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文坛盟主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谥文忠，江西吉水人），以其说理畅达、抒情委婉的散文，清新自然、情意深挚的诗作等创作实绩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作为开一代风气的人物，他所持、所倡的文学观念，也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甚至远及现、当代。

实际上，欧阳修的文化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以文学成就名世外，他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目录学等领域也都有创获。就经学中的一大门类——易学方面而言，从其以《易童子问》为代表、以及散见于赠序、书答、札记、策问中涉及易学的著述文字来看，欧阳修的《易》学修养、造诣相当精深，他对《易》书易理的考辨、持见颇有独到之处。欧阳修的《易》说，有两个方面极具特色，影响深远：其一，是继承了王弼“扫象阐理”的“义理派”传统而有所发展，强调了“推天道以明人事”的理性实践精神；其二，是通过列举大量的例证，进行了细致的考辨，以大胆疑古的精神明确地指出：《易传》中的五种六篇（即《文言》、《系辞》上下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非出自一人之手，不可遽定为孔子所作，此说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惊世骇俗。

欧阳修文学观念的形成，其来源与所受的影响固不止一端，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既是文学家又是易学家的欧阳修，其文学观念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周易》这部“广大悉备”、内蕴丰富的经典的影响。其中，欧阳修所持的“文道关系”论、“简易为文”说及“穷而后工”说，更是受到《周易》的直接、明显的影响。

　　一

“文”与“道”的关系，历来为古代文论家所注重。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说阐发是不胜枚举的。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韩愈，力倡“道统”说，以文道合一、修其辞以明其道作为“古文运动”理论的核心，欧阳修对此加以继承、发展，其辨析与阐说更为细致深入。以下先摘录欧阳修论“文道关系”的部分主要文字，以明其观点：

在《与张秀才第二书》（《居士外集》卷十六）中，欧阳修说：

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孙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

在《答吴充秀才书》（《居士集》卷四十七）中，欧阳修说：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者鲜也。

接着，欧阳修以孔子、孟子、荀卿为正面例证，说明“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又以子云（杨雄）、仲淹（王通）为例，称他们是“方勉焉以模言语，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而“后之惑者”，更是离“道”学“文”，“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最后，欧阳修总结说：“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

在《送徐无党南归序》（《居士集》卷四十三）中，欧阳修把修身、行事、立言三者看作是互相联系的整体，他以圣贤为例说：

而众人之中有圣贤者，固亦生且死于其间，而独异于草木鸟兽众人者，虽死而不朽，愈远而弥存也。其所以为圣贤者，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

此外，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居士外集》卷十七）中，欧阳修说：

某闻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诗》、《书》、《易》、《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

以上引文，基本上体现了欧阳修论“文道关系”的要点，可归结为：一、扩充了韩愈所倡的“道”的范畴，赋予“道”以崇尚实际、重视实用的新内涵，也就是郭绍虞先生所指出的：“韩愈所言只是空喊口号而已，欧阳修所言就接触到具体问题了。”（注：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173页。 ）二、强调“重道以充文”，把“为道”、“明道”、“履道”作为学者文士必行的修养功夫、实践内容，作为文学写作的素养底蕴。三、即重道又不轻文。圣贤之道，发之以言，载之于经，取信后世，这就体现了文的价值意义。后世文人涨于文辞之工而忽视“道”的作用，欧阳修因此强调“道”，但细察其意旨，却未尝轻文。

欧阳修的“文道关系”论形成，其来源和影响是多方面的（如：众多的先秦典籍，宋以前的历代文论，尤其是韩愈等人的相关论说等），当然不仅仅源自《周易》、宗于《周易》，但《周易》于此的影响却也是不可否认、不可低估的。

《周易•乾文言》中曾引孔子的话：“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这是对《乾》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的阐解。《文言》作为《易传》“十翼”之一，对“君子”“大人”“圣人”道德智慧的修养及其予后人的启示作了纲领性的阐说发挥，而“修辞立其诚”则对后世的文学理论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注：参看白晓梅《〈易传〉“修辞立其诚”的文学理论意义》，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1期。 ）“修辞立其诚”讲到了“诚”与“辞”的关系，强调了处于《乾卦》九三爻位的“君子”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并修饰文辞以显发之的重要意义，这里的“诚”，既与“辞”相连并称，实际上就指涉文章的“质”、或文章所体现的“道”，因此，“修辞立其诚”可以视为关于文道关系的最早的、著名的论说之一，它渗透在历代文论家的论著中，成为思想源头，经学依傍。前面所引的欧阳修“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等语，与“修辞立其诚”在义理上确实能通融无碍。另外，《周易•系辞传》中，“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圣人之情见乎辞”、“其旨远，其辞文”诸语，都涉及了“辞”的因素，体现了儒家基本的文学观点，即重视内在之“情”“旨”的决定性的作用，强调“鼓天下之动”之“辞”的现实意义，而在此基础上肯定“辞”的价值。这些观点，对欧阳修也不无影响。

直接而清楚地表现出欧阳修“文道关系”论受《周易》影响的文字，是《与乐秀才第一书》（《居士外集》卷十九）中如下的一段：

闻古人之于学也，讲之深而信之笃，其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华，非由磨饰染濯之所为，而由其质性坚实，而光辉之发自然也。《易》之《大畜》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谓夫畜于其内者实，而后发为光辉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谓也。

这里，欧阳修分别引用了《周易•大畜卦•彖传》、《大象传》的文辞，来说明学者文士内在道德品质修养之“刚健笃实”对于外在文字辞章表达之“辉光日新”的重要作用，也就是“重道以充文”的易理表达。联系到欧阳修《答祖择之书》（《居士外集》卷十八）中“夫世无师矣，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世者果致”，以及《章望之字序》（《居士集》卷四十一）中欧阳修称章望之“其洁然修乎其外，而辉然充乎其内，以发乎文辞，则又辨博放肆而无涯”等语，也都可以看出《周易》对欧阳修“文道关系”论的影响，以及他在这方面对《易》理《易》词的发挥、化用。

　　二

苏轼在《居士集序》中称：“（韩）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韩琦在《祭欧阳修文》中称：“公之文章，独步当世。子长退之，伟赡闳肆，旷无拟伦，逮公始然。自唐之衰，文弱无气；降及五代，愈极颓敝；唯公振之，坐还醇粹。”又称欧阳修“事贵穷理，言无饰伪”。这是与欧阳修同时代的学者对他的评价，后世的公论也大致如此。考察中国古代文学史（尤其是散文史），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欧阳修散文创作，扬弃了韩愈文章中过于追求新奇古奥的“险怪”之风格，他从作风平易的韩门弟子李翱入手，而不从作风奇特的皇甫是入手学韩愈（注：本文引欧阳修文，均据〔南宋〕周必大编定《欧阳文忠集》四部丛刊本，第172页。），去韩文“奇奇怪怪”的一面， 代之以既富于变化又平易畅达的形式，故宋以后的散文风气为一变，实自欧阳修始，其影响深及于后世。

与创作实践相呼应，欧阳修提出并宣扬“古文”（散文）创作应该“简而有法”、“易知易明”的主张。他在《论尹师鲁墓志铭》（《居士外集》卷二十三）这篇“创作谈”中，称尹师鲁（洙）作文“简而有法”，而他自己也正持这一主张，“故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盖为师鲁文简而意深”。在《与张秀才第二书》（《居士外集》卷十六）中，他称古之圣贤“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是学者文士所应当效法的榜样，也就是说，今之学者为文，应该追求“易知易明”的形式。在这一点上，欧阳修受《周易》的影响也是可以寻绎、辨察的。

对于垂范后世而为学者文士所效法的“圣人之道”，以及其发于言辞而传世的经书，欧阳修将其特点概括为“圣人之道，直以简，然至其曲而畅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阴阳天地人鬼事物之变化”（《韵总序》，《居士集》卷四十二），这正与他的“简而有法”、“易知易明”创作主张切合。

我们知道，欧阳修在以《易童子问》为代表的《易》学著作中，大胆疑古，指出《系辞传》等五种六篇中，颇有“繁衍丛脞”、“自相乖戾”之处（《易童子问》卷三），多有后儒“措其异说于其间”，是“伪说之乱经”（《廖氏文集序》，《居士集》卷四十三）。不过，欧阳修的疑古辨正，却也确未全然否定孔子作《易传》，即使是最受怀疑的《系辞传》，欧阳修也还承认其中保留的“圣人之言”犹可辨析，辨析以定是非的标准就是“其言愈简，其义愈深”，“其言虽约，其义无不包矣”（《易童子问》卷三）。欧阳修并未怀疑《彖》、《象》为孔子所作的说法，他在《经旨•易或问》（《居士外集》卷十）中说：

卦《彖》、《象》辞常易而明，爻辞尝怪而隐，是一卦之言而异体也……卦《彖》、《象》辞，大义也，大义简而要，故其辞易而明。

这就肯定了《十翼》中《彖传》《象传》不但在旨意上合于圣人之道，而且文辞也合于圣人之法。这段话还寓含了其文辞“简而有法”、“易知易明”当为学者文士效法的观点。

对于欧阳修所持、所倡的“简而有法”、“易知易明”的创作主张影响最大最深，并为欧阳修凭借为经学依傍的，当属《周易•系辞传》中关于“乾坤易简”的几段文字，《易童子问•卷三》中，欧阳修正是将它们作为正面例证（亦即认为它们属于“圣人之言”）来运用的。如：

《系辞》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其言天地之道，乾坤之用，圣人所以成其德业者，可谓详而备矣，故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者，是其义尽于此矣。

其下文，欧阳修又引《系辞传》中“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聩然示人简矣”，“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等句，极为崇尚“乾坤易简”说。

以上引文中，见于《系辞上传》第一章的几句话，其含义为：乾的太初创始纯发于自然，无所艰难；坤的生成万物静承于乾阳，不须繁劳，因此“乾元”以平易为人所知，“坤元”以简约见其功能，此后，层层推阐了乾坤“易简”的道理，最后归于人事，说明人们如果能够效法这“易简”之道，就可以造就“贤人”的德业了（注：参黄寿祺，张善文著《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527～528页。 ），这是《易传》作者（欧阳修认为这几句是孔子所作的“圣人之言”）从宇宙本体、万物生成，以及社会人生等方面的哲学意义上阐说“乾坤易简”之理的，欧阳修对“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的哲理旨趣的认识、推崇，与他所倡导的文章法则之“简而有法”、“易知易明”说有着本质的联系。欧阳修体认的“乾坤易简”的哲理，正是“天下之理”亦即“道”的基本形态，那么，作为认识、反映“道”的手段、工具的文辞，也自然要取一种相应的形式，这就是“大义简而要，故其辞易而明”（《经旨•易或问》，《居士外集•卷十》），“妙论精言，不以多为贵”（《试笔•六经简要说》）。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将哲学思想中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文学原理相结合，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这也体现在欧阳修的文学观念中。可以说，“乾坤易简”的《易》论启发、影响了欧阳修的文学观念、创作主张，而“简而有法”、“易知易明”说又在《周易》中找到了重要的经学依傍。

　　三

最后一部分，将考察、论述“《易》之忧患”与欧阳修所持“穷而后工”的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

《周易•系辞下传》第六章中，有“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之语，唐孔颖达《周易正义》释后一句说：“考校《易》辞事类，多有悔之忧虞，故云变乱之世所陈情意也。”《系辞下传》第七章中，又有“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之语，《系辞下传》第十一章，再出现了“《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之语，这是《易传》作者对《周易》成书的时代背景以及作《易》者的思想情感状态的推测。因此，“《易》之忧患”、“《易》为忧患之书”的说法，为汉以来的历代《易》学家所共持，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即以“文王拘而演《周易》”与其它几个先秦时期圣贤发愤著述的事例并列。

前面已论及欧阳修认为《系辞传》非出于孔子一人之手，但其中也保留了“圣人之言”，在《经旨•易或问》（《居士外集》卷十）中，欧阳修明确地指出：

其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其文王与纣之事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欤？”（按：欧阳修此处引文，与《周易》原文略有字句上差异）若此者，圣人之言也。

肯定这是“圣人之言”，自然也就认同于“《易》为忧患之书”的观点。“《易》之忧患”的认识，对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它对欧阳修文学观念中“穷而后工”说也有一定的影响。

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涉及到对文学创作主体心理状态和情感活动情况的认识，它的确包含着深刻的启示。文艺理论家孙绍振教授曾经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痛苦”对文学创作主体的特殊作用，他说：“痛苦作为一种最富有活性的内在信息，它最能唤醒或激活情绪记忆和无意识，因为痛苦中枢占优势，摄入的信息量多，经过能量转换的中介作用，再次释放时，比较容易达到激活情绪记忆和无意识的阀限。”所以，它“为作家心理素质的最优化建构准备了有利条件”（注：孙绍振著《美的结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130页。）。当然，生活在距今近一千年前的欧阳修，不可能有如此“现代”的表述，但他对文学创作过程中主体心理、情感的观察、体验、概括而得出的结论，还是相当精当的。在《梅圣俞诗集序》（《居士集》卷四十三）中，欧阳修说：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所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在《薛简萧公文集序》（《居士集》卷四十四）中，欧阳修说：

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事，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

以上两段引文，前者就诗歌创作而言，后者就散文创作而论，都解说了文学创作中“穷而后工”、“穷者易工”的现象。欧阳修的这一观念，从直接的承续关系上看，是受到韩愈《上兵部李侍郎书》中“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悉，无所告语，遂得穷究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沈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之语，与欧阳修之文加以参照，其间的承续关系是相当明显的。若往前推去，“《易》之忧患”也是影响欧阳修“穷而后工”说的源头之一。在《送杨真序》（《居士集》卷四十二）中，欧阳修就提到了“《易》之忧患”：

其忧深思远，则舜与文王孔子之遗音也，悲愁感愤，则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叹也；喜怒哀乐，动人心深，而纯古淡激动，与夫尧舜三代之言语、孔子之文章、《易》之忧患、《诗》之怨刺，无以异。

当然，这段话，欧阳修是从“琴之为技”来谈的，但从其文名中引经典为喻，以及文学与艺术在特性上多相通融的方面上看，这也就是提到“《易》之忧患”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如果我们再往更广泛的方面联系，那么，欧阳修在《送徐无党南归序》中提到的读班固《汉书•艺文志》、唐《四库书目》，见三代秦汉以来著述甚众而传世者少，“予窃悲其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以及欧阳修在其名篇《秋声赋》里所抒发的“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的深沉的人生感慨，故不无忧患之情蕴含其中。的确，忧患之情之思，可能使人颓废、消沉、遁世无为，但也可能使人警醒奋发、努力进取，以深沉博大的关怀，去直面现实的忧患，而争取“不朽而存”的功业——其中，包括了文学创作的“立言”的不朽，这也正是“《易》为忧患之书”说的深刻的启示。从欧阳修的《易》思想中突显的“修吾人事而已”（《经旨•易或问》，《居士外集》卷十）这点上看，“《易》之忧患”给欧阳修的文学观念的影响和启示，更多的是积极有益的因素。

可以这么说：“《易》为忧患之书”、“《易》之忧患”之于欧阳修“穷而后工”说的影响、启示，既有具体表述上的触发，而更多的是形成了一种广大的深沉的思想背景，促其深思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