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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德志:美国宪法的神话与神化

——美国宪政的认识误区及其成因分析

更新时间:2015-05-06 18:50:57
作者: 佟德志 (进入专栏)  
提出了所谓的"第二权利法案",鼓吹"四大自由",试图将美国宪法中免受政府侵害的"消极自由"与新的通过政府实现的"积极自由"联系在一起。 然而,这一努力最终却是在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阻止下失败。而且,时至今日,美国的宪法,仍然将经济与社会权利排斥在外,这与美国宪法和保守的最高法院拒斥经济与社会权利是分不开的。

   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非常明确地在宪法中规定了经济与社会权利,以至于这已经成了宪法的一个惯例。联合国早在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也规定了非常广泛的经济与社会权利。然而,一直强调保障权利的美国宪法却并没有只言片语,规定公民的经济与社会权利。美国宪法学家凯斯·森斯坦也发现,唯独美国宪法缺少经济与社会权利。他对此甚至对此颇为奇怪,他问道:"这是为什么?是什么导致美国宪法在这一点上如此独树一帜?"为此,美国著名宪法学家森斯坦专门写作了《第二权利法案》一书,试图揭示美国另一个伟大的传统,将美国宪政争取的经济与社会权利称为"第二权利法案"(The Second Bill of Rights)。

   在该书中,森斯坦开门见山地指出,他的目的就是要揭示一个重要,但却常常被忽视的美国传统:第二权利法案。第二权利法案由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其内容广泛地包括了经济与社会权利,第二权利法案"试图既保护机会,又保证安全;通过创设雇佣的权利,提供充足的衣服和食物、体面的住处、教育、娱乐和医疗保障"。 在森斯坦看来,第二权利法案的思想始自新政,与1941年罗斯福"四大自由"的演说直接联系在一起,全面地提出了公民的经济与社会权利。这一思想的提出正值二战前后,对世界人权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美国却遭受冷落,一直得不到承认。森斯坦主张,"我们能走得更远。至少在某些时候,美国应该罗斯福的宪政观念的指引下生存。"

   时至今日,美国宪政的权利维度仍然存在着种种问题。与国内学者对美国宪法的赞美不同,美国学者则承认,"几乎无人宣称我们的权利体系已是尽善尽美的了"。 两相比照,可能更为明显。

   三、神化宪法的原因

   当代西方社会,尤其是在当代美国,随着科学主义的盛行和公民意识的觉醒,伴随着世俗化的进程,各种各样的权威受到空前的挑战。然而,与之并行的,另外一种景象也为人所司空见惯,那就是神化的思维。如果说在美国还有神的话,那么,上帝毫无疑问是受人信仰最多的神。除了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神,还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神,这个神,就是美国的宪法。作为国家的标志,美国宪法在美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普通美国公民将宪法奉若神明,表现一种近乎宗教式的狂热崇拜。美国宪法学家路易斯·亨金(Louis Henkin)指出:"对于美国人民,宪法是他们的圣经,是他们引以为骄傲的祖国的象征,是他们美好生活的清晰表述,是他们自由的宪章"。 就是一些学者,也常常迸发出诗人的热情,拜倒在宪法的裙下。

   美国宪法研究的专家,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曾经将对美国宪法的历史解释分为三类:第一种观点被美国宪法史学家称之为"班克罗夫特派",这一派的人士将美国宪法视为"由一个在上帝领导下的民族所具有的特殊的精神秉赋的产物"。用班克罗夫特的话讲,美国宪法的产生,可以看出"神力的活动,这种力量使得宇宙获得统一,使种种事件获得秩序与关联。"第二种观点被美国宪政史家称之为"条顿派"。这一派的观点认为,条顿民族与生俱来就具有独特的政治才能,他们侵入英格兰,树立了自由与宪政的楷模,然后再殖民美利坚,重新利用他们的政治天才制订了美国宪法。对于这些传说式的说法,严肃的美国学界更倾于第三种态度,第三派对历史的研究虽然无从加以称谓,但是,却收效甚大,"它养成了小心采用历史资料的态度,并且提供了许多优美而且精确的关于表面事实的考证,对于准备深究内在原因的学者,这些工作是不可或缺的。" 而对于美国宪法的那种神化,学界几乎都将其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说教,不予理会。然而,国内学界亦有一部分学者,对于美国宪法推崇倍至,将那些本来已经神化了的"故事"再加渲染,使得本来神化的美国宪法遮上层层面纱。

   对美国宪法认识误区的形成,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且,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误区,在这里,我们无法一一罗列。然而,有一些误区的形成,却有着一些共同的原因。本文在此仅做简单分析。

   对美国宪法的认识,使用了一些带有夸张、传奇色彩的文学作品,这可能是对美国宪法错误认识的一个原因。实际上,如果我们做认真的学术检查,我们就会发现,神化美国宪法,基本上不是学术界的认真研究,而是一般的文学作品和宣传材料。不恰当地使用文学作品或是宣传材料来认识宪法,从而美化,甚至是神化宪法。在研究宪法的过程中,使用研究材料不当,没有经过严肃的历史考据,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宪法本来就该如此,这使得美国宪法成为被想象出来的宪法。

   美化,甚至是神化美国宪法,几乎一直是美国文学界的拿手好戏,尤其是在那些小说作家,传记作家那里,这实际上有一种戏说的味道,却被中国的一些学者拿来当真地大加颂扬。在我国,这种情况也大量存在。中国某些学者对美国宪法的神话深受这种行文的影响,没有分清真实的历史和戏说之间的区别,如同拿《戏说乾隆》连续剧上的细节来研究清史一样好笑。对于美国宪法的制定过程,甚至有人指出:"今天来看,怎么赞美美国宪法的制定过程都不为过。无论是从人类文明史角度所说的'奇迹的一跃',还是对其制定的曲折过程的评价--'伟大的妥协',都是从不同方面表明这部人类第一部成文宪法的地位。" 这显然是看过了深受感染的小说才会说出来的话。

   最近由凯瑟琳·鲍恩写作的《民主的奇迹:美国宪法制定的127天》一书在国内出版就是一个例子。凯瑟琳·德林克·鲍恩本人坦白地承认,她本人就"带着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式的观念心态"。 一个传记作家,"以小说的笔法"再现的那个时代的历史场景,肯定会比麦迪逊的《辩论》更引人入胜,一如甄寰传之于清史稿,然而,如果真的因此而将富兰克林所谓的"一次实验"称为"宇宙洪荒,开天辟地",将其本质上视为人类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一次空前的建国行动,这恐怕还有待考察。连资中筠这样一流的学者也认为"书名'奇迹'决非夸大",而认为"专业学者和一般读者都可从轻松的阅读中获益良多",这恐怕有商业炒作的嫌疑了。

   轻信一些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宣传,将宣传误认为史实,亦是美国宪法认识误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神化美国宪法的同时,学术界爱屋及乌地将与宪法相关的一些历史文件也神化了。学者大量引用《联邦党人文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美国,一些宪法原旨主义者甚至仍然引用《联邦党人文集》来解释宪法。而且,这种情况在学术界亦不同程度地存在。就该书的目的来看,这不过是为了使宪法在各州通过而撰写的一些宣传性的小文而已。在一次演说中,达尔明确地劝说他在耶鲁大学法学和政治学的同事:"我想劝你们不要引用《联邦党人文集》中给出的解释"。原因就在于:"这些解释远非对宪法批评性的、客观的分析。如果我们用字典上的定义来解释宣传,即'系统地传播以鼓励或伤害某项事业、国家等等的信息或观念',那么,《联邦党人文集》确信无疑就是宣传。" 该书是联邦党人按照"后发生者必然是结果的推论形式"写成的,其目的就是想"劝说那些仍然对提出的宪法的功效表示怀疑的人,以便使它能够在即将举行的各州大会上安全通过"。虽然这些论文确实写得非常精美,而且大部分内容直到今天仍然值得一读,然而,这些论文把制宪会议的工作粉饰得比实际上更条理分明、浑然一体、合情合理而又令人信服。

   今天看来,这种意识形态的色彩仍然存在。对自由派来讲,美国宪法是权力的铁笼子,权利的保护神,因而也是自由主义最神圣、最崇高的法典。这使得他们在译介美国宪法时,几乎对那些宪法的批评要么是视而不见,要么就是一棍子打死。对新左派来讲,他们则走了另外一个片面,更多地强调美国宪法不民主的一面,在他们眼里,美国宪法蔑视人权,践踏平等,甚至是种族主义的。各种意识形态从已有的知识体系和态度倾向出发,片面地强调美国宪法的某一方面,这必然会造成认识上的误区。

   封闭心态、偏执的意识形态可能是造成宪法认识误区的另一个原因。达尔明确地将对宪政秩序的历史信条归入美国的5种历史信条当中,而这种历史信条是"我们自己的心智强加给我们的限制","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愚昧。" 宪政是美国为自由政治与宪政秩序所作的安排,它把保护公民中某些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放在首位,宪政秩序的历史信条就在于"设计保护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是最重要的个人权利和自由。" 从1776年的《独立宣言》开始,到1804年杰斐逊就任总统,这一历史信条最终得以形成。在此之后,对宪政观念的置疑被认为是离经叛道,任何反对的声音都会招来群起而攻之,甚至是对宪政秩序的认真思考都无法展开。"由于各种各样的理由,立宪会议很早就被奉为神明,而且在一个极其短暂的时期,关于宪法基本框架的争论几乎销声匿迹了;即使在南北战争前进行的有关宪法的争论,表面上关心的却是立宪会议的真实目的的问题。"

   在国内学术界对于美国宪法的争论中,同样的情况甚至并不比美国差。美国宪法表达出来的限制权力的精神以及最终落实下来的分权制衡的体系被国内的一些自由派学者奉为典范,甚至完全不顾美国宪法分权制衡体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果只将某一时期、某一派别的理论奉为一成不变的真理,以封闭的心态,偏执、片面地认识宪法,拒斥对宪法的任何批评,其结果,一定是对美国宪法的神化,对美国权力的实际运作没有正确的认识。

   然而,在美国的民主派看来,美国人几乎没有机会向宪政体系表达深思熟虑的见解。事实上,当宪法被作为国家偶像,毫无保留地奉上神龛时,人们更应该发现,这种对宪法的崇拜是盲目的。达尔甚至认为,即使有过对宪法的深刻批评也常常限于学院派的宪政学者,"作为整体的宪法很少以民主的标准加以检视"。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达尔才号召:"是该鼓励和极大地拓宽对宪法及其缺点的关键性检查的时候了",对宪法的盲目崇拜使得人们对宪法的反民主性视而不见,富于洞见的公共辩论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

   德国著名思想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认定,国家发展的历史就是理性与神话矛盾斗争的历史。 当我们今天看到巴比伦史诗将马杜克的世界宣布为永恒,而他的命令被宣布为不可改变时,可能只是付诸一笑。毫无疑问,美国的宪法亦无法摆脱这一命运。它实现了"Lex, rex"[法律为王]这一古代罗马人的箴言,为西方的宪政文明开启了先机;然而,当人们将宪法奉上祭坛时,对宪法的神化就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理性的检查。

  

   注释:

  

1.[美]文森特o奥斯特罗姆:《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毛寿龙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83-186页。

   2.RobertDahl,OnRemovingCertainImpedimentstoDemocracy,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Vol.92,No.1,1977,p.17.

   3.FrancisFukuyama,TheDecayofAmericanPoliticalInstitutions,TheAmericanInterest,2013,11,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articles/2013/12/08/the-decay-of-american-political-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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