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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敬:红色孤将林彪

更新时间:2015-05-11 17:26:12
作者: 刘仲敬  

   林彪是五四运动想要解放的那种内地新青年的典范,从参加学生运动开始,最终通过黄埔军校投身革命。

  

黄埔军校是速成班性质,以政治教育为主,其他以后自学。林彪还没有毕业,北伐就开始了。他在叶挺麾下作战,这支部队的政治保护人是张发奎。蒋介石清党后,粤军陷入了一种石达开式的情绪,怀念广州根据地的好日子。共产国际决定顺水推舟,利用他们收复广州,重建苏联军援路线,于是产生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林彪以中级军官身份随军南下,在高级指挥官逃亡殆尽后投入朱德所部,跟随朱德来到井冈山。红军的组成非常复杂 ,叶挺、林彪这种前国军军官的素质比毛泽东和贺龙召集的江湖好汉强得多,但在混乱环境内筹款求生的能力反而更差,所谓鱼游浅底遭虾戏。朱德后来说有些事只有毛泽东干得出来,就反映了长征期间共产国际拨款时断时续的后果。毛在这个时候绝地反击,大概不是偶然。江湖好汉-业余军人和正规列宁主义者-党务官僚的阶级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特殊之处,也是毛泽东得以上台的主要原因。国军前军官在这种环境中处境尴尬而孤立,最容易遭到怀疑和清洗。政治保卫局并没有冤枉他们,毕竟从事实上看,他们叛徒的可能性确实是最大的。其他人都已经没有退路了,他们却可以合理地指望蒋介石著名的宽厚。等不到长征开始,这种军官或杀或逃,已经所剩无几,百色起义的主将李明瑞就是典型。侥幸长命的极少数,往往是托了国军进攻根据地的福,才逃出了政治保卫局的虎口。林彪不属于这两类,因为他和毛泽东结成了各取所需的联盟。毛在军事方面还是有自知之明的,看准了他需要一个林彪这样的人。毛林联盟控制了总前委,永远结束了朱德的政治和军事生命。毛泽东获得了一方诸侯的地位,林彪第一次获得政治决定权。

   张闻天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身份,赶走了毛泽东及其富农路线。林彪迅速抛弃了老朋友,倒向更加缺乏军事经验的新领导,护送他们一起踏上逃亡之路,指挥了沿途的几次战役。他在长征路上企图阻止毛泽东卷土重来,却没有成功。暧昧的状态只有斯大林才能解决,他最终决定支持毛泽东。林彪知趣地交出了兵权,改任红军大学校长。在此期间,毛泽东对他非常猜忌,甚至公开指责说,王明背着他跟林彪联系。毛泽东自己说林彪很有战术天分,但别人也这么说,他反倒不高兴。如果抗战没有及时爆发,他的前途将会极其危险。抗战导致八路军人数的急剧扩张,速度比国军和日军快得多,对原有军官和抗日青年都形成了巨大的正向激励。他在抗战期间指挥了几次偷袭,最多时能够击毙数百名日军。这些事件对日本的军事行动影响甚微,却暴露了共产党和八路军内部的奇妙关系。毛泽东讨厌林彪的平型关战役,不逊于讨厌彭德怀的百团大战,说明他的眼光和识见确实高人一筹,也说明他确实没有任何原则可言。他正确地指出,这种战斗除了使自己感觉更正确以外,没有什么军事意义。八路军没有跟日本人作战的能力,应该渗入国民党遗弃、日本人又没有占领的大片真空地带,在那里建立组织和扩充军队,改善共产党在未来的决策地位。他对自己的判断异常自信,甚至敢于对抗斯大林的决策。在共产党的政治生态场内,这事几乎等于玩命。林彪经过几次试验,对日本人的战争素质有了一定的认识,开始转向军队的扩充和军官的培训,默然放弃了原先的冲动。毛泽东对他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工作非常满意,给予了特别的礼遇。

   林彪经过国军防线时遭到哨兵误伤,一度前往苏联治病,回国后继续扩军练兵,等待战争结束。共产党军队在抗战期间的壮大,他的贡献甚大。毛泽东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他几乎没有参加。这种做法在党内非常出格,但毛泽东绝不是不能隐忍的人。只是存档总有读档的时候,毛泽东也不是那种记性不好的人。干部整训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突然传来苏联出兵东北的消息。毛泽东向闪电一样迅速地做出反应,立刻停止运动,解放正在改造的干部,把他们派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同时向美国人、苏联人和国民党表示友善和忠诚,希望借用他们的交通工具,尽快运送干部和军队。美国人同意用飞机给他们运兵,接收华北各地。苏联开放了他们占领的东北和朝鲜,通过大连港接应山东渡海而来的八路军。国民党的态度取决于各地的要人。卫立煌的战区对他们一向友好,掩护了晋察冀边区的建立。阎锡山的战区戒心很重,引起了最初的冲突。傅作义的战区以前非常友好,人送外号“八路半”,现在却舍不得平绥铁路的战利品,以致反目成仇。林彪奉命协同高岗,进驻苏联占领的东北。这里经过日本人的多年建设,号称东方鲁尔区,年产飞机上千架,军事工业超过了关内各省总和的两倍以上,质量更不是大后方山沟里的小厂所能比拟的。东北兵员吃大豆成长,人高马大,面对喝稀饭吃小米的关内士兵,犹如俄罗斯水手出现在南印度港口,看待后者的警察如同看待小孩。

   国共双方都看到了东北的重要性,但形势显然不利于国民党。苏联为共产党开放了海陆三路,国民党依靠的营口和葫芦岛远不能跟大连相比。他们姗姗来迟,主要的资源已经掌握在对方手中。仅仅苏军第一、第二方面军移交的武器就包括:3700门火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1200挺机枪、680座各种军用仓库、松花江舰队的船只。曾克林后来回忆说,他们在苏家屯仓库“先后拉了三天三夜,拉出步枪两万多支、轻重机枪一千挺、还有一百五十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不仅装备了自己和到达东北的其他部队,而且还向山东运送了一批武器弹药,仅子弹和炮弹就有五百多万发。”大连兵工厂日夜开工,将重型炮弹送往华中,否则徐州的战役是根本不可能展开的。除此之外,林彪还获得了一份厚礼:关东军宿将老兵和日本技术人员。由于日本在“满洲国”推行的全方位高层次建设,这批宝贵的人力资源比阎锡山在太原招募的数千退伍日军重要得多。山西的日军只是战时的军人,只有个人的军事素质可以利用。林彪的日本人不仅数量多得多,而且包括了军人和各类技术员,能够提供一个工业社会的完整支持。新的战争一旦爆发,这些资源就会给林彪一方投下决定性的砝码。

1948年9月29日的《纽约时报》1948年9月28日,日本外务省调查局局长加藤松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向外界公布:日本前关东军官兵及其家属,一共有14万人或被迫留在东北中共军中服役,或滞留在中共控制区内生活;有教授士兵开炮打枪的,有教授飞行技术的,有跟随部队做出战术指导的,也有驾驶坦克和国军直接交战的。例如满铁技术员家庭的孩子砂原惠参加了土改、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中村义光留在第四野战军第二野战病院。1949年,东北军工部留用的技术人员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过50%。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军起源于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部,这支关东军的王牌集体加入东北民主联军时,计有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林弥一郎在回忆录《我与中国》当中说:他筹办了东北航空学院,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大抵是他的门生。这段因缘构成了日中和平友好协会的传奇,林弥一郎后来担任该会会长。林彪对这些日本人关爱有加,甚至为了照顾他们的饮食习惯,把珍贵的大米留给他们吃,让自己的战士吃高粱米。当然,这些战士大部分也是东北本地青年,在日本统治下接受了比内地较好的教育和军事训练,在自己的学校和军队里早已习惯在大米的问题上让着日本人。四野百万大军当中,只有几万人是关内和苏联派去的外来干部。

   周恩来于1956年6月27日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说:“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有很多。” 1972年9月30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当天,中村义光就提笔给周总理写信,要求补发或归还他们的奖章。他在信中说:“突然给总理同志写信,请原谅我的失礼。1972年9月29日,那是我们1953年5月12日从上海港返回舞鹤港以来,苦苦等待19年中日建交的一天。因为,我们从中国返回日本以来,19年来一直被歧视的生活中稍稍被解放出来,期待着至少能够过上光明的生活。

   “离开中国时,中国政府保管、回收了曾经发给我们的东北、华北、华中、西南(及对个别人发放的西北,海南岛)等解放纪念章。现希望能够按约定,把这些纪念章再次交给我们这些同志。这纪念章应该是我们为中国革命付出的青春奖赏。我们绝对不会要求特权与养老金,而是希望现在毫无顾忌地向子孙讲述我们曾是在中国工作过的,是伟大革命的一部分的参与者这一事实当作话题,当作最大的骄傲。”

   第一封信发出后,中村和战友们又历经9年时间反复申请和要求,中国方面经过慎重研究,决定补发当年收回的奖章和纪念章。由于历经文革的动乱,许多单位保存的奖章已不复存在。经各方面努力,按原样制作数千枚补发给日本战友,满足他们的正当要求和热切愿望。

   制作完成后,两箱由当年受中国空军之邀来华访问的原四野东北航校教官、《航七会》会长林弥一郎乘飞机带回日本,另两箱则用船运回日本交给“回想四野会”事务局局长中村义光,随后“回想四野会”组成了“中国解放纪念奖章授给事务局”。中村义光担任授给局长。经过极端认真地核发、登记会员、发表调查,审查合格后方开始分发,除病亡,联系不上者外,共1560名日本战友重获证章。

   尽管日本人给林彪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但他最可靠的支持者仍然是苏联老大哥。高岗用老干部习惯的直率语气说:“‘勾子(屁股)’靠着苏联,只要把脸面前海上陆上几个口子一堵,东北就是我们的了!”和谈很快破裂,新的战争应验了高岗的预见。 毛泽东和林彪只需要讨论次要的细节问题,诸如四平该不该坚守,锦州和长春谁更重要之类,重要问题有斯大林同志和苏联军官负责,基本上是稳操胜券的。列多夫斯基后来说:“苏联政府在苏军解放了满洲之后,便取将满洲交与中国共产党人之手的方针。合约所订苏军撤离满洲的期限一到(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国民政府遂决计向满洲派遣其部队,意在占领苏联红军撤离区域,但是莫斯科不允许国民政府向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原中东铁路)派遣兵力;不允许从地方居民中进行部队改编和警力扩充,使得国民政府失去了组建和使用国民政府行政管理机构的可能性。苏联政府还宣布,原服务于日本关东军的工矿企业以及其他设施,皆作为战利品属于苏联。部分企业设备还被运往苏联境内。”(《1937-1952事件参与者的文件与证据:在中国命运之中的苏联和斯大林》,А.列托夫斯基著,莫斯科,1999年出版,第9页) “苏共授意中共向满洲派遣自己的军队——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来,即1946年1月1日,中共在派遣到满洲军队的基础上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另说,1945年1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其兵力来源是地方游击武装和被中共控制的八路军,人数将近100万人(另说27万人。),使得中共得以开展武装斗争攫取满洲政权,并以此为主要根据地依托在全中国展开与国民政府的权力角逐。”(《1937-1952事件参与者的文件与证据:在中国命运之中的苏联和斯大林》,А.列托夫斯基著,莫斯科,1999年出版,第9页)

1947年年初,斯大林派遣装甲兵、航空兵、炮兵顾问和坦克、装甲、运输车支援退守松花江北岸的林彪,一举扭转了战局。列多夫斯基说:“东北民主联军在满洲战役结束之后,其主要任务就是以此地为主要后方确保军事战役,旨在占领中国北部和其他地区。此外,满洲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功能,那就是从这里,并且通过这里从苏联接受武器弹药和粮食物资等。特别是,恢复中国北方直至通往长江的铁路甚为关键。苏共派遣大量工程技术人员前来协助恢复中长铁路的运输。苏联专业技能极高的工程技术人员,不仅帮助满洲的中共政权恢复铁路建设,还帮助他们修建和修复了很多民用设施。” (《1937-1952事件参与者的文件与证据:在中国命运之中的苏联和斯大林》,А.列托夫斯基著,莫斯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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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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