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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香港特别行政区集会游行自由的法治保障与合理界限

更新时间:2015-04-29 09:08:26
作者: 高中  
并且,即使该大楼是否属于公共场所的裁断有误,控方仍需证明第三项要素。既然保安或记者不属于合理害怕的“任何人”(或“第三者”),答辩人的行为根本不会“相当可能”导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结的人会破坏社会安宁,或害怕他们会借以上行为激使其他人破坏社会安宁。高等法院林文瀚法官就上述法律疑点的立场简要归纳如下:
  其一,香港法院早在“陶君行案”(1995年)就已对《公安条例》第18条“非法集结罪”做出了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人权法案条例》的判定。可见,应确认《公安条例》第18条所具有的预防性治安功能。[57]是否构成“扰乱秩序的行为”属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扰乱秩序”,指“目无法纪或具攻击性的行为或违反公共秩序或道德”。[58]例如,冲击警戒线,离开指定示威区前往未经核准的地点示威,采取坐在或站在马路上以及堵塞行人通道等方式示威,向政府大院内投掷载有粉末胶瓶等,均属扰乱秩序的行为。[59]为确保《公安条例》的有效实施,在判断示威者是否作出扰乱秩序的行为时,不应对其行使集会自由这一点予以特殊考虑。当然,有罪与否,还须证明其他构罪要素。如果被告纯粹只是在该办公大楼的庭院行使和平示威权利,就不应冲击由警员构筑的人链。一审裁判官对本港法律及相关判例的理解显然是有误的。
  其二,第3项构罪要素较为复杂,可分为两个组合:A.该行为意图产生法例所规定的“害怕”(主观准则);或B.该行为导致任何人“合理地如此害怕”(客观准则)。本案仅涉及客观准则。“害怕”亦有不同指向:如此集结的人a.会破坏社会安宁;或b.会借以上的行为激使其他人破坏社会安宁。此客观准则要求必定至少有一名在场人士(即“第三者”)担心事件恶化至社会安宁被破坏。环境证供显示,该庭院被一堵墙围着,门闸也一直是关上的,直至让某辆小车驶离该处时才打开。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显示公众并不能自由进入该处所,即明显有别于一般而言公众获准进入的法庭大楼或入境事务处大楼等场所。一审裁判官对此证据未予足够重视,是有失误的。最为关键的是,裁判官就“第三者”所做的解释也是错误的。“第三者”不应排除面对示威者的保安人员,甚至将记者排除亦缺乏理据。[60]
  3.袭击在正当执行职务的警务人员罪。该罪名规定于《侵害人身罪条例》第36(b)条,庭审争议往往聚焦于“在正当执行职务”这个构罪要素上。“陶君行案”是高等法院审理的上诉案。[61]2007年12月29日,在一起事前获警务处长核准的游行中,上诉人和一些参与游行者围着放置于地上的汽车轮胎将请愿信点燃后抛入轮胎中。当值李警司(控方证人)指出,如只焚烧请愿信,在情况受控且无任何潜在危险时,警方不会干预。但轮胎一旦燃着会释放有毒气体,火屑亦会随风飘散,围观人士往往向后退造成混乱,人踩人的情况可能出现。当警员携灭火器第二次进入人圈灭火前已反复进行了警告。在灭火过程中,两上诉人冲上来推撞该警员致其跌倒。裁判法院裁定该两人犯“袭击在正当执行职务的警务人员罪”。上诉方大律师认为,没有证据证明“警方在正当执行职务”:在执法依据上,警方规管集会游行应适用《公安条例》第6条和第17条赋予的权力执法,而非控方所依据的不符合“法律确定性”要求的《警队条例》第10条的概括性规定;[62]在执法授权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李警司获得了警务处长根据《公安条例》授权条款所作出的扑火指令。上诉庭维持一审有罪裁定的核心理据如下:
  法庭认为,“当值警员第一次扑熄轮胎火焰后瞬即退回外围”、“在扑火前必须发出口头警告是警队的一贯做法”等事实显示,警方并无阻止游行人士表达意见的意图。警方执法行为是审慎和克制的,干预性灭火行为纯粹是基于维护“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之目的。《公安条例》第6条和第17条分别授予警务处处长管制集会、游行的一般权力和具体权限。但《公安条例》第17G条亦规定,这些执法权是对《警队条例》所赋予的警方概括性权力的增补。[63]可见,这两部条例赋予警方的权力是互为补充的,与《基本法》、《人权法案条例》等是一致的。《公安条例》或《警队条例》均可成为警务人员的执法依据。
  本案虽无直接证据显示警务处长已授权李警司,但依据《释义及通则条例》(第43条)关于“公职人员转授权”的规定,除非反证成立,李警司当天行使的权力应被视为已获警务处长授权。作为附带性意见,上诉庭指出,鉴于集会游行案件的特殊性,一审裁判官如采取更为稳妥的论证方式以彰显特区法院“保障港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一贯立场,将更能以理服人。[64]高等法院法官对一审裁决做出的善意修正,其实并非多此一举。它反映出“对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保障”确已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审判领域的正当性话语和必不可少的法治修辞。
  (二)相关罪案的量刑特点
  香港法律界曾担忧,《公安条例》所规定的刑事责任条款过于严厉,会对集会游行自由产生“激冷”效应。笔者认为,香港回归以来已发生的数量如此之多的合法、和平的集会游行活动以及相关司法实践足以证明,这种担心实际上是多余的。特区法院不仅严格贯彻了罪、责、刑相称的刑法基本原则,并且在量刑时时刻体现了对基本人权因素的特别考量。本文所考察的8个案件中所控罪名成立的有6例,但在量刑上实际上无一例被判监禁刑。例如,“组织、协助非法游行案”诸被告被判分别提交500元担保金,守行(即有条件释放)3个月。“袭警案”两被告分别被判120小时和100小时社会服务令。“非法集结案”两名被告各被判60小时社会服务令,其余四人守行18个月,各交付担保金2000元。而上述罪名的法定最高刑均介于1~3年。
  近年来,一些社运人士在集会游行时不理性的激进、暴力倾向已有显现,法院在量刑上也发生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动向。例如,立法会议员黄某和陈某曾于游行结束后的当晚占据中环中银大厦附近马路,2013年5月被东区裁判法院裁定非法集结、组织非法游行等四项罪名成立。黄被判监6周,缓刑14个月,陈被判监5周,缓刑12个月,另各处罚金4800元。相比上述罪案,本案量刑偏重的原因是,黄在法庭宣誓下仍作失实陈词,讹称当日被警员推倒。而陈在法庭上质疑裁判官有政治倾向性,属藐视法庭的无理指控。加之,两被告带头冲击警察防线,罔顾现场人士安全,几乎酿成群体性践踏事故。因此,裁判官认为有必要加重量刑。[65]
  暂且不论在整体上以非监禁刑为主线的宽恕量刑是否有利于香港集会游行自由的良性运行。如果某些人(或团体)以特区法院的宽恕量刑为由头,怂恿或煽动人们在集会游行中刻意做出有悖法律的激进之举,则肯定是有违法治精神的。因为这既背离了特区法官以尊重基本人权为前提的宽恕量刑之本意,更不符合香港的法治传统。正如裁判法院杜浩成裁判官所言:“任何对社会议题有强烈意见人士,犯法亦要负刑责,没有人可凌驾于法律之上,否则香港核心价值将荡然无存。”[66]

  
  五、结论
  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对“香港法治”的总结和提炼——“要有尊重个人权利及尊严的法律;要有独立的司法机关捍卫该等法律;要秉持公正,恰当而有效率地秉行公义”(即“法治三要素”)[67]——由经特区法院审理的涉及集会游行的8个案例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展示。特区法院通过司法审查确保了香港特区立法会制定的法律符合《基本法》保障港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的精神,践行了“自由—友好型”司法理念。特区法院无论做出的是有罪或无罪判决,均严格遵循了罪刑法定、控方举证、毫无合理疑点下定罪的公平审判原则,彰显了无惧、无私、无偏的司法独立品格和严格依法裁判的法治精神。


  注释: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二元发展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2YJA820017)的研究成果。
  [1]参见《市民行使示威和表达权利重要但要守法》,载《星岛日报》2013年5月16日。
  [2]参见《黄毓民、陈伟业非法集结被判缓刑》,载《星岛日报》2013年5月22日。
  [3]参见《香港11年蝉联竞争力城市榜首》,载《星岛日报》2013年5月20日。《全球竞争力排名榜》,载《大公报》2013年5月31日。
  [4]参见《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在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演辞》,2011年5月21日;《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在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演辞》,2010年5月8日,资料来源于香港司法机构官网:http://www.judiciary.gov.hk/tc/other_info/speeches.htm,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2月9日。
  [5]《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2011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演辞》,2011年1月10日,资料来源于香港司法机构官网:http://www.judiciary.gov.hk/tc/other_info/speeches.htm,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2月9日。
  [6]这8个案例均源自名为香港司法机构的“判决书查询系统”数据库。篇幅所限,仅以立案时间的先后列出已生效判决的编号:FACC19/2004、FACC1&2/2005、HCMA1110/2008、HCMA766/2008、HCMA948/2008、HCMA313/2010、HCAL 102/2011、HCMA54/2012。“香港特别行政区诉吴恭劭、利建润”(FACC000004Y/1999,简称“国旗案”)亦是本文重点参考的判例,输入案号即可下载全文判决书,资料来源于香港司法机构“判决书查询系统”:http://www.judiciary.gov.hk/tc/legal_ref/judgments.htm,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12月4日。
  [7]参见“香港特别行政区诉梁国雄及其他人”,FACC1 and 2/2005。
  [8]参见“梁国雄等诉香港特别行政区”,FACC1 and 2/2005,第3段。笔者依该判决书的措辞亦以“集会自由”概指“集会游行自由”。
  [9]参见Ng Ka Ling v.Director of Immigration(1999)2 HKCFAR 4,28-9;Gurung Kesh Bahadur v.Director of Immigration(2002)5 HKCFAR 480,24;“梁国雄等诉香港特别行政区”,FACC1 and 2/2005,第12—16段。
  [10]参见Shum Kwok Sher v.HKSAR,FACC No.1 of 2002,63.
  [11]参见Handyside v.United Kingdom(1976)1 EHRR 737,49;Smith and Grady v.United Kingdom(1999)29 EHRR 493,87.
  [12]参见“梁国雄等诉香港特别行政区”,FACC1 and 2/2005,第17、21、25—29、31、33—35段。
  [13]参见“梁国雄等诉香港特别行政区”,FACC1 and 2/2005,第40、43—48、50、52、54、92—94段。
  [14]参见“梁国雄等诉香港特别行政区”,FACC1 and 2/2005,第55段。
  [15]参见“梁国雄等诉香港特别行政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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