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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我所了解的蒋介石

更新时间:2015-05-07 13:04:41
作者: 梁漱溟 (进入专栏)  

  

   1930年,国民党的“剿匪”司令部设在武汉,蒋介石这时也常在武汉。他住武汉时,改组了湖北省政府,用朱经农担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是美国留学生,学教育的,当时任美国教会在中国办的齐鲁大学校长,校址在济南。朱经农从武汉回济南交卸齐鲁大学校长时,蒋介石嘱咐说:“你回到济南时,请对梁漱溟说,让他来武汉同我见面。”朱经农返回济南以后,把蒋介石的意思转达给我。我没有理他,我不能因为他让人传这么一句话,就去武汉见他。这件事是蒋介石与我之间的第一次交涉。

   后来,终于在南京与蒋介石见了面,这是1932年的事,是石瑛拉我去见的。石瑛,湖北人,老同盟会会员,孙中山先生的老朋友。辛亥革命时参加革命,之后去英国留学,学化学,回国以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我和他在北京大学是同事。他年龄比我大十多岁。这一年我有事去南京,石瑛正担任南京市市长。石瑛对我讲,蒋委员长想见你,请你去武汉,你没有去,这次你既然来南京,不可以不见,我陪你去见他。石瑛安排好以后,用汽车接我同去见蒋介石,地点是南京蒋介石官邸。蒋介石没有怎么同我谈乡村建设。那时,津浦铁路沿线正闹水灾,他问了一些水灾的情况。第一次见面,蒋介石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坏,觉得这个人很虚伪。怎么说他虚伪呢?谈话中间,蒋介石手里老拿一个本子,我说到一个人的名字、一件事,他都赶快记下来,表现出很勤奋、很谦虚,不耻下问的样子,好像很愿意知道一些下情,了解我的意见。其实,这时另有一个穿军装的,是副官和秘书,坐得离我们稍远一些,在那儿作记录。谈话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告辞了。我第一次与蒋介石见面的情况,记得的就是这么多了。

   南京政府由武汉迁到重庆以后,我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公开场合,同蒋介石见过多次面。我和少数人同蒋介石见面的次数不多。我记得清楚的,印象较深的有一次。情况是这样的:我和王卓然、王家祯,可能还有别人一同去见蒋介石。王卓然、王家祯二位都是东北人,是张学良系统的。那次去找蒋介石有什么事记不起来了。只记得王卓然、王家祯两人谈到重庆存在的一些不好的现象,像投机倒把、黑市、走私等等,而且谈到这类事与政府官员都有关系。蒋介石很生气,表示很不愿意听,对他们两位辞色之间很不好,说了你们很让我失望这样一些话。我见气氛很紧张,就站起来,对王卓然、王家祯说,我们来得久了,委员长很累了,我们告辞吧!第二天,王云五碰到我,对我说,幸亏昨天你一句话解围了,要不委员长还要骂下去。

   驻重庆时期,蒋介石对我的态度,在我去香港办《光明报》之前,与我从香港办报回重庆以后,有很大的不同。我去香港之前,蒋介石看我是一个中间派,不是国民党,也不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跟我套近乎,拉拢我,见面称我“漱溟兄”。1942年12月,民盟秘密组成后,我去香港办《光明报》,把民盟成立的事公开出来。香港被日本人占领以后,我退到桂林待了三年。从桂林回到重庆后,蒋介石对我的态度变了,不称我“漱溟兄”,改称“梁先生”。从我同蒋介石的接触中,我觉得蒋介石神气、态度,都不自然,都很做作。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进行和谈,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是孙科,代表有邵力子、张群等。中共方面的首席代表是周恩来。国内第三者是民盟,我是民盟的秘书长,民盟方面主要由我出面。当时的交涉,我都参加了。国际上的第三者是美国,主要的代表是马歇尔元帅。后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协助马歇尔,一切活动都由他们两人出面。

   我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亲眼看见蒋介石这个人毫无信义,说了话不算,不顾一切地欺压人、刁难人。参加两党和谈的人,可以说没有人不受他的欺压。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我们这些两党之外的人士,如民盟以及一切在野人士,乃至美国代表马歇尔元帅,都受他的欺压、刁难。

   国共两党和谈中,什么问题都是协商一致才能通过、实施。国民党里事事都是蒋介石说了算,什么事他不点头都办不成。因此,两党和谈中一切协议只有蒋介石点头后才能通过,否则达不成一致的协议,解决不了问题。这样,事事都要找蒋介石,各方面都要找他,美国代表找他,中共方面代表找他,民盟代表找他,国民党里听他支使的人也找他。但蒋介石躲,老躲,都躲,政治上非找他不可的人他都躲,找他,他不见。在南京不好躲,容易围上他,他就上庐山。他长期住在庐山,是天气真热非上庐山凉快不可吗?不是,蒋介石就是要躲避找他的人。一般都说马歇尔七次上庐山,据我所知马歇尔是九上庐山找蒋介石。我记得马歇尔第一次上庐山时,上海的《新民晚报》,主笔赵超构曾发表消息,说马歇尔上庐山是请蒋介石下山回南京。确实也是这样。但是,他们没有料到,马歇尔请不下蒋介石来。请不下来,马歇尔为了解决事情,就只有上庐山。蒋介石老不下来,马歇尔只好一次又一次地上庐山找他,先后上去九次。蒋介石不顾旁人为难,不顾马歇尔奔走劳累,把别人的痛苦不当回事,完全不体贴人,只考虑他自己。

   比马歇尔吃苦还多的是周恩来。蒋介石倚仗美国支持,有美国当后盾,兵多武装好,有恃无恐,看不起中共,欺压中共。他总是逼着中共方面让步,总是说中共方面要在某个问题上让步,让了步下面好说。中共方面让了步,蒋介石又说,下面另一个问题还要让步,才能往下谈。中共方面又让了步,蒋介石又说还有那个问题必须让步。他说了不算数,总是一步步逼着中共方面让步。蒋介石逼中共让步的情况,我在解放前写的《过去内战责任在谁》一文中,详细举例说明了,可以参考。中共方面为了实现和平,作了许多让步,蒋介石是得寸进尺,没个完。国共两党和谈有两次处于决裂的边缘。一次是安东问题,中共方面占领着安东,蒋介石派军队进攻安东。中共方面通过马歇尔、司徒雷登发表声明,指出如果国民党军队攻占安东,将影响两党和谈。蒋介石根本不听警告,强占了安东。第二次是张家口问题,国民党军队向张家口发动进攻,中共方面再次通过马歇尔、司徒雷登警告国民党,不许进攻张家口,若攻占张家口,国共两党和谈将决裂。蒋介石还是攻占了张家口。

   此时,周恩来住在上海马思南路。因为张家口问题,国共两党和谈濒于决裂。我们这些第三者,还有上海工商界,都去找周恩来,劝他继续同国民党谈判,走和谈的道路,不要打内战。周恩来表示接受大家的要求,继续同国民党谈判下去,并一再声明中共方面绝不愿意打内战。这时,蒋介石也派王世杰、邵力子、雷震、吴铁城等到上海欢迎周恩来回南京,也欢迎我们这些第三者,张君劢、黄炎培和我,还有别的人。于是大家一同回南京。孙科在飞机场迎接我们。他说:“委员长在等大家,请诸位不要回家,先去委员长官邪。”我们坐车到蒋介石的住处,他果然在等待。蒋介石满面笑容同大家握手,表示欢迎。握完手,蒋介石就走了,说他要去台湾。真给大家泼了一瓢冷水。把周恩来接回南京进行谈判,自己却走了,可见蒋介石一点诚意都没有,完全是耍弄人。因为在谈判中,中共方面周恩来一切问题可以作主,国民党方面孙科作不了主,只有蒋介石点头才行,蒋介石一走,谈判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谈也等于白谈。蒋介石这种要弄人的作法实在可恨。

   内战打起来以后,有人问我:“两党决裂症结何在?”我说:“无可指。”为什么说无可指呢?因为双方没有一个固定的争执点,转移不定,蒋介石老逼着中共让步,没完没了。蒋介石的发言人为此也弄得十分狼狈。蒋介石说了话,他的发言人跟着对外发言,蒋介石变了,他也跟着变,一个事儿变来变去地说,他的发言人也被搞得很被动。例如,蒋介石上峨眉山前说,共产党军队让出长春,下面的谈判就好办了。中共方面把部队撤出了,结果满不是那么回事,蒋介石的话完全不算话。蒋介石毫无信义,刚说的话可以不算数,使你没有办法。有人问我,国共两党最后决裂,不谈了,打起来了,争执的是什么问题?这就是苏北淮阴县的地方政权问题。这个县是中共方面占领着,建立了共产党、国民党、地方民主人士三个方面参加的联合政权。蒋介石国民党提出,共军必须从这个县撤出,由国军进驻。周恩来表示,我们可以撤出,但是这个联合政权要保持,不能改变。周恩来说了最后的话:“我是淮阴这个地方出生的人,我要在这一点上让步,我无面目见地方父老。”蒋介石也不让,中共方面忍无可忍,谈判终于决裂。李宗仁代总统以后,重庆《大公报》的王文彬让我写文章,谈内战的责任在谁。我写了《过去的内战责任在谁?》一文,指出挑起内战的责任在蒋介石。蒋介石耍弄人,毫无信义。此文见于重庆《大公报》和上海《大公报》。

  

   (摘自《忆往谈旧录》,金城出版社,2006年2月版)

  

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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