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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美国宪法史的新视界 导言

更新时间:2015-05-20 12:06:45
作者: 王希  
对此建议西部地区各州尤其支持。但因为这项工程涉及西部领土的处置、商业利益与联邦权力的关系的定位以及不同区域的经济潜能的维护与发展,国会始终无法达成共识。在多次妥协之后,辩论的焦点转移到总统是否有权选择拟修铁路的线路的问题上。反对修建者秉承“州权至上”的观念,反对赋予总统如此巨大的权威,担心总统会被特殊利益集团收买,破坏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的平衡和州与州之间的利益平衡。辩论表面上是针对总统部门的行政权限,但实质上反映的是两种国家观的博弈。支持者希望通过铁路将美国的治权迅速延伸到美国拥有的领土范围之内,将联邦变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支持者还特别提出西部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主张灵活解释宪法的权力条款,要求以“公共利益”和“军事需要”为理由批准铁路的修建。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困扰早期宪政的经典问题:美国究竟是一个以州为核心的邦联政体(confederacy),还是一个以人民或公民为主体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围绕这个问题产生的是关于联邦政府的职能和权限、州与联邦的利益孰轻孰重、国家利益应该如何界定的辩论。这场辩论还暴露出一个深层问题:“国内改进”(internalimprovement)可以在19世纪上半叶在州的范围内得以推进,甚至也可能得到有限的联邦支持,然而当科学技术、市场革命和领土扩张联合起来推动联邦国家的发展的时候,分权式的联邦制反而成为了一种“制度障碍”,束缚了联邦政府的手脚。我没有仔细读过这场辩论的记录,但我不得不对辩论中没有涉及关于奴隶制的讨论而感到有些迷惑。自 1850年妥协之后,任何涉及西部发展的辩论,几乎都无法摆脱奴隶制问题的困扰。为什么奴隶制问题没有在这场辩论中出现?这是需要解释的。就在 1853年关于大陆铁路的辩论之后的次年,国会针对斯蒂芬·道格拉斯提出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进行了激烈辩论,奴隶制问题在其中占有核心位置。道格拉斯之所以如此急切地希望从路易斯安那购买领土的北部组建新州,动机之一是希望推动横跨大陆铁路的修建。堪萨斯的组建可以帮助铁路从北部修建、并以芝加哥为铁路的东部终端,他在芝加哥的房产投资可以因此而增值。正是 1854年的辩论导致了第二政党体制的崩溃,开启了全国政治力量的重组,共和党因此得以产生,为当时尚鲜为人知的林肯在 1860年登上全国政治舞台创造了条件。
      宋、郑、于三篇论文从不同的侧面涉及困扰内战前美国发展的宪政短板———联邦主权的分裂与联邦国家性质的模糊不清。如果说,这种状况在 19世纪早期尚可容忍,但到了 1850年中期之后,随着对奴隶制是否能被允许蔓延到西部的争论日趋激烈,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便难以为继了。1860年 11月,在南部蓄奴州没有将他列为总统候选人的情况下,林肯赢得了总统大选,南部七州随即宣布退出联邦。1861年 4月 12日南卡罗来纳州向联邦军队的萨姆特城堡发动炮击、打响内战的第一枪时,第一宪政秩序或建国宪政秩序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再造宪法的政治大戏也拉开了序幕,林肯也因为占据着总统的位置而扮演了美国历史上最关键的“双重制宪者”的角色———他需要“创造”一种宪法史叙事,以澄清、纠正和反驳南部同盟对第一宪政秩序的“误读”,他还需要通过对这种叙事的持续更新和提炼为新的(第二)宪政秩序的诞生提供一种在政治和法理上绝对不容置疑的“正当”理由。我觉得田雷的话说得更为透彻,林肯必须扮演两个角色:“建国宪法秩序的正统解释者”和“重建宪法秩序的奠基人”。
田雷的论文也是立意甚高。他提出要“在美国早期宪法史的叙事中‘找回林肯’”,目的是争取在两个方面有所创新:一是打破法学家极为热衷的仅从司法层面研究林肯的范式,二是要重构林肯的宪政思想与内战前宪政传统(包括宪政话语)之间的联系,从而证明林肯对建国宪政秩序的解读并非是空穴来风、而是与第一代制宪者的思路一脉相承的,具有坚实的历史事实的支持。这是一个极有创意的思路,但也是一个分量不轻的挑战:美国学界关于林肯研究的成果只能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关于林肯与宪法的研究也是一个拥挤的领域。〔6〕尽管如此,田雷通过仔细阅读和分析林肯留下的 6篇文献———两次总统就职演说(1861、1865),致特别国会咨文(1861)、年度咨文(1862)、葛底斯堡演说(1863)和在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青年学会的演说(1838)———带给我们了一个不仅能够自圆其说而且颇有新意的关于林肯宪政观的解读。田雷的第一贡献是方法上的:他将林肯放回到 19世纪上半叶的政治生态中,从中寻找他的宪政话语的起点,勾勒他的宪政思想的生成与演进。田雷特别提到,19世纪 30年代的释宪者们———包括亨利·克莱、丹尼尔·韦伯斯特、安德鲁·杰克逊等———所持有的宪政话语对林肯具有重要的影响,并提到了西部州进入联邦的经历对林肯的影响(这一点是非常值得展开讨论的)。这样的研究带给我们一种更加诚实、更具有历史感的解读,而且丝毫不减少林肯在美国宪政叙事中的重要性。相反,我们可以从田雷的研究中悟出,林肯的伟大不在于他是他宣示的宪政思想的原创者,而在于他在联邦面临危机的时候能够将零散的“正统”的宪政传统有力地组织起来,以简洁、有力的语言宣示出来,这也许可以被认为是林肯对美国宪法史做出的最伟大、最及时的“原创性”贡献。
     田雷的第二个贡献是对林肯的宪政思想所做的“三位一体”的重构,即林肯的宪政观中同时包含了“联邦(共同体)观”、“民主观”和“法治观”三个核心组成部分。联邦共同体的观点在最近出版的许多著作中都被提到,基本上可以说是史学界内的一种共识,〔7〕将“民主观”和“法治观”与“联邦观”并列,则是非常独到的。在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中,为反驳南部退出联邦的理由,林肯创造和宣示了自己的宪政史叙事,并提出了“联邦的诞生先于州的诞生”、“联邦一旦组成便不可分解”等著名观点。田雷同时提醒我们,林肯还将“民治、民享、民有”的政府作为美国联邦的政治灵魂,没有对“民主”的尊重和敬畏,联邦共同体便没有意义,无法体现出优于世界上其他政体的地方。我个人觉得最受启发的是关于“法治观”的讨论。田雷不否认林肯在内战执政中有过“违法”举动,但他认为法学界单从司法的角度来评判林肯的“违法”恰恰是没有读懂林肯。在田雷看来,林肯对旧宪政秩序的“违反”与他对新宪政秩序的“维护”在“深层逻辑”上是一致的。的确,内战时期林肯遵循的最高政治原则是联邦的生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为了挽救联邦的生存,林肯不再固守“过时的教条”,而代之以“与时俱进”。〔8〕但田雷也格外提醒我们,林肯的“不法治”并非是一种任性,而他在新旧宪政秩序交替的时刻努力寻求和把握“法治的坚持”与“法治的变革”之间的平衡,则表现出了“一位伟大政治舵手所需要的平衡和审慎”。
      阎天的论文给我们的阅读同时带来两个飞跃:从 19世纪进入到 20世纪,从针对“权力宪政”的实证研究进入到关于“权利宪政”的理论探索。阎天讨论的是关于“社会运动”与宪法变迁的关系的问题,这是一个极有意思的问题,叙述也很精彩,我从中受到很多启发,从不同角度加深了对当今美国宪政面临的困境的认识。宪法的生命力既来自变革,也来自对原则的坚守;宪法的权威通过实施而得以建立,但实践中的宪法须严守宪法原则,不得随意变更,从而使宪法能够确保自身应有的中立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受不同利益驱动的社会运动会通过政治渠道“释放出巨大的政治张力”,提出修改宪法的要求。面对社会运动,传统的通过宪法修正案的修宪方式已无法及时回应越来越频繁的政治压力,司法释宪也越来越成为宪法变迁的主要渠道。但司法部门(最高法院)应该如何回应社会运动的修宪或护宪要求、如何在回应时求取“政治正义”与“司法正义”之间的平衡?阎天描述的这种挑战和困境在 20世纪中期之后非常多见,最为明显的例子是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堕胎权运动以及近来的同性恋者权益运动所引发的权利诉求。面对这种困境,多元主义者倾向于直接回应社会运动的要求,允许“社会运动直接进入司法过程”,而原旨主义者则强调对原始原则的坚守,与后者接近的复兴共和主义者则认为,法院只能在社会运动的诉求与公益相“重合”时才能顺从前者的要求。两种思想的对立延续了 20世纪初形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对峙,隐藏在不同理论背后的是两种不同的宪法认知。多元主义者强调新宪法原则生成过程中的“多主体互动”,将修宪视为一种不同主体共同参与的过程,国家只是其中一员,并不垄断制宪的过程。与多元互动相近的“社会运动周期理论”解释了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在 20世纪对宪法改革的影响。根据这种理论的描述,在不同的阶段,社会运动的主体(利益诉求者)通过动员群众、制造话语、利用宪法机制,将利益诉求带入政治谈判,并通过司法机制将利益诉求转换成受宪法保护的权利。但司法部门的回应需要保持平衡,以保证所有利益集团与宪法之间都能保持持续的对话和谈判的关系,从而维护人民对宪法的信仰。如何做到这一点,是多元主义法律思想面临的挑战。复兴共和主义者为此提出,法官的作用不是维护多元利益的平衡,而是坚守宪法中的正义原则,对社会运动压力的回应必须依循法官对正义的理解,必须是选择性的,法官并必须具备公心,公德、并根据公益来释宪。但“公益”本身是充满争议的,而围绕“公益”的界定本身也充满了政治博弈,并影响到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与批准,而即便是经过精心政治考量之后而选择的大法官,也无法保证他们在任期内不会改弦易辙或坠入派系之中。所以,直到今天,司法释宪“政治化”的趋势不是减弱,而是愈加强烈。
     如前所述,胡晓进讲述了一个清末民初美国宪法进入中国人的知识范围的故事,初看是一篇考证文章,细读则可引发诸多联想。胡文报告了学界对美国宪法进入中国的时间和渠道的最新研究,尤其提到,1881年蔡锡勇《美国合邦盟约》译本的发现将美国宪法汉译单行本的出现时间推前了 20年。胡文还介绍了同期日本的关于美国和西方宪政知识的翻译情况,其中提到,虽然日本对西洋政法著作的翻译起步比中国晚,但很快后来居上,反而成为中国输入西方宪政知识的主要渠道。胡文还提到,英国学者詹姆斯·布莱斯子爵的《美国政治论》1891年即出了日译本,此事引起我的极大兴趣。〔9〕几年前我曾细读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注意到他大量引用布莱斯的著作,但不知他读的是英文原版还是日译本。胡文令我产生了两个联想。一是梁启超这一代人对美国宪法的了解本身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故事,也许可以做一篇博士论文。但做论文者至少需要同时具备三种知识:美国史、晚清史和日本史,另加梁启超研究的背景。另外一个联想是,是否能将自 1881年以来各种关于美国宪法的汉译本找齐,整理出来,做一项比较研究?不同时代的不同译者,抱有不同的目的和动机,拥有不同的语言风格,对美国宪法有不同的理解和期待,揭示这一切,可呈现一部丰富的学术思想史,用胡晓进的话说,也算是为美国宪法和美国宪法史研究的“国际化”做出一种贡献。
      作为“美国史研究国际化”的推动者和实践者,我理解胡晓进建议的学术意义。的确,近年来在美国史学界,跨国史研究蔚然成风,跨越大西洋的研究已经是成果累累,但跨越太平洋的跨国史研究才刚刚起步,因此,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应该是大有可为的,包括对美国宪法国际化的研究。但我同时关心另外一个在我看来更有意思的问题:无论美国宪法如何来到了中国,它究竟对中国或亚洲其他国家产生了什么影响或者并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决定它产生影响和不产生影响的因素是什么?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立志脱亚入欧,曾派出大量官员到欧美学习西方的政治理论与实践,甚至进入各国议会观摩西方政治的运作,但最终在 19世纪80年代制定亚洲第一部成文宪法的时候选择的标本却是普鲁士宪法,而不是美国宪法。宪法赋予天皇最高的权力,允许军方绕过议会接受天皇的命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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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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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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