有研究可以看出,学界对于传统“差序格局”的共识在于,这是一个由血缘与作为其“投影”的地缘为纽带所连接的社会;经济基础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存在商品经济;社会秩序依靠传统人际关系与伦理纲常,道德观念是“克己复礼”下差序的人伦;政治机制是长老统治;社会性质是熟人社会。
  三十多年前,东委村正是典型的差序格局。
  首先在血缘格局上,东委村并非单姓村,而是由多个家族共同组成。张家、李家是村中两大家族,其他较小的家族多由外村迁入,虽然五服内的亲戚较少,但是通过认干亲与婚姻两种方式或与其他小姓联合,或依附于张、李两家。嫁进来的媳妇再将娘家村中的姑娘“说”给村中的青年,血缘关系下又加入了姻缘的因素。整个村庄即使毫无血缘关系也仍以哥嫂、叔伯等称呼,大年初一清早晚辈要相互到“当块儿”(地缘)与“当家子”(血缘)家里拜年,长辈则坐在炕上专等小辈来磕头。其次,村中的政治格局被老人们戏称为“张天下,李半朝”,张、李两家除了人数上的优势,几房的家长都在村中任职,据老人们回忆,“这些干部说直理,能管事”,权力与权威重合。有威望的除了干部之外,还有一位识文断字的老人、一位退役的老人与一位烈士家属,村里分家要找他们主持,有冲突要由他们“说和”。再次,在经济格局上,村民均以种地为生,人丁兴旺的家庭分得的田地多,劳动力也较为充足,日子过得相对宽松,男丁较少的家庭也在亲戚、邻里的帮助下完成耕种。虽然存在贫富之分,但是差距较小,没有大地主,经济条件较好者在划分成分时也只是中农。最后,在文化格局上,五十年前村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村中曾组织扫盲班,后建立学校,小学设置到三年级,三年级以上则到隔着一条河的西委村上学,初中到朝阳镇,高中与师范在县城。此后,初中文化及以上的村民被视为“文化人”,文化水平差距拉大。
  “随礼”发生在仪式中,举办红白喜事的家庭被称为主家。东委村每场仪式都要有“识文断字”者担当“管账的”,村落每个区片都有固定的人选,仪式当天会辟出一间单独的屋子供其使用,“客”们到达后会首先来此放下礼物与礼金。“管账的”则支一张桌子,用毛笔将“随礼”者的姓名与礼金、礼物的数量、名称等写在红色(结婚)或白色(丧事)的笺纸上,而主家会将账本一直保留,作为今后“走亲上礼”的参考。
  “客”根据与主家关系不同被分为以下几类:地缘关系下的“乡亲”、血缘关系下的“亲戚”与业缘关系下的“一范儿的”(17)。“一范儿的”是在近二十几年有了外出上学、工作、打工、经商等现象之后逐渐出现的“客”的新群体。而礼单上落款的名字则体现出一家之主究竟是谁,除了倒插门女婿的家庭写女方的名字之外,一般来说尚未分家的三代家庭作为一个单位上礼,账本上写家中老父的名字,无父家庭则写长兄的名字。一般由老人带领孙辈“坐席”(18)。已经分家的核心家庭则各自作为单独的单位上礼,账本上写丈夫的名字,一般由丈夫前去“坐席”,也可携带妻子。可见,在这些仪式中核心家庭与三代家庭是主要的互动单位,大的家族则通过“坐席”时在一桌来体现。
  在三十年前东委村的传统格局下,“随礼”并不是一个需要争论的话题,“客”只需要按照规矩随大流即可,同等关系的“礼”保持一致。以婚姻仪式中的礼金为例,其中亲戚礼最重,直系亲属、如新郎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则不随礼,与新郎共同作为主家,“五服”以内的亲戚礼最高,为五元;“五服”以外、但同属一个姓氏门下的低一档,随三元;乡亲礼是两元,随礼的一般是本区与邻近区的街坊———东委村以“大队”(生产队时期对村委会的称呼)为中心,按街道划分为“当街”“南头”“北头”“东头”“西头”五个区域,哪家哪户属于哪个区域村民们都十分清楚。“南头”与“北头”因“文革”中不属一派,素有积怨,故来往较少。居住在同一地缘范围内的有血缘关系者,按亲戚礼,关系极好的乡亲会认“干亲”,礼高于普通乡亲,为三元。
  以一个主家为中心,可将其在差序格局中接受的“随礼”图示如下:
  可见,尽管村庄内部一直存在经济分层,但是血缘与地缘仍具有足够强大的弥合力,村庄成员一则没有远远高出平均的经济能力;二则由于价值观与评价体系中经济所占比重不高,无法仅仅通过彰显经济实力获得村庄地位;三则打破规矩者所面临的社会排斥力往往会很大——在农业种植中,失去村民认可与在农具、水利、收割、婚丧嫁娶等方面的互助,会严重影响生产与生活。这就使得经济差距并没能在礼金中得以体现,相反,礼金的差异正是血缘亲疏与地缘远近的折射。
  由于当时村民生产方式单一,亲疏远近由血缘与地缘决定,其中血缘强于地缘,随礼是对客与主家、客与客之间关系的确认,由近及远随着关系变淡礼金减少,同一个圈层内保持一致。差序格局在“随礼”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三、“随礼”失“随”
  在农村土地制度、生育制度、生产生活方式几经变迁后,尤其是近二十年来,东委村这个太行山脚下小村庄的互动模式、价值观念、社会秩序正在悄然发生改变,这从“随礼”上即可窥见一斑。如今“随礼”成了东委村的一个争论焦点,村民们似乎在礼金数上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分歧。失衡除了体现在同一场仪式中同等关系的礼金参差不齐,且差距不断拉大,还有两场仪式里先后作为主、客家的随礼与还礼的不平衡。
  在第一种情况下,首先是业缘下的礼金失“随”。一般来说,同事之中除了沾亲带故者随亲戚之礼外,大家都会统一标准,而近二十年来这个标准却越来越难达成一致。
  案例1:东委村的葛大爷是退役军人,与仍然生活在顺平县的战友们一直维持着人情往来。2014年葛大爷的母亲去世,他的战友为了随多少礼进行了一次商议,有人主张随一百元,理由是“社员们”(即农民)现在都是一百的礼,“上班的”比人家少拿不出手,但有四五人坚决反对,其他人则表示默认。由于实在无法达成一致,只好表示“各随各的”。丧礼那天却只有两个人坚持随了五十的礼,表示反对的另外两三个人则现场变卦随了一百。这些战友经济状况类似,关系远近相同,在此之前向来保持一致。坚持随五十的两人自称是“依规矩还的礼”,当初自家办事收到的就是这么多,其余战友对此的评价则是“不如不随”。此外,近年来在地缘与血缘关系中也出现了参差不齐的现象。
  案例2:在2014年的一场婚礼中,李某小儿子结婚。李某的大姐在中国石油工作,随了1000元的礼金;二姐在县政府工作,随了500元的礼金。事前两个姐妹已经商量好,其他客也认为大姐“条件好”,“应该多帮衬帮衬弟弟”。正是在这场婚礼中,乡亲礼也是参差不齐,大部分乡亲随了50元,吃了订婚席的随100元,还有同一条街上的一位老人随了30元,主家与客均表示老太太过得“不容易”,“多少是份情谊”。议论的焦点在于一个在县城上班的远亲随了50元,大家在指责其“小里小气”的同时,又感慨“礼太重”,自己也是“越来越走不起亲了”。亲戚中贫富差距向来有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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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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