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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肃反时期的爱情

更新时间:2015-05-12 10:58:33
作者: 邵燕祥 (进入专栏)  
在解放区某次运动里,由于顾湘出身于地主家庭,曾被捆到树上暴打,我虽不懂事,但也知道,像这样的伤心事,是不能去触人家伤疤的,因此也从来没问过。至于是哪次运动,起初我猜想可能是“三查三整”,后来想,当时她们已在太行山下漳河边上磁县地界的电台,原班人马一九四九年一起进城,至今都在台里,抬头不见低头见,没发现顾湘跟谁有什么过结儿,看样子不像发生在一九四八年,而是更久以前,也许是在延安整风审干的时候吧,那是离我们太遥远的往事了……
  话扯远了。我只是说,在平时,顾湘从来没向我摆过“原则面孔”。而在肃反高潮中的某一天,在昏暗的走廊里碰上,她忽然回身叫住我:“小谢正受审查,你可不能跟审查对象谈恋爱哦!”这个提醒来得突然,我一时语塞,顾湘就走过去了。
  顾湘身受过被审查时的捆打,她是饱经政治风浪的人,自然不愿意看到我在这样的运动中“犯错误”;而她在局党委的工作岗位上,必定听到了关于我“跟肃反审查对象谈恋爱”的举报——某个人或某些人甚或某级组织的“情况反映”,“民不举,官不究”,既然有了举报,就不能装聋作哑,而要有所表态。积半个世纪的政治经验,于今回想起来,顾湘这几句话,是“打招呼”,但未必是组织决定要她出面作此警告,若是那样,她满可以正经叫我到党委办公室,郑重其事谈一次话,不会是偶然路遇的规劝了。
  但我当时少年气盛,不以为然,心想恋爱是我个人的事,我对谢文秀的了解,使我相信她不会干“反革命”活动,更不可能是“暗藏”的反革命,觉得顾湘的话是多馀的,我才不怕呢,“我走我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议论吧。”反正由于我们支部肃反主持者顾文华的清醒和稳健,对谢文秀的所谓审查适可而止,随之我的“跟肃反审查对象谈恋爱”一说也就不了了之。但在五十年沧桑过后,我深感误解了顾湘的苦心。
  她在党委,谁的档案不能看,她固然知道我从小“跟着共产党走”,可以信任,就说谢文秀,也从未隐瞒家庭出身,她父亲纵然是银行经理襄理一流,却从不参与政治活动,更没参加过“反动党团”“会道门”,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也顺利过关;无论按照当时或今天的逻辑,谢文秀都不具备从事“暗藏的反革命活动”的作案动机——这是今天我们用办案的法律用语来追述旧事,以顾湘的水平,当时无疑也会做出相应的判断。她大概相信事情会像延安整风审干那样,经过审查啦,甄别啦,一切会水落石出,而她希望像我这样一路顺风的年轻人,能一避运动的锋芒,检点言行,免得横生枝节,吃眼前亏。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七八年,我到专家楼宿舍去看望“文革”期间再次饱受批斗以至皮肉之苦的顾湘(她在北京广播学院任党委书记,“文革”中一般是学校比机关冲击得凶),相逢一笑,尽在不言中。这么好的一个人已经不在,愿她安息。

  
  第三支部的肃反过关了
  第三支部的肃反运动是波澜不惊地度过了,谢文秀固然没问题,张耀康、胡曙也都悄然解脱。在整个广播局好像也没有抓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来(记得听说对外部有一位从日本归来不久的刘姓侨胞被抓,但过几个月也放回来了)。机关肃反在形成高潮后不久,就赶上下达了政策界限,习惯上叫“杠杠”,规定得清清楚楚;例如曾在国民党党政机关任职的,只有省市县的政府、党部这个垂直系统的主要负责人,直到“反动党团”即国民党区分部、三青团区队负责人(大体相当于共产党、青年团的支部书记),属于历史反革命分子,而其它在旧机关中任职人员,如未查出当时的政治性恶行,又没有什么“现行活动”,则只属于政治历史问题(自然还有严重与一般之别),跟一九五一年“忠诚老实学习”运动后的定性标准差不多。但几乎是重又把历史问题翻腾一遍,在我们支部,似未大伤感情,在其它单位(更不用说在政策水平较低的基层)就难说了。
  一些“肃反对象”芥蒂于怀,两年后在号召“大鸣大放”时一吐积郁,这样的人无一例外都划了右派。在现代法治社会,“一罪不二罚”。但在那时,一旦有所谓前科,那么一来什么运动,都要把历史冷饭热炒一过。天津极年轻的诗人侯红鹅(后在唐山林西矿劳改,便更名林希,八十年代成为全国知名的小说家),在一九五五年反胡风时受到冲击,因为他与诗人阿垅(被定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一九六七年瘐死狱中)有一些文学交往,被反胡风的“按语”点到,自然在劫难逃,而到了后来反右时,又加扣一顶右派帽子,这样的事并不鲜见。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划右派的依据,就有一条是“攻击党的肃反运动”。《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社论,根据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人代会上的发言,大讲肃反运动的重大成绩,那里有正式公布的挖出多少暗藏反革命的数字,我记不清了;同时还有一个数字,是说在“肃反对象”中还有多少人,最后查明不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查清了他们的历史问题,使他们得到了党和群众的信任,云云,这自然也是运动的成绩了。后来打成右派的,多半是这一部分本应对党感恩戴德,却忘恩负义,居然对党心怀不满,反咬一口的人。其后若干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这样成为“老运动员”的,不是罪有应得吗?
  我们的肃反正值一九五三年春斯大林死后两年间,苏联正在努力平反过去肃反中造成的冤案。我们在电台内也能感受到这方面的潮汛。
  因苏联以间谍嫌疑逮捕了美国记者安娜·刘易斯·斯特朗,处决了她任《莫斯科新闻》主编的俄籍丈夫;受此案牵连,一九四九年初,在尚未进城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英语组工作的美国同志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也被中共中央派师哲诱捕,关起来了。一九五五年,李敦白重新出现在西长安街3号电台院内,他原先的中国妻子,一位英语播音员,不久前刚刚改嫁。温文尔雅,戴一副金边眼镜,操一口四声分明、相当纯熟的汉语的李敦白,仍然回到英语组当定稿人;其后,他跟局总编室秘书、一位来自河北农村的姑娘、中共党员王玉琳结婚了。
  其后不久,俄语组来了一位从苏联释放回归的苏子元。与习见的关东大汉不同,这位曾经在三十年代活跃于黑龙江边境林海雪原的老同志,显得瘦小,并无军人的威武之姿,但他当时却是以中共秘密党员身份参加抗日联军的成员,并为远东的苏联红军情报机关工作,一心只是为了抗日,同时完成中共、苏共两党布置的任务。后因寡不敌众,他那支抗日联军避入苏联境内,谁知都被捕缴械,沦为肃反对象,有的劳改,有的流放。十多年后,赫鲁晓夫当政,平反冤案,他才得被遣返中国。他来到俄语组,也是做定稿工作。
  在这两位共产党人饱经沧桑的眼中,中国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该是似曾相识吧。他们两人安然度过了这次运动,直到十年后的“文革”,才又卷入中国的“是非”。

  
  作者附笔:
  马尔克斯曾写有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然则这篇纪实文字,写的就是“肃反时期的爱情”了。一晃整整六十年过去,我和谢文秀两人之间的遇合,放到大历史背景下来看,不过是人海一浮沤;而我们与周围人众之间,则深感如鲁迅之曾慨叹,“人的灵魂是不相通的”。当年跟文秀初次约会,同去苏联展览馆看苏联画展,大约是在一九五五年上旬的某个星期天;而过不几天的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出了惊动全国的毛泽东命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重量级“按语”。五月中旬则开始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的抓捕,开启了当代大规模文字狱的历史。并进而发动“肃清暗藏的反革命”运动。后来每见在胡风案件中受难的诗友,总会心怀惶愧地想起,当他们身陷从天而降的牢狱之灾时,我不但曾经落井下石,而且正初尝恋爱的滋味(尽管由于插入了肃反一杠子,甜味也夹杂了苦味)。两年之后的一九五七年,我沦为新一轮运动的打击对象,这时才仿佛看到了自身遭到的报应:这回轮到我了。……这也许就是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一个好走极端的社会中,人人或都有分的人生况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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