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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毅:现代国家建构理论:从二维到三维

更新时间:2015-05-12 16:34:14
作者: 曾毅  
这个世纪的一个典型特征是社会(经济社会)的存在,这个社会是由李嘉图和黑格尔发现的,它不受国家法律的支配,恰恰相反,却使国家服从它的法律。[14]对于波兰尼来说,经济的“脱嵌”带来的后果比马克思所看到的贫困和不平等更加可怕,甚至是一场灾难。“由于这个正在浮现的社会其实就是市场体系。所以,人类社会现在就被置于一场危险之中,因为它的原有基础,即部分地由从前的政治机体所构造的道德世界,很可能被一种完全陌生的东西置换掉。”[15]无约束的市场与有组织的社会生活二者之间的冲突,既是19世纪进步的动力,也产生了极大的紧张与张力,最终酿就了工业社会问题的替代方案——法西斯主义。
  2.“战争制造国家”与资本权力的崛起
  在研究西欧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历史社会学家梯利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即“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这个命题其实揭示了欧洲现代国家权力的来源,即军事权力是国家最重要的权力。对此,迈克尔?曼在《社会权力的起源》中有着最为系统的考察。
  前面我们阐述资本“脱嵌”而成长、壮大的过程(即17~19世纪)也正是欧洲现代国家形成、定型的过程。从1648年标志着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到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最晚到1861年俾斯麦统一德国,其间欧洲从几千个城邦国家最终演变为屈指可数的今天的现代国家,这个过程就是梯利所说的“战争制造国家”,为此这一时期国家的主要功能也是战争功能,这一点从国家财政支出比例上看得清清楚楚。
  1695~1820年间,英国国家财政支出只有三大项:军事开支、偿还债务和民政开支,其中民政开支极其稳定,而且数量很少,基本不超过23%,其他大部分都用在军事开支和偿还债务。曼提醒我们,这时的英国是“宪政”国家,但其国家职能基本上是军事性质的,而且其他职能都是由战争派生出来的。[16]不但英国的财政开支如此,欧陆的奥地利和北美的美国也大致如此。1795~1817年间,奥地利的民政开支基本上在20%左右,很多时候不到12%,其他都是军事开支和偿还债务。1790~1820年间,军事开支从19%上升到55%,而民政开支从26%下降到16%。[17]
  曼没有告诉我们的是,在三大项财政开支中,军事开支和偿还债务其实可以合并为一项,因为政府所借债务基本上用于军事开支,在当时的国家职能中,很难设想政府会为了民政事务去借债。这一点从18世纪初英法争霸战争中可以看出来。人口规模、财政收入都远不及法国的英国最终成了赢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英国政府的举债能力。在“光荣革命”后的9年里,政府债务剧增到1700万英镑,而此时正逢9年战争(1689~1697年),是政府坚实的财政基础使英国赢得了这场战争。在18世纪每一场连续性的战争期间,收入、支出和债务都有很大增长。到1790年,在英国与法国为争霸而开战的前夕,英国的债务是2.44亿英镑,相当于该年岁入的15倍。[18]
  进一步的问题是,在以战争为主的国家职能中,为了战争国家去举债,向谁举债?当然是金融家和企业家,比如至今仍然有巨大影响的金融家族罗斯柴尔德就是伴随着19世纪初国家的战争职能成长起来的。
  因此,战争在制造国家的同时,也催生了国家所依赖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权力。结论用曼的话或许能准确地表达出来:
  在军事革命之后,任何国家都不能维持自己的自主性和在战场上幸免杀戮之灾。因此国家需要更多的财力,后来需要更多的人力。这就需要与组织得较好的社会集团,尤其是土地贵族以及贸易国家中的商业寡头集团合作。这种合作逐渐演变成国家和支配性阶级的有机联合。不同的国家走上绝对主义路线和立宪主义路线,但它们都与支配性阶级进行密切合作。国家精英和私人利益和行动范围此时变得愈益难以区分。在17世纪和18世纪,开始有理由把国家说成是——用马克思的话说——管理资本家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了。[19]
  所以说,在欧美,“资本的年代”并不是霍布斯鲍姆所说的1848~1875年,而是更早。当然,我们知道,霍布斯鲍姆所说的“资本的年代”即西方资本主义对全球的征服在1875年已经完成,资产阶级的胜利是毫无疑问的,没有受到任何挑战。霍布斯鲍姆引用俾斯麦的话说:这个时代是“物质利益”的时代,而经济利益是“基本力量”。[20]
  至此,上文从“脱嵌”和战争两个角度考察了从社会而来的资本权力,这个权力同从社会而来的国家权力一样,一旦形成就有自我确认和再生的能力,从而形成另一种形式的巨大权力,即另一种形式、与国家权力并驾齐驱的“利维坦”。但是,在自由主义居统治地位的西方思想传统中,从古典自由主义到当代新自由主义,伸张的是个人权利而挞伐的国家权力这个“利维坦”,其实每一个人都明白,资本权力和国家权力一样压制着芸芸众生的个人权利,但是很少有人从资本权力的角度看待个人权利,更别说从资本权力的角度看到国家建设问题。
  如前,如果说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功绩是将社会嵌入政治学而根本性地扭转了政治学的方向,仿照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做法,我们同样有理由将资本权力嵌入政治学并更好地理解政治学的根本问题即国家建设与治理问题。事实上,当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取得了世界范围的胜利以后,就有了公共权力的属性,这种公共性与国家权力的合流如此密切,以致很多人将二者视为一回事。但从国家自主性理论来看,尽管历史上国家权力和资本权力密不可分,但两者毕竟有结构性区分。单独把资本权力作为结构性变量,无疑能更好地理解历史上国家建设的成败得失及其问题。


  三、作为公权力属性的资本权力
  从公权力的角度看待资本权力在国家建设中的角色,比单纯地把资本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更能辨识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甚至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所经历的共同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美国南北战争其实是资本主义对奴隶制的战争,资本主义最终取得胜利。胜利以后的资本主义一路狂飙,这一时期的商业阶级被称为“强盗贵族”(Robber Barons),其不同于欧洲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对商业买卖完全不加控制、不加管理,欺诈之风甚嚣尘上,而且拥有私人法庭、私人军队,用欧洲的标准看已经属于无政府状态。在1850~1889年间,自行其是的治安义勇队枪杀了530名真假不明的罪犯。大资本家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标志。[21]1874年《国家劳工杂志》中写道:美国人民曾一度是他们自己的统治者,“没有其他人能够或应该成为他们的主人”,而如今,“这个梦想已经无法实现。……这个国家的劳动大众……很快就会发现,资本就像专制王朝一样坚不可摧。”[22]因此,在美国这样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相对于欧洲大陆的福利资本主义国家和东亚的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国家),不考察资本权力,就根本无法认识国家建设和国家成长的真实过程。
  从资本权力考察国家建设,不仅是理解历史的需要,更是当前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那么,到底从什么角度看待作为公权力的资本权力呢?或者说,既有的相关知识和实践给予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首先,资本权力和政治权力一样约束着个体。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权力对个体发生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式:“甲、对一个人的肉体直接行使有形的权力,例如监禁或处死;乙、以赏罚为诱导手段,例如雇佣或解雇;丙、对于一个人的意见施加影响,也就是进行最广义的宣传。”[23]罗素事实上是从政治、资本、文化诸角度来考察“权力”。
  其次,资本权力是国家权力的来源或结构性权力。迈克尔?曼认为社会权力有四个来源:意识形态的、军事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它们构成了一个交叠的社会互动网络。[24]林德布罗姆则以“社会控制要素”研究国家对公民的控制手段,这种控制要素包括交换、权威和说服。在这里,交换对应着市场,权威对应着政府,而说服则对应着意识形态;[25]再比如,新制度经济学者诺思的“国家、产权、意识形态”三要素理论,[26]及历史制度主义学者豪尔的“利益、制度、理念”三要素理论,[27]都是立足于人类共同体最为基本的三种组织形式——政府、市场和意识形态,也就是人类共同体最重要的三个领域——政治、经济、文化。
  再次,资本权力决定或直接影响着民主的样式和状态,影响着国家建设的成败。从实质民主的意义上讲,民主意味着民众对权力的分享。政治学拥有如下共识:具有天然扩张属性的权力必须得到制约,才能保障作为社会下层的民众的福祉,才能接近真正的民主。对权力的再认知,成为对当代自由民主社会反思的起点。传统政治学将权力等同于政治权力,因此约束权力的方法来自横向的制约(权力分立与制衡)与纵向的大众控制(民主选举);而当经济权力这匹脱缰野马闯入历史的田野中时,如何去制约经济权力便也成为学者必须直视的问题。
  罗素敏锐地意识到经济权力的崛起,这些论断在近一个世纪后同样奏效:“我们已经知道,作为近代技术的结果,各种组织是怎样成长、合并以及扩大它们的范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国家要么必须承担起越来越多的经济职责,要么必须让出一部分权力给那些强大得足以抗拒或操纵国家的私人大企业。国家对这样的企业如未取得支配权,就成为这些企业的傀儡,而这些企业就成了真正的国家。”[28]
  林德布罗姆进一步指出企业家在现代国家中的优越地位,一个国家中不同集团的权力是不对称的,并非多元主义者所勾勒的那么完美、和谐的公平竞技场。在市场经济的国家里,劳工集团、实业家集团显然并不处在一个权力水平线上。实业家拥有得天独厚的三重优势:极其雄厚的资金来源、一切就绪的组织结构和接近政府的特殊渠道。“在所有的私有企业制度中(不论是否为多头政治的制度),公司的决策者都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工业技术、劳动组织的形式、产业的位置、市场的结构、资源的配置,以及当然还有经理们自身的酬劳和地位。在有关生产什么、用什么数量生产的位置上,他们也是直接的或近似的有权力的决策者,尽管他们要服从于重要问题上的消费者控制。简而言之,在任何私有企业制度下,一系列主要的决策被转移到实业家手上,不论是小的还是大的政策。它们取代了政府的议事日程。因此,对他们加以广泛的观察的话,实业家们已成为一种公共官员,并行使着公共的职能。”[29]这样的结果是——正如波兰尼所意识到的“脱嵌”——“公共政策的一大片领域已从多头政治的控制下挣脱。”[30]也就是说,实业家拥有的大量权力,成为自由民主体制下的一个盲区,使这部分支配被掩盖在被人忽略的角落。
  有见地和大众关怀的学者对于这样的民主制度必然是不满足的。在他们看来,“民主不仅是必需的,而且还需是真实有效的”。[31]罗素指出,要获得有实效的民主,就是让一般公民获益。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只解决了问题的一部分,但并没有全部解决。“旧式的民主主义和新式的马克思主义都旨在节制权力。前者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仅仅是政治的,后者之所以失败,则因为它仅仅是经济的。不把二者结合起来,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32]将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双管齐下,共同约束权力,就要既看到普通民众对于资本崛起的无力感,在经济上保证公正;又要避免缘木求鱼,避免经济所有权的上收形成一种新的强制。这就要看到现代经济中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立,要对掌握经济管理权的人进行制约和监督。国家与大型经济组织是现代社会的两大最重要的组织结构。把权力集中在这样的组织中,对普通公民来讲必然会妨害有实效的民主。因此,要达到有效民主,就要使权力在运转过程中尽可能分散,给“下级组织大量的自治权”,使民主、地方分权、法治处罚真正落实。
  林德布罗姆也持类似的观点。他眼中的“民主”必须要发挥实际效果,因此,除了在政治上的“多头政治”控制之外,还要努力克服实业家特权的影响力。“谁在市场中担当主要领导?实业家。谁在贯彻有特权的实业界控制时担当主要领导?当然是实业家。谁在多头政治中担当主要领导?是发挥的大得不成比例的影响的实业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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