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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继伟: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

——2015年4月24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演讲

更新时间:2015-05-01 21:40:05
作者: 楼继伟  

  
  钱颖一院长今天给我指派了一个任务。这个周末是清华校庆,明天校里有活动(清华建校104周年)。我今天到经管学院讲课,也算是对校庆的贡献吧。今天我讲一讲大家都很关注的原来高速增长变成中高速增长,可能吗?如果可能,什么样的路径才能够实现?否则的话会是什么样的?讲这么一个更宏观一点的题目。我想给我们同学一点启发,因为我觉得这里的问题很多都可以变成我们大家研究的课题。
  我讲的题目是“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我想讲四个方面。先简单地回顾到目前为止经济增长的特征。第二,当前经济阶段的特征。第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第四,走出“陷阱”、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实现途径。如果讲的面特别广,就没法概括,因此我着重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的关系方面来讲。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阶段概括
  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早期,工资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是成本真实化的早期,当时我挣七八十元的时候,广东打工的挣二三百元。计划经济时期我们把工资压得特别低,使得利润比较高,因为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高投资,高利润,高上交。早期成本真实化过程持续到九十年代的中早期,压抑的工资已经基本上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并不平稳,而工资增长快,造成了通货膨胀压力。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了进一步工资成本真实化的第二阶段。原来养老支出、医疗支出以及住房支出都不反映在工资中,而是反映在企业的其他成本里,到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推行这些方面的改革,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货币化的改革,工资成本进一步真实化。随着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地位,多元所有制的兴起,这段时间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得到了释放,再加上人口红利释放的非常充分。改革早期,基本是搞乡镇企业,到90年代中后期很多乡镇企业都垮掉了,因为真正的市场化开始后,遂形成了真正的竞争,那些夹缝中的乡镇企业不再有竞争力。劳动力开始真正的流动,我们可以看到人口红利大规模进入制造业。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2007年,其间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在前面两个阶段,经济增长基本达到9%—10%,而且可以说是基本健康的;当然,也有很多扭曲,比如说养老、医疗、住房改革都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被巨大的人口红利缩小了这些扭曲带来的效应,使得经济增长比较快。除了中间有一些波折或是外部冲击导致的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总的来说没有大的问题。
  2007年是一个拐点。从这一年开始,工资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2007年在讨论《劳动合同法》,2008年1月实施。这个《劳动合同法》是很有弊端的,当然,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它的弊端主要在于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职工可以炒雇主,但雇主不能解雇职工,很多投资人离开中国也是这个原因。推行企业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是可怕的,欧洲就是这个问题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僵化。美国底特律行业工会力量很强大,工资福利特别高,如果以美国南部日本投资的汽车企业作为标杆的话,每辆汽车的成本要高2000美元,最终导致底特律汽车业破产。
  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是老龄化社会即将到来,劳动力增速开始减慢。而且农民工已经是第二代了,不同于第一代,择业标准也不同了。这时候需要尽快调整政策。也就是恰恰这个时候,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四万亿刺激政策出台,大规模的投资驱动掩盖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2009年和2010年,虽然工资增长很快,但经济增长更快。但不可持续的刺激政策消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又慢于工资的增长。
  归纳一下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就是如下三个阶段:80年代到90年代中早期, 9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2007年,2008年刺激以后一直到现在。

  
  二、当前经济的阶段性特征:“三期叠加”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
  经济换挡期是必然的。第一是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2011年是8.1%,2014年是10.1%,这个比例超过10%就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第二是劳动阶段的人口,即16—59岁阶段的人口,开始净减少,从2012年开始减少了300万,以后还会减少。第三,特别是2007年开始,工资陡然上升,工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2014年,我们的人均GDP是7500美元左右,比马来西亚低,比泰国略高。但是,据中国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显示,上海的工资是吉隆坡的1.16倍,曼谷的1.8倍。我们的工资已经没有竞争力,与此同时,劳动合同法又削弱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其他约束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适龄劳动人口的下降,需要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才能推动增长,否则工资增长长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就会带来通货膨胀或“滞胀”。因此,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当然经济学上讲的政策包括改革,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低于5%。
  由于近年来工资增长非常快,沿海一些地区制造业已经开始机器人化,它的规模和速度都超过了我们的想象。现在,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机器人是在中国,当然是比较初级的,智能机器人比较少。这使得劳动生产率在变化,在提高。如果没有这些变化,我们的潜在经济增长可能还会低。
  三期叠加中的第二期是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在经济学上,经济结构调整是指为结构调整而实行的结构改革。这部分内容将放在后面来讲。先来看看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
  前期刺激政策带来了一些问题。第一是高杠杆率。关于杠杆率,有很多的说法。最近彭博社说是280%,也有的说是230%,这些说法可能都有其分析依据。最简单的是看M2和GDP之比,这个比例现在是193%。我认为,拿这个比例和美国比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美国不是银行占主导的金融体系,而是以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比较国际可比的是欧洲,因为欧洲也是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但是欧洲的M2/GDP是160%,我们是193%。这个比率自2008年以来,提高了大概四五十个点。在杠杆率中,有40%是政府债务,主要是地方政府债务大规模地上升。据审计署审计,到2013年上半年直接由地方政府承担偿还责任的债务是10.9万亿,一年多过去了,这个数字又有增加。间接承担偿还责任的部分,一般情况下代偿率可能是20%,但经济下行时,有可能大幅度上升,这里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我们可以看一个简单的数:设备投资占总投资之比。2007年是23%,2013年降到20.4%,降了2.6个百分点。设备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直接相关的。那么,前期刺激期大量的是造城和房地产。所以在消化期,要去杠杆,而且要稳妥地去杠杆。去快了,不行,像美国2008年、2009年、2010年快速去杠杆,导致2009年和2010年经济增长是负的,失业率11%,加上一些不愿意登记失业的,实际失业率高达16%。我们没有那样的承受力,所以要考虑缓慢地、稳妥地消化过剩产能和去杠杆,还要恢复劳动生产率。仅从这两期叠加看,GDP增长速度是不乐观的。

  
  三、结构调整期和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我们在下大力气进行结构调整,也就是经济学上的结构改革,中期增长有可能达到6.5%—7%。这是一个需要努力奋斗去实现的比较乐观的前景。但是,我们也有另一种前景,即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我甚至觉得是五五开。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停滞陷阱,但是容易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1050美元到12470美元都是中等收入,5500—12470美元,是中等偏上,我们现在就是中等偏上。拉美一些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也是在这一阶段停滞的。
  为什么我们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非常大?我刚才提到,我们的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下降来得太快。五六年前我们还在谈论刘易斯拐点,很快就发现劳动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降;老龄化,即65岁以上人口占比快速上升。据社科院的研究表明,从老龄化比率从7%上升到14%,世界平均时间是40年,我国是23年;14%上升到21%,世界平均时间是50年,我们是11年。劳动力人口以每年二三百万人的速度下降,要降20年。
  为什么特别容易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是怎么滑入的呢?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增长主要来源于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如果政策是比较合理的,而且重视教育,特别是有效的教育,就可以带来人力资本的提升,这时候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收入也在提高。由于开始时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的,所以工资的增长并不是很快。这个时期资本收益很高,资本积累非常快。伴随这个过程的是,资本质量得到提升,经济向价值链更高端跃升,工资在上涨,然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当然这个过程是转型过程,也是各方面矛盾交织的过程。成功地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就可以脱离停滞陷阱,否则就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我国比较不利的是,这一过程的时间比较短。如果说过去没有学苏联鼓励生育,然后又不得不实施计划生育,那么这个过程会是逐步的。所以现实情况使我们更要有紧迫感。
  不滑入陷阱需要什么条件呢?要有好的政策,包括人力资本提升的政策;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产权保护;要素流动和交易,特别是土地;开放的经济环境。拉美为什么出问题,第一是不开放,第二是劳动力市场逐步僵化,还有民粹主义。东南亚的问题和拉美不太一样,他们还有另外的问题,如法治化比较差。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条铁律,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我们说的八十年代开始的那一阶段不是一个正常情况,那是一个人为压抑工资成本后的真实化的过程。还有一个一般规律:政府收入占比,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宏观税负,要逐步提高,提供再分配。在这些环节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这些环节往往是综合的,容易表现为民粹主义,社会浮躁,法治缺失,腐败盛行,最后出现陷阱。
  对中国来说,还没有这么悲观。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些条件,比如开放,我们一直是开放的。我们是开放的受益者,是加入WTO的受益者。我们自己和国际的分析都认为,WTO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而且我们是全方位的逐步开放。我们的财政能力应该说还是比较强的,而且总体来说是比较谨慎的,劳动力的流动性和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下降,但并不是很严重,比如我们并没有像欧洲和拉美那样搞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一个企业内部应该推行企业职工和雇主的集体谈判,但是绝不能搞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金融危机后南欧国家推行劳动力市场改革时,第一项措施就是终止区域集体谈判和行业集体谈判。拉美行业集体谈判带来的问题也很大。巴西各行业都推行,工资过快上涨,然后是通货膨胀,结果是普通贷款利率、债券利率高达20%,对经济增长带来严重影响。我在中投公司时,去巴西访问,正赶上巴西银行业工资集体谈判,银行业工会一带动,不管是有效益的银行还是没效益的银行都涨工资。这种情况下,谁敢去投资。
  但是,我为什么又觉得不乐观呢?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问题,也就是劳动力和土地为代表的要素流动性、产权保护、对外开放等等,在其他国家可能有二十年的演化过程,但是由于我们未富先老,只有五到十年的调整期。
  在三期叠加中,换档期是客观的,即使其他条件不变,只是人口结构变化,经济增速就必须换挡。消化期的高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产能过剩,也是客观的。如果我们不做出很有作为的一些调整,落入停滞陷阱的可能性是很大。


  四、保持中高速增长,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径
  要想保持中高速增长,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有什么样的途径呢?特别是,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途径就是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了大量十分具体的改革任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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