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通常被视作对于公共目的、信念的理性判断和估价。简单地说，也就是每一历史时期思想家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应然判断。我们有理由假定，从人类有能力反思自己的社会生活那一天起，什么是优良的社会生活以及如何实现这样的生活便成了人们共同关心的主题，这也是古往今来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共同思考的问题；人们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便会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便会拥有什么样的政治生活。
在东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发端于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政治思想与源自于古希腊的西方政治思想是最重要的两种思想传统，而构成这两种思想传统核心的恰恰是政治哲学。可是，每当谈起政治哲学，人们大多是从古希腊说起，而很少谈到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甚至还有相当一些学者对中国古代是否有政治哲学心存疑问。那么，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政治哲学？如果有的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特征与功能是什么？在走向现代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究竟在怎样的程度上可以视为支持我们社会进步的思想资源？诸如此类的问题显然值得我们深刻反省。
一、政治哲学：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结构
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政治哲学？以往，每当人们谈起政治哲学的时候，总是从古希腊哲学说起，而很少提到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时至今日，也仍然有相当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政治哲学。其实，要回答这一问题并不难，只不过需要我们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即中国古代有没有哲学。就笔者所知，到目前为止，学术界从来没有人说中国古代没有哲学。如果承认中国古代有哲学的话，我们也就没有理由说中国古代没有政治哲学。
关于哲学，人们大多认为，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物质与精神、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按照这一理解，哲学所要解决的全部问题无非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在本原的意义上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是我们的意识决定了存在，还是存在决定了我们的意识。当然，关于哲学的这种理解渊源有自，但就东西方哲学史的实际来说，从来不曾有过仅仅为了说明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哲学，从思想家开始进行哲学问题的讨论那一刻起，优良的社会生活便是他们核心的主观追求。
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人类在本质上是关注普遍的必然性的动物，因为在我们的意识里，只有与普遍的必然性相符合的生活才是合理的。特别是在本体论哲学流行的历史时代，思想家大多以为，这种普遍必然性便是决定着世界所以为此世界的终极原因，于是，古代思想家对于世界本原的追问便与人们的道德诉求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我们的意识里，我们全部的社会生活所以必须遵循某种原则，就是因为，这种原则在我们看来是绝对的，这也是历史上东西方思想家总是要试图理解和把握普遍的必然性的原因。
事实上，古往今来的人们在这一点上是完全相同的：都不肯在盲目的状态中生活，都希望拥有“正当的”（right)或“对的”社会生活，而正当的社会生活又总是在终极的意义上合理的生活。在希腊，从很早的时候起，人们便意识到，世界所以为这样的世界，万物所以为此万物，有它的终极原因，而作为事物的终极原因的东西，便是一切事物为之而存在的目的，它决定着事物的本质，“使事物美好的原因也是存在物的本原”。① 于是，“何为本体”便成为思想家必须回答的问题。所以，古代思想家对于“终极原因”的追问，始终有着深刻的政治的和伦理的意义，即使是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水”或其他某一种物质的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家，其主观目的也仍然是要说明什么是优良的社会生活。
就在希腊哲学家追问终极原因和普遍法则的时候，中国思想家也开始了这方面的努力。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以及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道”、“道义”的概念，他们认识到，只有符合“道”或者“道义”的社会生活才是正当的，“天下有道”才是人们应该拥有的社会生活。春秋战国时期的儒、道两家对于“道”的认识和理解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把“道”理解为社会生活必须遵循的法则。诚如汉人司马谈所说：“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如何使现实的社会生活变得正当，是思想家的共同关注。
政治哲学是关于政治的伦理学，它所关注的是始终是政治的道德层面，同时，政治哲学也是关于政治的形而上学。思想家所能做的，不过是通过逻辑的方式来理解和把握社会政治生活必须遵循的普遍原则，从而说明，什么样的政治在道德的意义上是好的政治，什么样的政治是不好的政治。只有在这一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人们对于政治生活所做的任何其他层面的判断才有意义。在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结构。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由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思想方式所决定，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也有着自身的某些特点。
首先，人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逻辑支点。
与苏格拉底以后的希腊哲学一样，中国古代思想家特别是传统儒家始终强调人的重要性，认为，在天地万物之中，“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ƒ这与希腊哲学家所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几乎有着相同的意义。除去道家学派中的庄学这一特例，中国古代的大多数思想家都认为，天地万物所以有意义，都在于人本身的存在。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全部理解，都是从对人的认识开始的。
每一时代的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价值判断，依赖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人的本质是什么。这是因为，只有认识到了人是什么，我们才有可能知道在由人组成的社会里应该有什么样的政治生活。中国古代思想家十分精确地捕捉到了这一关键。出于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他们对社会政治生活也就做出了各不相同的设计。思孟学派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因而，把优良的社会生活寄希望于人的道德自觉，由圣王明君“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荀子以及战国法家则认为人性恶，于是，他们强调礼法规范对于人的社会行为的约束作用，他们所理解的政治是以规范与强制为基本特征的礼治和法治。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人性问题的讨论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即“人”被理解为一个类的概念，试图把现实生活中的人身上所附着的各种身份符号剥离出去，进而说明本原意义的人是什么。这种思想倾向至迟在战国思想家那里巳经表达得十分清楚，“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④把人作为一个抽象的类概念，表明那个历史时代的思想家对于人的理解已经不再停留于现实生活中的事实，而是要在超越人的现实的基础上获得一个“人”的概念。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人性的判断，在本质上是一种理论假定，在现实生活中，人性的善恶是不可验证也无须验证的。毫无疑问，古代思想家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人性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也不并不符合人的实际，但正是这样一种理论假定，才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提供了可靠的逻辑支点，没有了这一支点，思想家便将无法说明，什么样的政治才是真正符合人的本性的政治，才是在道德的意义上好的政治。
其次，道义问题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论题。
社会政治生活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运行，统治者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来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这是每个历史时代的人们都必须回答的问题。与希腊哲学家探求“正义”的努力相似，中国古代思想家也提出了“道义”的概念，确实地说，这两个概念几乎有着完全相同的意义。在中国古代思想家那里，“道义”是社会政治生活运作的根本法则，也是品分政治善恶的评价标准。尽管不同的思想流派对于社会政治生活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中国古代绝大多数的思想家都拒绝用政治本身来说明政治。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天下有道”、 “天下无道”的讨论，到两宋思想家有关道义与富强的论辩，贯穿于这一漫长的思想过程的是思想家的道德努力，虽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流派的思想家对于道义问题有着各不相同的理解，但归根结底，思想家的核心关注则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道义原则的关注，体现了思想家追求至善的道德情怀。在中国古代思想家那里，至善与道义是紧密相关的两个概念。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⑤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认识中，“至善”是一种道德境界，因此，思想家总是极尽自己的想象对于完美无缺的社会做出自己的构想。只不过，由于认知意向和思想方式的差异，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流派的思想家对于理想社会的构想也不尽相同。在先秦两汉儒家那里，至善至美的社会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尧舜时代或者三代之治，而先秦道家所认识到的理想社会则是“小国寡民”或“无何有之乡”，而两宋时期的理学家则把这种社会理解为符合天理的社会。虽然历代思想家对于道义原则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在大多数思想家那里，有一点则是共同的，那就是：道义原则具有绝对的优先性。
再次，正当地运用权力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共同关注。
如何约束现实生活中的权力，如何保证社会生活中的权力不被滥用，是全部政治哲学的最终依归。中国古代思想家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由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公共权力”的概念，所以，思想家对于权力的理解主要体现在有关君道、臣道等问题的讨论中。
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君主是最高的社会等级，也是终极权力的所有者，所以，权力被正当使用的关键，在根本上决定于一个社会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君主。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中国古代思想家不像西方思想家那样更多地关注制度安排，而是更多地关注君主个人的道德品质。战国思想家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⑥古代思想家一方面说君主应该具备什么样的道德品质，另一方面，对于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成为君主，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⑦毫无疑问，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君主道德品质提出极高的要求，也同样由寄予厚望的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来执掌政治权力，这是古往今来思想家的共同愿望。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不能不说，时至今日，也仍然是每一个社会面对的主题。因为我们没有理由说，把权力交给恶棍要比交给道德品质良好的人更加可靠。
传统儒家一方面要求君主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另一方面，他们似乎也隐约意识到，仅凭君主个人的道德品质并不可靠，于是，思想家也寻求着某种足以约束君主权力的力量。然而遗憾的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君主的道德品质寄予了太多的期望，他们一直幻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能够成为一种可靠的实践模式，幻想道德约束能够成为现实生活中有效的约束力量，却从来没有认识到权力制衡才是防范权力被滥用的最有效机制。
作为权力问题的另一方面，便是思想家有关统治者应该如何对待民众的思考。由于中国古代没有经历过古希腊和罗马共和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制度,所以，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民众从来没有被看作是权力的主体，而是被视为政治统治的对象。不过，古代思想家也清楚地认识到，民众的安乐与否，是政治秩序能否稳固、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除去先秦法家以及两汉以后极少数的思想家，大多数思想家都十分强调民众的重要性，比如，战国思想家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⑧孟子则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⑨用现代的价值尺度衡量，上述认识都不足为道，但在那个历史时代，其理论价值却是显而易见的。
民心向背是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而改善民生则被设计为权力的目的。两汉以后，历代思想家曾经围绕许多论题展开过论辩，如王道与霸道、道义与事功、分封与郡县等，这些论辩在内容上虽然各有所重，但隐含在这些论辩中的一条思想线索，却是统治者应该如何对待民众，如何承担起改善民众生存条件的责任。很显然，中国古代思想家在政治权力方面的考虑，一方面给予了君主专制统治充分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把民众规定为政治权力的目的。
二、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价值源泉的政治哲学
每一个历史时代的政治生活，总是与那个时代流行的公共哲学密切相关。这是因为，即使是最抽象的伦理原则，也可以从中疏导出具体的社会行动，反过来说，即使是最具体的社会行动，也必然依赖某种理论前提。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价值源泉，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上那个历史时代的政治，在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的质量。
古代中国人的价值理念，是从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政治哲学中获得的。在中国古代社会，虽然绝大多数的社会大众都不曾对“道义”、“天理”之类的概念在学理的层面上做出解析，可是，面对社会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实，人们却常常要做出正当与否的判断，而人们据以做出判断的价值尺度，无疑来自于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政治哲学。在这一意义上说，思想家在纯思的范围里所做的学理阐释，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是广泛的。
就历代思想家的主观认知意向而言，他们追求着“应当”的生活，因此，他们总是要在自己的观念世界里构筑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状态，这在道家学派那里便是“小国寡民”或“无何有之乡”，在传统儒家那里便是以“天下为公”为特征的“大同”社会。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是思想家必须具备的品质，而思想家所以要构想一个理想社会，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现实的政治生活是不尽人意的。于是，便有了历代儒家对于三代以来的专制政治的批判，有了道家学派“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的指责。当古代思想家对优良的社会生活做出构想的时候，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也具有了批判的品质。
在本质上，政治哲学是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伦理学解释。社会政治生活之所以需要从伦理的层面上加以解释，是因为，在我们的意识中，除去处在我们的思维边界上可以作为我们生活目的的终极原因以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自己说明自己，同样，政治的良否也是需要政治以外的东西来说明的。就我们的意识所能达到的境界而言，能够说明政治正当性的只能是道德的尺度。所以，古代思想家所以坚持用道德的观点理解社会政治生活，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拒绝用政治本身说明政治，他们所追求的政治是在道德的意义上正当的政治。
如前所述，当古代思想家对于应然的政治生活做出判断的时候，他们在主观上也就试图建立一个独立于现实的政治过程的评价标准。这些标准或者是道德的，如“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⑩或者是功利的，如宋代浙东功利主义思想家所主张的富强与事功。今天看来，这些评价标准可能并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但无疑它却十分真切地反映了思想家的道德境界。
思想家所做的价值判断在本质上是逻辑推理的结果，它与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事实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反差，于是，思想家的价值判断便构成了对于现实政治过程的约束力量。至少可以说，思想家向整个社会输出的价值理念，总是通过某种方式规范和影响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过程，如果说这种理念并不足以使封建时代的政治变得良善的话，它至少不会使封建时代的政治更加残忍。似乎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追求的应该的政治与现实政治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正是在这种张力的作用下循序渐进地向前发展的。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中国政治思想发生的时代与希腊政治思想相当，但由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发生的时候，并不具备古希腊那样的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前提，因此，中国政治思想的逻辑化过程也较之希腊思想缓慢了许多。由于这一原因，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常常要把普遍的伦理原则求证于经验性的历史过程，他们所能想到的理想政治与现实的君主专制政治之间又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够通约的。这就导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所能理解到的最好的政治，只能是以“圣王明君”为代表的开明专制。由于古代思想家所追求的应然的政治与实然的政治在本质上并不矛盾，于是，古代思想家对应然的政治生活做出判断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现实的政治。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政治之所以走上君主专制的集权统治不断发展、强化的轨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思想界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支持。可以说，中国古代思想家，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学派对于社会政治的设计，规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发展路向。
古往今来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其赖以依存的伦理前提。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伦理前提，就是对于人的道德价值的不平等估价。而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与现实的君主专制政治实现了一致。在古代中国人那里，既没有希腊哲学家那种正义来自于诸神的观念，也没有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家把道德原则诉诸上帝的思维定式，在“善从何来”、“正义何在”这些基本问题上，中国古代思想家只能诉诸历史上的圣贤或者圣王，而“圣人制礼义”（荀子语）在逻辑上所以能够成立，只能是对人做出不平等的假定。这在先秦道家那里便是“大知、小知”，在先秦儒家那里便是“中人以上”和“中人以下”，在汉魏以后的思想家那里便是“人性三品”。虽然从先秦至于宋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也完成了逻辑化的过程，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也因此而达到了很高的哲理化程度。但遗憾的是，历代思想家始终未能破解的就是专制政治赖以依存的伦理前提。相反，儒家政治哲学的哲理化的程度愈高，人们对于人的不平等假定也就论证得愈是有力，对于专制政治的合理性的论证也就愈是细密。可以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发展的逻辑结果，只能是专制政治的伦理前提的日益加固。在这一意义上说，如果没有西方近代的政治文明的东来，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只能是循着既定的发展路向逻辑地发展下去。
三、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历史命运
每个历史时代流行的公共哲学，都不过是思想家主观思维的产品，面对现实的社会生活，思想家始终探求的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合理性。思想家在抽象的层次上追问社会生活的伦理前提的过程，也就是解释现实生活的合理性的过程。在每个历史时代，社会生活质量的高低，往往决定于那个时代流行什么样的政治哲学，因为意识形态领域流行的思想学说代表着这个社会普遍的道德指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所体现的就是古代中国人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道德前提的理解能力和理解水平。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经济制度之所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传统儒家的伦理建构。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过程，当代中国人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支撑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理论架构的许多基本概念，如民主、法治、自由、平等，都不是来自于中国古代思想家，即使是那些为人们一直沿用的概念，也被赋予了现代的意义。所以，我们在政治哲学层面上所做的任何判断，与古代思想家都有着本质的不同。
可是，在我们扬弃了古代思想家的思想成果的同时，传统的思想方式却在影响着我们的思想过程。当近代思想家在吸收西方近代文化的思想成份的时候，就已经对西方近代先进的价值理念做了本土化的解释，这至少能够在康有为、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中得到证实，如，民主在某种程度上被诠释为“民本”，“人民主权”被简单地理解为“当家作主”。与古代思想家的思想成果相比，近代思想家在政治哲学层面上所做的那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判断，尽管超越了传统政治哲学的边界，但在另一面，它们又很有可能是同一种思维方式的产品。甚至是处于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的当代中国人，也可能仍然在用相当传统的方式理解着社会生活。
或许，关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人们最关心的是它的当下意义。在近年来有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讨论中，时常听到有人谈起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也尝有人反复地评说儒家思想的超时代价值。我不同意这些说法。近代以来的历史过程已经证明，传统的中国思想并不能担负起使中国走向现代的重任，甚至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也根本找不到与现代政治文明相吻合的价值观念。而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来说，摆在我们面前最为急迫的任务，就是建构现代的价值理念，从而在根本上提高我们的社会生活质量。而在这一点上，传统政治思想本身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帮助。但这并不是说，在我们日益走向现代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可以完全忽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价值。我们需要为我们之所以关注和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
思想史研究是今人与古人的对话，这场对话之所以是有意义的和可能的，就在于，我们与古代思想家关心着共同的话题。无论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主张在怎样的程度上与我们不同，我们都应该承认，今人和古人面对的实际上是同样的思想主题。当然，就思想的具体内容而言，无论是中国思想家所说的“大同”或“小康”，还是希腊哲学家所说的“理想的城邦”，与现代人的价值理念都相去甚远；不过，如果我们在更抽象的层次上理解的话，就不难发现，时至今日，古代思想家提出的问题我们仍然在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政治是好的政治，我们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政治生活。就思想的进程来说，现代人的价值观念无疑比古代中国人更为先进，现代人的生存条件也远远不同于古代社会。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要面对与古代思想家曾经面对的相类似的思想主题。这是因为，优良的社会生活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每个时代的人们都不会因为历 史过程的变化而放弃这个追求。无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与古代思想家所生活的社会何等不同，我们都没有理由因此而满足，我们也有足够理由说，现实的社会生活不是尽善尽美的，我们也要像以往的思想家那样，深切地关注社会政治生活在道德意义上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与以往思想家的对话才是必要的。
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古代思想家关于政治生活的判断，大多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不过，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目的，不应该是简单地知道以往思想家在诸多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上的对错，而是要知道，如果古代思想家曾经与我们面对同样的道德问题的话，何以他们的答案不能令我们满意，他们思考关于社会政治生活的伦理原则路径是什么，我们又应该通过什么方式给出我们自己的答案。总之，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之所以是值得我们珍视的思想资源，是因为它本身体现着人类不可放弃的道德追求，蕴含着需要我们永远面对的思想主题。
注释：
1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苗力田译，《亚里士多德选集•形而上学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页。
2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史记·自叙》。
3《荀子·王制》。
4《孟子·公孙丑上》。
5《礼记·大学》。
6《孟子·离娄上》 。
7《孟子·离娄上》 。
8《苟子·王制》 。
9《孟子·尽心下》 。
10《汉书·董仲舒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