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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九号院里的“研究员”

更新时间:2015-04-30 11:27:53
作者: 赵树凯 (进入专栏)  

  

     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纪登奎等四人辞去了政治局委员职务。在这次会上,关于纪登奎等人的辞职,陈云专门讲了话:“我不赞成这样对犯错误的同志揪住不放。这种检讨没完没了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党的好作风。党接受了他们的辞职以后,在政治上要分配他们的工作,在生活上要照顾他们的需要。”(李艳、熊志勇,《再生中国》下册,第559页,当代世界出版社,2012)1980年4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免去纪登奎、陈锡联的副总理职务,任命赵紫阳、万里为副总理。由此,纪登奎正式退出政坛。

  
  (一)
  1983年元旦前两天,即1982年12月28日,九号院召开全体会议,纪登奎正式出现在这次会上。这是纪登奎第一次在九号院公开露面。此前我们内部已经听说,纪登奎将来九号院做“研究员”。这天的会议是在九号院里的二号院会议室召开,主要内容是讲岁末年初的工作。会议开始,杜润生主任向大家简单介绍了纪登奎,与会众人报以掌声。纪登奎站起来,双手抱拳向大家致意,但是一言未发,随即坐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纪登奎。因为我在孩童时期即闻纪登奎大名,这次见到他有些莫名的兴奋,在日记里描述了当天会议的场景。
  根据我的了解,纪登奎来到九号院做“研究员”,并没有正式任命文件。纪登奎来九号院之前,我因为在秘书处为两位部长级干部管理文件,通常可以看省部级文件,但是,没有任何印象曾经有关于纪登奎工作安排的文件。2013年春天,我与杜润生主任当时的秘书高文斌见面,谈到许多九号院往事,他也说,纪登奎到九号院来并没有文件,估计应该是根据领导人批示来的,但是,九号院也没有人看到这个批示。高文斌原来是国家代主席董必武的机要秘书,1979年初国家农委成立时,由副总理兼农委主任王任重直接介绍来到九号院,随后担任杜润生主任秘书,后来担任办公厅主任,是当年我在九号院工作时的直接领导。关于纪登奎来到九号院的过程,如果我的信息来源有误,那么,高文斌的说法应该比较可靠。
  纪登奎到九号院以后,九号院里没有给他安排办公室,也没有转来工资关系。他的工资关系依然在国务院系统,他家里的后勤服务主要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服务司负责。从直接观察来看,纪登奎到九号院来“工作”的实际含义主要是:其一,他的党员组织关系转来了农研中心,在九号院参加基层党组织活动,因为根据党章规定,每一个党员都要参加到一个基层组织中去;其二,他看文件的渠道转到九号院机要系统,以前则在国务院办公厅系统看文件;其三,他在九号院期间的“研究工作”,并没有明确职责,也很少有需要直接完成的调研任务,主要是参加一些九号院召开的会议,偶尔外出到地方做一些考察调研。他参加的会议,通常是分管的副主任或者主任定,然后由我们秘书处或者具体业务部门发出邀请通知,询问他是否参加,至于是否参加,则由他自己决定。他的外出调研考察活动,基本上是自己安排,有到基层“走一走、看一看”的意思,一般没有什么明确的调查任务。
  纪登奎在九号院做“研究员”为期五年半,即1982年12月首次来到九号院,直到1988年7月突然去世。大致上,他的研究员生涯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前期有两年多,他主要是参加整党。虽然纪登奎是九号院的党员,参加九号院的党组织活动,但是,显然九号院不是他参加“整党”的真正单位所在。因为他在整党过程中的“个人对照检查”,还有他的党员登记问题,都是需要中央高层来决定,而不是九号院党组织决定。在整党这段时间,九号院秘书处与他接触并不多,他本人也较少参加九号院的会议。当时,他从中办带来的王秘书还在,我们秘书处通常与这位王秘书接触多一些。王秘书原是一位中央警卫局的现役军官,后来他离开纪登奎回到中南海警卫部队,担任一个团级单位的政委去了。王秘书走了以后,纪登奎就没有了专职秘书,九号院秘书处根据领导安排开始具体接手他的秘书工作。从这个时候,纪登奎参加九号院的活动明显增多,我作为秘书处工作人员,也开始直接为他做一些服务性工作。
  在我的印象里,纪登奎作为研究员,参加过一些九号院内部会议,但是并不多。单位里议论到他参加会议的表现,一般看法是,发言还是比较积极的,就是说,通常轮到他发言,他还是会谈一些意见,而不是有意推辞或者沉默不语。但是,他讲话显然很谨慎,通常不多讲,比较简短,尤其不涉及敏感问题。这显然不是他个人的风格。就纪登奎晚年的个性而言,个人场合十分健谈,常常口若悬河,哪怕是对我这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闲谈时他都常常一讲一两个小时,特别是我陪他散步时,基本上他从来都是在侃侃而谈,极少默默走路。我曾经与纪登奎长子纪坡民聊起他的这个健谈特点,纪坡民说他在家里也十分健谈,而且更为突出。
  来到九号院以后,纪登奎曾有一些外出考察调研活动,前期曾到安徽滁县考察农业大包干,也曾到浙江等地考察私人雇工问题,还曾到宁夏等考察西部扶贫和生态建设问题。纪登奎的这些前期调查,我并不很了解,因为那时候他有专职秘书。据我所知,这几次考察后,他都没有写调查报告。当然,这些调查的政策研究意义还是清晰的,就是纪登奎参加当时一些内部会议时,根据这些考察提出了自己的政策意见,如提出要允许私人雇工、要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等等。总体来说,纪登奎作为“研究员”,既非正式职称,也非行政职务,其准确含义,应该是“从事研究工作”。他在九号院里做研究工作,并没有具体分工和职责。就九号院里的领导人来说,也没有人好意思直接指派他做什么工作。


  (二)
  在我的印象中,纪登奎在九号院期间的外出调查,真正有特定任务的调研,就是广西和贵州的粮食问题调查,并且写了专门的调查报告,即“关于广西粮食问题的汇报”和“关于贵州粮食问题的汇报”。
  根据我掌握的资料,纪登奎在九号院工作期间,只写过这两篇调查报告。这两篇报告的总字数约有15000字。纪登奎的这次西南调研,是九号院当时统一组织的大规模调研活动之一。农村改革以后,粮食产量经历了连续六年的快速增长,但是从1985年开始,粮食减产并连年徘徊,到1987年还没有恢复到1984年水平。在这种情况下,高层很担心,同时也有一些疑虑,既有对当时农业生产具体政策措施的争议,也有关于粮食统购统销体制调整的争议,甚至还出现了由粮食减产对农业家庭承包制度的质疑。九号院为此面临很大压力,专门安排了若干调研组,分头到东北、华北、华东、西北的十多个省区开展专门调查。在这种情况下,纪登奎根据统一安排到西南从事粮食调研。外出旅途中闲谈,纪登奎说到,出发前他去看望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李先念。李先念告诉他,已经与杜润生谈过话:“粮食问题是个天大的事情,如果粮食出问题,没有人担得了这个责任”。从纪登奎闲谈中流露出,李先念对于当时的粮食问题很担忧,在谈话中还表达了对于杜润生的某种不满。
  从贵州调查回来后,在纪登奎家里,他曾问我是否能够执笔写调查报告,我说自己水平不行。他虽然鼓励了我几句,但是显然也认为我水平不够,说:“那就我自己动手吧”。所以,就自己动手写了。他大概一个人在家里写了一个月,我主要是为他查资料、找数据等等。我当时就知道,他对于我的工作并不满意。因为有几次,我们一起核对和整理座谈会资料,我记录掌握的情况还不如他完整,他说:“你对农村和农业太不熟悉”。其实我不是工作态度不认真,主要是因为调查涉及众多政府部门的工作运行和基础信息,我缺少经验和积累,有些事情弄不明白,记录也不得要领。有一天我陪他散步,说到粮食问题调查报告,他说:“我发现,你听我讲上层那些事,比听地方上讲粮食问题更有兴趣,这样怎么研究农业?”我无言以对,只是笑笑。纪登奎亲自执笔完成的这篇报告,作者署名是“调查组”,他本人并没有署名。因为是内部报告,主要是用于对高层领导的汇报,也没有正式发表。后来,这个报告刊登在九号院里的内部刊物“农村问题论坛”上,刊登时间为1987年11月。
  对我来说,在协助纪登奎写调查报告的时候,甚至直到报告完成并报送高层,都没有看出他的报告有什么过人之处。最近,因为写作本文的需要,我重读他的报告,还重读了当时九号院的其他粮食调查报告。我为他的文章所吸引。显然,他的文章洋溢着一种特殊的气势。不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作为政策咨询的调研报告,都无疑是难得佳作。当年我没有发现他的报告的过人之处,一个原因是为整理数字资料、校对打印等具体事务所累,来不及思考比较,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我对于政策报告的鉴赏水平太低。
  以下为纪登奎执笔的调研报告片段,主要分析贵州省粮食生产困难局面的原因:
  “贵州粮食产量低而不稳,解决粮食问题是艰巨的。解放以来,粮食生产经历了曲折的、徘徊的历程。包产到户后有重大突破,但近两年又出现了徘徊局面。今年(1987年)能否结束两年徘徊局面,恢复到1984年粮食生产的历史最高记录?省里说,还是个未知数。
  三中全会后,包产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像全国一样,贵州粮食生产有了迅猛的增长。近两年,是什么原因又出现了新的徘徊呢?
  天灾。这是事实。人多地少,土地瘠薄,生态破坏严重,旱灾周期缩短。1977年发生大旱,1981年又一次,1985、1986年又连续大旱。而抗灾能力差。
  包干到户调动起的积极性是同一定的物质条件结合,才实现前几年增产的,如果不能保持这种积极性,并且进一步改变生产条件,农业生产就会出现徘徊甚至下降的局面。安顺地委书记陈运武同志对粮食生产情况是这样分析的。他说:包产到户后,粮食生产有迅猛发展。但这两年又进入新的徘徊期。这是因为粮食价格虽有提高,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很大,种粮比较效益降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投入减少,80%的耕地肥力衰退,水利设施带病操作,农业后劲不足。新的徘徊已两年,今年有可能继续徘徊下去。加以人口逐增,耕地日减,粮食需求量不断上升,收购减少,调入增加,更加重了扭转徘徊局面的难度。”
  “最敏感的问题,还是价格问题。三中全会后,粮价提高了,农民是满意的。现在供应农民的生产资料提价了;其它农产品价格放开了(如肉、菜等);多种经营发展起来,种粮所得利益比较低。发生这种比价的变化,实际上把三中全会后给粮农带来的利益冲销了一部分。各种价格比,粮价又落到了‘锅底’。
  贵州党政领导做出极大努力给种粮农民以补偿。(一)1986年地方财政对粮食补贴了8000万元;(二)合同定购的粮肥挂钩,贵州每定购100斤,奖平价化肥40斤,大大高于全国水平。
  农民以极大的兴趣,两眼盯着这40斤平价化肥(化肥平价一包20元,市价一包30元)。可是,对农民这点好处,中间又几乎流失了一半。
  是怎样流的,流到哪里去了?据说:一是干部批条供应;二是平转议;三是扩大奖售范围;四是投机倒把走后门不正之风,等等。由于平市差价的拉大,不要说平价化肥流失了,有的就是议价的也买不到了。
  这种粮肥挂钩的办法,收粮的不管化肥,卖肥的不管收粮食,出了差子,都没人承担责任。
  农民生气了,你粮肥挂钩合同不兑现,我不卖粮,定购合同不签字。政府和农民之间产生了顶牛状态。但粮食必须拿到手里,于是干部只好采取行政手段,硬性分配任务。退回到统派购的老路,干脆把‘合同’两个字钩销了。改为指令性的发‘定购任务通知书’。”
  纪登奎在调查报告中,非常清晰、生动地概括了造成贵州粮食生产连年徘徊的主要因素。报告文字干净洗练,节奏清晰明快,令人读起来饶有兴味。
  在报告中,纪登奎还重点反映了粮食统购政策自1985年调整为合同定购以后出现的社会紧张状况:
  在收购粮食工作中,不少地方采取强制手段,搞得党和农民关系紧张。据博白县调查,为了收购粮食,1986年出动1260名干部(其中包括公安干警120名),下乡征粮170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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