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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十三章

更新时间:2015-05-14 21:24:12
作者: 梁漱溟 (进入专栏)  

   第十三章 文化早熟后之中国

   一 由此遂无科学

   必从讨论中国民主问题入手,才得揭开他那文化早熟之谜,而揭开之后,首先便要指出由此遂无科学。民主属于人对人的事,科学起自人对物之间。一旦把精神移用到人事上,中国人便不再向物进攻,亦更无从而攻得入了。以下只就这几句话来分释。--

   科学虽然好像不限于对物,自然科学之外,还有社会科学,但科学实起自人对物。并且我们还可以说:科学起自人对物,物亦起自人的科学。离开人还有没有物,且置不谈;但人所知之物,总是从人才有的。而人之有所知,即其有科学之始。科学非他,就是人的精确而有系统的知识。前曾说:"心思作用是行为之前的犹豫作用,犹豫之延长为冷静,知识即于此产生。"(见第七章)。冷静地向外看,生命由紧张而松弛,空间遂展开于吾人之前,物体遂展开于吾人之前。就在这一瞬间,是物之始,亦是知之始。感觉( 看)所得为物,空间则出自理智推计。生命原不是静的,但感觉和理智却是生命中最静 的了。知识从生命而出,原本静不了,然而极力趋向于静。其精其确,即于此得之。静观即客观。科学就是顺比趋向,力求客观,乃得成其为科学。对于物又不以感觉所得为满足,更究问其质料为何,是有物质观念。物质观念就是把纷杂陈列于吾人面前之物体,化为更具客观性之物质,以贯通乎一切,智识乃因之而成系统。知识精确而有系统,方为科学。则科学与物质,物质与科学,盖如是其不相离。生物有生命,即其有超于物质者在。生物愈高等,其生命愈强大,其离物质乃愈远。至于人,其生命之强莫匹,其超离于物,更不待言。吾人虽同样要把许多生物以至人类都收入科学研究之中,求得其精确有系统之知识,以便于应付,如同应付物质那样,而卒不尽可能。结果只能把捉其接近于物的那几分,亦即其比较机械的那几分,而其余则略去。从生物科学到社会科学,所把捉愈少,所略去愈多,就愈不准确而难语于科学。社会科学只算得是"准科学" ,正为此。更且对于人的行为或社会现象,若徒看其外表动作,而不从其情意了解之,有何可研究者,而人情则非体会不能得。这必须回省自己经验--非复一味向外看,更须设身处地去想--非复一味静观。尤其像法律、政治、经济,一些应用的学问,处处离不了人的情感反应,理想要求,岂是单单客观所能了当?这其间时时要视人如己,以己度人,多 是理性之事,不徒为理智之事。科学从理智来;从理性来的,却不属科学。此其中大部分只是思想(包含哲学及主义)而非知识了。中国人讲学问,详于人事而忽于物理,这是世所公认的。中国书籍讲人事者,盖不止十之九,这只须一翻开中国书就晓得。中国人心思聪明之所用,何为如是偏于一边?此应 究问者一。中国学问虽云详于人事,却非今之所谓社会科学。社会科学还是顺着自然科学之路,尽可能地作客观研究,此则处处以主观出之--多从道德观点,亦或从实用眼光与艺术眼光。即在客观叙述之中,亦寓有主观评价,纯客观研究百不一见。盖不唯其学问对象偏于一边,作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根本亦不一样。是又何为而然?此应究问者二 。倘若于此两大问题不注意,便是无识。注意了,而如果不用我们从上(第十一章)以来所作解答,亦是莫得其解。盖自从化阶级为职业,变贵族为士人,一社会之中,劳心者务明人事,劳力者责在生产,这样一划分,就把对物问题划出学问圈外,学问就专在讲人事了。又所谓务明人事者,原是务于修己安人。从修己安人来讲人事,其一本道德观点或实用眼光,而不走科学客观一路,又是当然了。这是就后二千年历史来说。后二千年社会,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之形势既成,此二千年间中国学术大势即随以决定,此无可疑也。(伦理本位则促成其修己安人之学问。职业分途则划出农工商,使不入于学问 。)"中国文化以周孔种其因,至秦汉收其果"(见第十章)。凡后二千年之事,皆果之事。秦以前,中国学术尚不如此成定型。然而周孔以来,宗教缺乏,理性早启,人生态度遂以大异于他方。在人生第一问题尚未解决之下,萌露了第二问题暨第二态度,由此而精神称用到人事上,于物则忽略。即遇到物,亦失其所以对物者,科学之不得成就出于此。既不是中国人笨拙,亦不是文化进步迟慢,而是文化发展另走一路了。张东荪先生最看到此点,在他所著《知识与文化》一书,较论中西学术不同之故,曾有极可贵之阐明。第以散见各篇章中,难于引录原文。兹综其大意,而为之条列于次:

   从语言构造上看:西洋一句话必有主语(subject)谓语(predicate),其语言中盖甚注重主体。中国则主谓语之分别不清,其语言不注重主体。

   从思想态度上看:西洋发问恒先问"是什么?"可谓之"是何在先态度"(What priorit y attitude)。中国恒先问"将怎样?"可谓之"如何在先态度"(How priority attitu de)。

   科学的对象是物,历史的对象是事。西洋人极有物的观念,且或化事为物;中国人极有事的观念,且或化物为事。

   西文动词 to be 转为名词 being,实为物的观念之所寄,西洋哲学之本体观念亦即出 于此。但在中国思想中,则似只有 becoming 而没有 being。

   西洋哲学直问一物的背后,像是直穿入的;中国哲学则只讲一个象与其他象之间互相关系如何,像是横牵联的。

   在逻辑上,西洋以同一律为根本;中国不重同一律,却可说有一种相关律。

   在哲学上,西洋以本体论为开始,且作为最重要之一种讨论,中国人却从不见其究问本体。在西洋无论如何只能以宇宙观为人生观之前奏曲,不能合并为一。然而在中国则宇宙人生合一炉而冶,或且宇宙论啄收于人生论中。中国简直可说只有实践哲学,而没有纯粹哲学。(1)(张著《知识与文化》,商务印书馆出版。此见原书第三编之第二第三各章,及附录之一、二、三、四各篇,附录各篇尤重要。)如左列出这些点,实在是一贯的。东荪先生指出是中西人心思(mentality)有些不同。 当其最初亦许不显著,而展转熏习,卒致各自走上一路。西洋一路正是产生科学之路,中国之路恰是科学不得成就之路。明白说:西洋有物的观念,而中国没有。虽严格来说,物的观念是西洋近代(十六世纪以来)科学家创造出来的,然却渊源自古。有人认为中西思想学术之不同,只不过是古今之别,并无中外之异,显见其不然。东荪先生所谓心思之不同,若用我的话来说,便是:西洋人从身体出发,而进达于其顶点之理智;中国人则由理性早启,其理智转被抑而不申。盖就身体是图生存之具来说,理智是身体的顶点,犹兵器之有锋刃,必用到理智方得尽其图生存之能事。然若理智直接为生存要求而用,其用有限。必藉理智和官体对外产生出知识来,再根据知识以解决生存问题,其用始大。这就要经过好奇心或游戏本能转一个弯。好奇心或游戏本能,在生物进化中随着理智之逐渐展开而肇见于高等动物间,至人类最发达。它一面是从身体来的一种本能兴趣,有异乎理智之冷静,却又一面超脱于身体之生存要求,而近乎理智之无所为,恰恰在身体理智间作桥梁。尤其是好奇心,殆为动之终而静之始。其为研究而研究,实知识学问创造之所资。西洋自古艳称"爱智",其科学正由哲学衍来。中国后世之无科学,即为其古代无哲学,哲学只是西洋所有物,亦犹乎科学只是西洋有之。在古中国,哲学只不过是其道德实践之副产物,在古印度则为其宗教实践之副产物,皆未尝独立自存。似此思路之不同,岂非彼此人生态度有所不同?在学术上,在文化上, 明明是东西流派之分甚早,岂得看做一古一今?中西学术不同,亦有可看做一古一今者,我们初不完全否认。即如学术混合,学不能独立于术之外而自行发展,古时通例如此,中国亦如此。中国几千年来学术不分,其所谓学问大抵是术而非学,最为大病。其结果学固然不会有,术亦同着不会发达,恰落于" 不学无术"(借用)那句老话。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曾痛予揭出。(1)(旧著云:早然书史上面有许多关于某一项某一项(经济政治等)的思想道理,但都是不成片段缺乏系统的。而且这些思想道理,多是为着应用而发,不谈应用的纯粹知识简直没有。这句句都带应用意味的道理,只是术,算不得是学。凡中国学问大半是术非学,或学术不分,离开农政和园艺,没有植物学,离开医经和治病的六书,没有病理学,更没有什么生理学解剖学等等。(中略)此其结果,学固然没有了,术亦不得发达。因为术都是从学产生出来的。--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26~31页。)若问何以古时通例如此?则为人类文化之初,莫不从身体出发,其时头脑冷静不足,理智尚未得申。必从身体出发,而进达于其顶点,理智申发,乃不涉应用,专于求知而成学。此即西洋之路,亦即是一般应用顺序,却不料中国沿袭古初,一直不改。关于中国人不能离用而求知这一点,有识者多能见到,东荪先生外,故张荫麟教授亦曾提出说过。(1)(张荫麟教授论文有云:过去中西文化一个根本差异是,中国人对实际活动的兴趣远在其对纯粹活动的兴趣之上。在中国人的意识价值里,实际价值压倒了观念的价值。--原文见《思想与时代》月刊第十一期。)他并且说:许多中国人认定西方文明本质上是功利主义的文明;而中国人在这类(利用厚生)事业之落后,是由于中国人一向不重功利。这是大错特错的。(见《思想与时代》月刊,张著 :《中西文化差异》)

   其实张君亦是知其一,未知其二。流俗的错误,是忽略了西方学术之成就,正在其静心求知,绝不急功近利,张君所指斥者诚是。然若根据这个,就硬说西洋是不尚功利的,而中国却一向是重功利,把从来一般论调完全翻案,是否得为公允?是不是中肯?正恐张君亦自不能无疑。这就为他未及认识人类生命这一曲折,功利为图生存之表露,发乎身体,然当其进达顶点,却变为理智冷静,恍若无所为,冷静本为犹豫之延长,虽若无所为,其实还是功利。西洋之卒不出乎功利者以此。质言之,非超越身体之有对,而到人心之无对,不能超越功利。近代以来之西方文明,大致是顺着身体发展工具(见上章),世人以功利目之,岂无由哉!至于中国不能离术而有学,当然是冷静不足。但冷静不足 有二,一为通例,一为变例。张君又未及辨。身体势力方强,头脑未进于理智,是为古初之通例,中国人显然不属于此。何以言之?(一)身体势力方强,头脑未进于理智,最 好之例是甄克斯《社会通诠》所述西洋人,当民治初起,还不晓得投票时,那种开会表决,那种选举竞争。--请回看上章所引录。窃恐在中国早不会有这样事情。反之,温文尔雅,雍容揖让,以理性代冲动,在中国却见之最早。老实说,自周孔之礼乐教化以来,中国人的身体势力毋宁是弱而不强了。(二)冷静分析莫如论理、数理。论理学和认识论,在先秦尚有可见,而后来倒没有了。《周髀》《九章》发明何等早,而后来历算倒要靠伊斯兰教和西洋。是知中国不是未进于理智,乃是进而复退。前于第一章讲第八特征,即曾指出科学在中国早有萌芽,无奈其后退而不见。理智未进是通例,倒退不能不说是变例。吾人由(一)可知其非通例,由(二)可定其为变例。变例怎样发生?中国文化亦如一般之例,先自身体出发。但正在进达理智之际,理性肇 启,理性以无私的情感为中心,是动而非静。于是身体之动,转化为理性之动,本能之情导入于理性之情。若云以此代彼,诚有未能,然出入于二者之间,牵混不清,接连一气,却是极容易的了。坐此而理智不申,冷静不足,冷静不足之由来在此。

   从这里便有下列三点情形呈现--

前云"即遇到物亦失其所以对物者",就在这时。此时人与大自然之间,融合相通之意味多,不像西洋那样划分出一个自然界,而人与之相抗。此为中西人生态度一大不同,学者多能言之。(1)(在西洋,人与自然仿佛分离对立,在中国,则人与自然融合。杜威博士在北京大学讲演会言之。又鲁迅壁下译丛译厨川白村《东西人之自然诗观》,论之最详。张东荪先生近著《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中说:自然界的独立分出是西洋文化上一大特色一大贡献,亦是此意。中外学者言之者尚多,不备举。)人之所以对物者在知 识,知识之道在分别明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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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梁漱溟全集》第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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