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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香港特别行政区集会游行自由的法治保障与合理界限

更新时间:2015-04-29 09:08:26
作者: 高中  
这应当可以作为终审法院主流意见中未明言的法理依据。当然,苛求个案判决的尽善尽美,是不切实际的。正是在此意义上,有必要透过更多的案例、多维度地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此领域的审判法理,借此佐证主流司法衡平观在理念和实践两个层面的客观样态。
  (四)事前规制的多元法律机制符合《基本法》:主流衡平观的佐证
  在特区法律框架内还有一部规制集会组织者事前申报义务的《公共娱乐场所条例》。该条例中“牌照申领程序”在2012年“T诉警务处长”一案中首次面临是否符合《基本法》的司法审查。[39]高等法院林文瀚法官就此作出了肯定性判定。2011年5月,同性恋团体在铜锣湾某行人专用区以跳舞的方式表达反歧视立场。该活动事前获得了警务处长签发的《附条件不反对通知》。[40]但因其未在事前申领娱乐场所牌照,在警方警告后不得不终止跳舞环节。某男同性恋者(化名“T”)向高等法院原诉法庭申请司法审查。本案争议焦点是:《公安条例》已就公众集会专门规定了事前通知程序,但《公众娱乐场所条例》却规定了更为繁复的事前牌照申领程序,对公众集会施加的这种双重限制是否符合《基本法》?
  高等法院原诉法庭指出,该条例的宗旨是有效地维护公共安全和秩序,预防公众娱乐场所可能出现的危险。相比《公安条例》所规定的事前通知程序,《公众娱乐场所条例》要求组织者提供的信息更多。并且,在事前通知或申请的时限上,前者为一周前,后者则是六周前。《公众娱乐场所条例》特别规定了发牌机关与警方等部门就群控、临时搭建物结构安全等事宜进行商询与联动的机制。[41]这意味着需要更长的审批时间。该条例在近百年内屡经修订的立法史也证明,看似繁复的操作规程其实是吸取了因临时搭建物结构瑕疵导致的“1968年石岗军营会操表演看台意外倒塌事件”、政府群控措施欠周全引发的“1993年中环兰桂坊惨剧”等历史教训的结晶。[42]受制于专业的局限,《公安条例》不可能像《公众娱乐场所条例》那样实施如此全面的安排。两者虽在功能上互有重叠,但前者显然是无法取代后者的。法庭亦认为,依循本港判例,应对“场所”作日常用法上的理解,即公共娱乐的“场所”在定义上包括了本案所涉及的不享有排他性使用权的行人区域。[43]
  正如庭审法官林文瀚所言,“适当、合理地进行事前准备和安排,并非仅是警方的法定职责,也是集会组织者和法例所规定的公共机构不可回避的责任”。[44]对这种责任的双重性或者双向性特点的认定,是特区法官在集会自由的法治保障与合理规限范围内所做出的合乎逻辑和经验的解读,丰富了马道立大法官所倡导的“法治三要素论”。

  
  三、集会游行自由在私人或公共场所的法律边界
  由于成文法的固有局限以及个案的复杂性,在香港特区制定法框架内难以对集会游行自由在私人或公共物业场所的边界订立明确的法律标准。普通法在此“灰色地带”的查漏补缺功能得以凸显。通过对“区国权案”、“梁国华案”和“杨美云案”等三起案件的审理,[45]特区法院针对集会游行自由在公、私场所的法律界线确立了较为明晰的普通法判断标准。
  (一)纯私人处所:集会游行自由止于该场所的物理边界
  在纯私人处所的集会游行自由问题涉及到对《人权法案条例》第17条——“除……保障他人权利和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和平集会之权利”——的理解和适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与限制相连的目的如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等已有权威判例的指引,但2008年高等法院原诉法庭张举能法官(现任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审理的“区国权案”则是香港首宗涉及私人物业场所集会自由界限的司法个案。2007年6月3日,区国权、梁国雄等关注公营房屋租金问题的示威者到时任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孙明扬局长所住小区抗议。梁国雄等人未经保安准许进入该私人住宅小区并冲击警方构筑的人墙,闯入孙寓所外停车场和汽车通道。涉案6名被告被控触犯《公安条例》第18(3)条“非法集结罪”。东区裁判法院林嘉欣裁判官未采纳被告“在私人场所亦享有宪法赋予的和平集会自由”的抗辩理由,裁定诸被告所控罪名成立。上诉审争议焦点之一是,未经业主(或小区门卫)许可,集会自由是否应止于该私人住宅小区的物理边界?[46]
  上诉庭指出,《基本法》第5、6、29条对保障私人财产权、住宅及相关物业不受侵犯等权利做出了原
  则性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人权法案条例》第14条规定,私生活、家庭、住宅等受法律保护。这些法律规定实际上表明了集会自由的非绝对性,以及将之与“保障他人权利和自由”相权衡的必要性。庭审法官引述了澳籍国际人权法专家诺瓦克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评注》一书中的学理分析:“他人权利和自由”是与限制集会自由相关联的合理目的之一,在实践中包括了从集会游行地点路过的行人乃至参与者的权利。假如某物业场所或建筑物不是对公众自由开放的,获得业主“进入许可”就是必要的。[47]诺瓦克的观点亦在欧洲人权法院案例中得到了确证。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在私人物业场所的表达自由边界这个问题上,各国也许有各式各样的法律实践,但并不能因此说服本庭自动创设一项可自由进入私人物业场所甚或任何政府管有的物业场所(如政府机构办公室)的权利。表达自由确实是极其重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民享有自由选择任何地点举行公众论坛的权利。所谓‘如不选择该地点则难以有效实现表达自由’的推论,缺乏理据。”[48]
  上诉庭进而认为,“区国权案”涉及的是一个纯私人住宅区,完全不具有近似于公共或准公共的元素。在香港可示威的地点不胜枚举。“非得进入私人场所行使该等权利方能有实效”的理由显然是荒谬的。“住宅和其他房屋”是《基本法》第29条规定的隐私和家庭生活安宁权的基本要素,如同其他基本权利一样,应予宽松解释——即小区草坪、共享车道、露天停车坪等均应属小区业主共享的私人空间。可见,集会游行自由应止于该小区大门外,未经许可跨入此门即属违法。[49]换言之,上诉庭张举能法官明确了表达自由抑或集会自由应止于私人场所之物理边界的司法立场。[50]该判例的另一个亮点是,他认为,针对公共性质的物业,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宽广的型谱,该型谱与集会自由之限制程度相关联着。此观点虽属附带性司法意见,但为澄清相关法律疑难点提供了有价值的指引。
  (二)集会游行自由在公共物业场所的边界:基于型谱论的司法解释
  “梁国华案”是律政司向高等法院提起的上诉案。[51]6名被上诉人(即一审被告)在2009年底涉嫌冲击政府机构的物业场所,一审裁定非法集结罪不成立,律政司以“案件呈述”方式上诉,要求理清其中的法律争议点。上诉审林文瀚法官充实了张举能法官在“区国权案”中的“型谱论”法理,强调公众并不享有自由进入任何公共物业场所示威的绝对权利,一审裁判官对相关法律和判例的理解是有错误的,判律政司胜诉。
  上诉庭首先否定了裁判官在判断集会游行自由的合法界限时对”私人物业”和“公共物业”的简单化理解。一审裁判官虽依循了高等法院“区国权案”判例关于“私人场所的物理边界即集会自由边界”的审判法理,但仍缺乏对该判决书的全面把握,导致作出“公民可不受限制地进入公共物业场所行使和平示威权”的错误结论。张举能法官在“区国权案”中实际上已就公共物业场所集会自由的合理限制问题进行了颇具启发性的法理阐释。他认为,集会自由的重要性是香港社会所公认的,但《基本法》和《人权法案条例》并未赋予示威者拥有为所欲为地选择集会地点或场所的权利。公众集会的地点在特征上存在着一个型谱。与之相对应,集会自由的合理限制亦呈现出由严至宽的变化:私人居所→私人(工)商业大厦→准公共性质的大型购物商场或购物中心→政府使用并只向提出申请的公众开放和使用的大厦→政府使用但亦对公众开放和使用的大厦→完全向公众开放的公共场所。在该型谱中,不同地点的限制性规则得综合考虑不同的要素,绝非只需做出“属于公共物业或私人物业”的判断这么简单。[52]
  上诉庭列举的一系列国外案例佐证,即使在位于该型谱最末端的纯公共场所,集会自由也不是绝对的。例如,在2011年,就警方强制驱赶占领公众场所示威者的执法行动,英国上诉法院予以了司法认同:“解答针对和平集会权的限制是否合法、必要以及是否符合比例性,不可避免地取决于个案事实,通常视乎数项因素而定,包括抗议行动继续进行的话可能导致的违法程度、该地点对示威者的重要程度、示威已持续的时间、示威者占领该地点对他人权利和自由造成损害的程度。”[53]上诉庭认为,一审裁判官令人遗憾地未关注到这些在审判实践中已形成的共识性法理。裁判官纯粹因为该政府办公大楼并非私人处所而裁定“各被告没有作出扰乱秩序的行为”,确属法律认识上的错误。[54]从上可见,特区法院在界定“集会自由在公共场所之法律边界”这个问题上已建构了一个直观、形象的法律模型,并以“合理性”验证方法作为配套性分析工具。当然,型谱论并非“万灵药”,它只是分析相关法律问题应采取的思路和方法,最终仍离不开法官对个案诸事实性要素的“合理性”检验。


  四、与集会游行相关联的主要罪名和量刑特点
  在法律框架内,严格依循“控方举证责任”、“毫无合理疑点下定罪”等公平审判原则,切实保障刑事被告的合法权益,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刑事法治的基本要素。与集会游行活动相关联的罪名不少,笔者仅从“依法确保和平集会自由和制裁暴力示威行为”这个视角考察相关典型案例所涉主要罪名,揭示香港特区法院严格依法定罪与宽恕量刑并重的特点。
  (一)与集会、游行相关联的罪名
  1.组织(或协助)未经批准的游行罪。该罪名对应于《公安条例》第17A(3)(b)(i)条,即如未经警务处长批准仍召集、组织或协助任何在公路、大道或公园进行的超过30人的公众游行,即属犯罪。该构罪要素可归纳如下:A.人数上超过30人且游行的地点是公路、大道或(和)公园;B.属未经警务处长批准的公众集结;C.游行的组织者或协助者;D.有明知故犯的主观意图。前三项属事实性判断,第四项主观意图可结合当值警员对违法行为的提示和警告,以及游行组织者、协助者的言辞回应和行为等证据(如现场录像)作出合理推断。以“梁国雄案”(2005年)为例。警方提供的录像、人证均显示:在集结现场,梁向当值警员承认自己是负责人,警员向其口头提示该游行未依法通知警务处长,梁明确表示不会填通知书;冯、卢在游行过程中亦表现出在积极协助此次游行。法院判定,控方无任何疑点地证明了梁犯有组织未经批准的游行罪,另两被告犯有协助未经批准的游行罪。[55]
  2.非法集结罪。非法集结罪规定于《公安条例》第18条:“(1)凡有3人或多于3人集结在一起,作出扰乱秩序的行为……意图导致或相当可能导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结的人会破坏社会安宁,或害怕他们会借以上行为激使其他人破坏社会安宁,即属非法集结。(2)……即使原来的集结是合法的,亦无关重要。(3)任何人如参与……即犯非法集结罪……”“梁国华案”是涉及非法集结罪的典型案例。[56]2009年12月25日,各被告人到某政府办事机构大楼示威。该大楼前有一个被墙围着带有门闸的庭院。示威最初在墙外进行,后来门闸打开让一部小车驶离此处。示威者(包括各被告人)趁机进入庭院,并不顾保安和警员的警告和劝阻坚持向大楼推进,最终演变成推撞拉扯,致三名人士受伤(含警员、保安员和一名被告)。裁判法院裁定诸被告非法集结罪不成立。控方以案件呈述的方式上诉,提请高等法院原诉法庭判断裁判官在法律适用上是否正确。
  “非法集结罪”的构罪要素是:(1)被告于案发时参与集结;(2)被告有扰乱秩序或挑拨性的行为;(3)被告的如此行为相当可能导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结的人会破坏社会安宁,或害怕他们会借以上行为激使其他人破坏社会安宁。针对第2项控罪要素,一审裁判官认为,该办公大楼属公共场所因而不属于扰乱秩序的行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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