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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中原:“五四”点火者梁启超

——关于“五四运动”领导人问题的重新考察

更新时间:2015-05-10 17:28:10
作者: 朱中原  

  

  

  

   1919年7月1日,身在法国参加巴黎和会的梁启超向国内发回了一封密电,密电内容如下:

   汪、林总长请转南北当局诸公:和约拒署表示国民义愤,差强人意。然外交方益艰巨,全国一致对外,犹惧不济。若更扰攘分崩,不亡何待。启超在欧数月,每遇彼都人士,以内乱情形相质,则若芒在背,不知所对。外交失败以来,相爱者感冀我因此刺激,速弭内讧,以图外竞,庶助我者得以张目。今沪议杳无续耗,大局愈趋混沌,循此以往,岂惟今兹所失,规复无期,窃恐有人借口保安,称兵相压,爱我者亦无能为助。中国今日如重洋遇飓,远援无补,出死入生,纯恃自力。若更操戈舟中,只有同归于尽。当此存亡俄顷,有何嫌怨之不可捐,有何权利之后可恋,诸公之明,宁见不及此?伏望本热诚交让之精神,快刀断麻,迅谋统一,合全国智力,谋对外善后,则失马祸福,盖未可知。若长此为意气之争,结果只同归于自杀,国家固已矣,诸公亦何乐焉?万里惊魂,垂涕而道,伏惟矜察,以惠我民。

   梁启超叩。七月一日自伦敦。

   这封密电写于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原件被收录于丁文江、赵丰田所编《梁启超年谱长编》,是对五四运动的声援,尽管只能作为梁启超发动五四运动的间接证据,然而此前的1919年5月3日,梁启超还就巴黎和会的相关事宜给汪大燮、林长民发去了数封密电,而密电的内容之一,即是要求国内掀起抗议巴黎和会的国民运动的浪潮,这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总爆发。

   关于五四运动,一般的历史叙述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利。事情的起因是,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获胜的27个协约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出了陆征祥、顾维钧等5位代表参加会议。巴黎和会不顾中国提出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三项提案,把德国在青岛及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巴黎和会中国主权的丧失,导致了国内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即五四运动。

   这个叙述基本没有问题。但这其中忽略了一些关键环节,即,是谁主导将中国推向了巴黎和会的成员国之一?巴黎和会中国在外交上是否失败?是何原因导致了巴黎和会中国在山东青岛问题上的外交失利?是谁最先将此事报告给国内?又是谁指示国内掀起运动的浪潮?这一连串的问题,在至今的历史叙事中语焉不详。事实上,这其中一系列环节的关键人物都是梁启超,确切地说,梁启超是五四运动导火索的点火人、第一发起人和核心领导人,是将中国推向巴黎和会并取得一系列外交权益的关键人物。

   这一事实之所以一直被遮蔽,一是由于国内一直缺乏相关的直接证据,二是由于梁启超敏感的政治身份,故在历史叙述中,一直避免提及他。但此封密电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密电、史料证明,梁启超于巴黎和会及五四运动实有点火之功及助推之力。

   当然,如果只有这几封密电,仅仅只能证明梁启超是五四运动的点火者,但并不能证明梁启超是五四运动的助推者和核心领导人。而且,点火者有可能是有意的,有可能是无意的,而且也有可能是偶然的事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梁启超旅行欧洲、参加巴黎和会、发起五四运动,绝非一时兴起,亦非出于偶然,而是早有谋划,这源于梁启超的国民运动思想,梁启超国民运动的内容包括内政运动和外交运动两大方面。外交运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便是国民外交协会的成立。

   国民外交协会是国民外交运动的领导机构。国民外交协会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的国民外交团体,其成立之初曾作为政府后援,积极配合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努力,后又对“五四”运动的发生及中国政府拒签《对德和约》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为最终在华盛顿会议期间收回山东主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国民外交协会在“五四”前后发动和领导的国民外交运动无疑是中国近代历史转折时刻的辉煌篇章。

   那么国民外交协会的主导人是谁?其缘起有怎样的背景?

   公开的史料叙述可知,1919年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在熊希龄宅召开成立大会,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其中理事长为林长民。2月21日,该会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

   这个组织名为民间性组织,但其成员均为当时在朝或在野的第一流政治家,其中大部分均为北洋政府熊希龄“第一流人才内阁”的重要成员。这个组织的领导人虽然是理事长林长民,但其真正领袖人物和主导者却是梁启超,这个组织的成员皆为梁启超的政治同盟者,且该组织是在梁启超的授意下成立的。

   1918年—1919年期间,梁启超、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徐新六、杨维新六人由上海乘日本邮船旅行欧洲。

   1919年2月18日,梁启超等人至巴黎。作为中国参加和会代表的会外顾问,梁启超以私人身份会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及英国等国政要,就美国提出的“十四点原则”与威尔逊进行了非正式磋商,试图在巴黎和会上为中国争得权益,但他发现不仅威尔逊等对中日交涉的内情不甚了解,连自己也被蒙在鼓里,对1918年9月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的秘密借款合同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一无所知。和会正式召开之际,由于北京政府迫于日本和英国方面的压力,指示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做出妥协和让步,即同意将中国原本租割给德国的山东青岛胶州湾让给日本,损害了中国的外交权益。

   1919年3月中旬,身在巴黎的梁启超致电国内的汪大燮和林长民,报告巴黎和会上关于青岛问题的消息,该年3月24日,《申报》登载了梁启超的电文:

   交还青岛,中日对德同此要求,而孰为主体,实为目下竞争之点,查自日本据胶济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继德国权利为限。本去年九月间,德军垂败,政府究用何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此种秘约,有背威尔逊十四条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实堪惋惜。超漫游之身,除襄助鼓吹外,于和会实际进行,未尝过问,惟既有所闻,不敢不告,以备当轴参考,乞转呈大总统。

   由此电文可知,梁启超对于北京政府为何与日本换文订约毫不知情,他表示,如果这样做,则实际上授人以口实,无异于作茧自缚,故此,他希望政府明察。当然,如果以为梁启超此信就是针对政府进行谴责,那就错了。这里,梁启超只不过与北京政府进行了默契的合作,即让事件公开化,也就是说,让中国政府代表团拒绝在和会上签字有了公开、合法的理由。而北京政府也默许了梁启超的此种行为。如果认为梁启超此信就是针对中国政府对日本的卖国行径进行批判与抗议,这是没有道理的。中国与日本的外交关系,是出于大国外交战略的考虑,从整体来说,中国是基本仇日的,或者说与日本的关系是一直很敌对的,但是从具体的阶段来考虑,中国与日本又时有合作与友好,这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不存在卖国之分。而且,中国政府在主权问题上的作茧自缚,源于袁世凯政府埋下的祸根。袁世凯出于想称帝的需要,与日本政府签订密约,拒绝中国参加一战,致使中国在战胜国国际地位上一直很低,必须要付出许多代价才能挽回此种局面。

   1919年4月8日,张謇等国民外交协会成员致书梁启超,请梁为该会代表,主持向巴黎和会请愿各事:

   任公先生大鉴:为国宣勤,跋涉万里,海天相望,引企为劳。此次巴黎和会,为正义人道昌明之会,尤吾国生存发展之机,我公鼓吹舆论,扶助实多,凡我国人,同深倾慕。本会同人本国民自卫之微枕,为外交当轴之后盾,曾拟请愿七款,电达各专使及巴黎和会,请先提出,并推我公为本(会)代表,谅邀鉴及。现已缮具正式请愿文,呈递本国国会政府巴黎各专使,并分致美、英、法、意各国政府及巴黎和会,尽国民一分之职责,谋国家涓埃之补救。兹特奉上中、英文请愿文各一份,务恳鼎力主持,俾达目的,则我四万万同胞受赐于先生者,实无涯既矣。临颖不胜企祷之至,专此敬颂勋绥。

   4月30日,梁启超为青岛问题致电国民外交协会,5月4日的《申报》登载了其电文:

   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这封电报十分明显地表现了梁启超的真实意图,即告政府及全体国民,要求将此事件予以公示并进行抗议,这即是为中国代表团拒绝签字造成了一种公开的理由。

   林长民接到梁启超电报,5月1日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于晚间送到“研究系”(“研究系”为梁派政治成员的统称,其前身系梁启超组建的进步党,进步党解散之后,分裂为三部分:以汤化龙为首的宪法研究会,以梁启超为首的宪法研究同志会,以孙洪伊为首的韬园系。后两者合并为宪法研究会,即研究系,以《国民公报》和《晨钟报》为机关报,后改名为《晨报》)的《晨报》报馆,由总编辑陈博生接收,刊载在5月2日的《晨报》上。林长民的短文全文如下:“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梁任公电乃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益,交由五国交还我国,不知如何形势巨变。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条条约,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条条约,出于协逼;胶济换文,以该约确定为前提,不得径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条约,仅属草约,正式合同,并未成立,此皆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应该说,林长民此篇短文即是引爆五四运动的直接文字,但林长民此文中明确说到,这是由梁启超电文证实,而且是梁启超明确授意。这就为梁启超引爆五四运动形成了有力的证据。短文中明确说,此次巴黎和会青岛问题的受阻,完全是因为1915年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及1918年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的换文密约,这是历史遗留问题。

   5月2日,蔡元培从汪大燮处得知有关巴黎和会的最新消息,立即返校告诉了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人。5月3日下午4时,国民外交协会理事熊希龄、林长民、王宠惠等三十余人开会。议决:一、5月7日午后2时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并分电各省各团体同日举行;二、声明不承认二十一条及英、法、意等与日本所订关于处置山东问题之秘约;三、如巴黎和会不得伸我国主张,即要求北京政府撤回专使;四、向英、美、法、意驻京使馆申述国民意见。会后急电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及各团体、报馆,内称:“本会定于本月七日作廿一款签字之国耻纪念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正式宣言要求政府训令专使坚持。如不能争回国权,宁退出和会,不得签字。望各地方各团体同日开会,以示举国一致。”

   这样,五四运动爆发了。

  

  

  

也就是说,在国民外交协会的总领导下,掀起了五四运动。如果单从组织看,国民外交协会的理事长为梁启超,由汪大燮代理,也即核心领导人为梁启超。运动的几个主要领导人是梁启超、林长民、汪大燮和蔡元培。梁启超是幕后策划人和主导者,也是点火人,是第一发起人和领导人,汪大燮和林长民是国内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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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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