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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耀章:社会转型陷阱生成的政治生态分析

更新时间:2015-04-28 21:16:43
作者: 乔耀章 (进入专栏)  

  

   一、"社会转型陷阱"解读

   人类社会是一个开放而复杂的系统,它的"黄金时代"不在过去,而在遥远的未来,然而通往未来的道路总是通过无数"试错"才能得以开辟。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社会是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类生活共同体,是人 们交互作用的产物。社会孕育着国家、政府、政党,国家、政府、政党也能动地反作用( 正向、负向)于社会。社会也产生着"主义",主义也能动地反作用或反哺社会。"社会"概念的基本内涵是由人的社会生活为核心内容和社会关系、 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社会存在形式两部分有机构成的。社会存在形式会随着社会生活内容的存在、变化、发展而存在、变化和发展,由此形成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诸种社会形态。当然,所有这些都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因为没有什么是 必然的、精确预言的东西,而主要是由于人及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不断地增强并发挥其正向作用的缘故。据考证,古代汉语中的"社会"一词是带有祭祀意义的聚会,是"里社集会"的简称,又指群众结社组成的地方团体之意。作为现代意义 上的 "社会"最早出现在民治年间,由日本学者从西方翻译过来后被引进到中国。当"社会"特别是"社会主义"〔1〕概念被引进或传送到中国以后,各路仁人志士,社会贤达,开始运用"问题"与"主义"来解释社会,重构国家 。其中,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寻找、接受、运用"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来解释现代中国社会,建构现代中国国家,改变着中国的社会、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实现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践行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性转型之使命。

   转型是事物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总体上属于质的螺旋式上升的进步状态,表现为多种样态或情形。如果某事物已处于定型化的"成熟"或"物极"状态,那么,该事物面临的"转型"、"必反"就为期不远了,否则,该事物就不会转型。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关于"社会转型"一词现已成为使用频度很高的词汇,我国大陆学界现已发表和出版了海量的研究成果,涉及社会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多学科领域。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 "社会转型"的广义与狭义。广义的"社会转型",一般是指人类社会从一种社会形态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形态,或从一种社会类型转变为另一种社会类型,尤其是指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特别是指西方早发型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所具有的广义性。狭义的"社会转型",主要是指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这些研究比较集中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及其标志方面,主要有: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转型,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 等等。 所有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认识当今中国社会不无裨益。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其中有些"拿来主义"的理论研究或探讨,把西方具有特殊性的社会转型经验当着普遍性的社会转型经验,硬套到我国的具有特殊性的社会转型实践中来,这就势必在客观上造成我国某种程度的"社会转型陷阱"。

   "社会转型陷阱"关涉到社会转型是否适度、 适当、成败、复辟、倒退等问题。"陷阱"本指狩猎者为捕捉猎物而人为设置的伪装物,也比喻设陷、害人的阴谋。同样道理,"社会转型陷阱"不是自然的而是与人为有关,如果不是设计者有心有意所为,就是执行者乏力无为驾驭或被外力牵引,随从者无意识盲从的结果。笔者坚持认为, 1978年我国开启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在本质上是一种试错的历史进程,不可避免地会面临种种陷阱,能否避免这种种陷阱,则要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智慧。30多年来,我们已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着三个比较大的陷阱: 其一,是 "现代化的陷阱" ; 其二,是 "中等收入陷阱" ; 其三,就是 "社会转型陷阱"。其中,所谓 "现代化的陷阱",是因何清涟《中国现代化的陷阱---转轨时期经 济社会问题研究》 ( 原名 《十字路口的中国--- 转轨时期经济社会问题研究》 ) 一书而得名。正当不少人正陶醉、酣睡在改革的甜梦中时,该书首次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经济繁荣的社会后果, 较强有力地证明: 在中国,少数人的暴富并不必然会改善社会状况,也未必引导中国走向民主。 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改革究竟意味着什么? 笔者认为,从特定意义上,与其说是"现代化的陷阱"倒不如说是"改革的陷阱",如果改革在实际上走向预先设计的反面,就尤为如此。"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是世界银行 《东亚经济发展报告 ( 2006) 》首先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 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 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高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按照世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 已进入中等收入偏上的国家行列。根据世行的定义和标准,我国人民论坛杂志曾在征求50 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 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 民主乱象; 贫富分化; 腐败多发; 过度城市化; 社会公共服务短缺; 就业困难; 社会动荡; 信仰缺失; 金融体系脆弱等。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此种陷阱的特征也困扰着我们国家,只是其性质有所不同罢了。所谓 "社会转型陷阱"是一个创新概念,是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在其主笔的清华大学 2011 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中正式提出的。他认为有别于 "中等收入陷阱","社会转型陷阱"的主要症状是指在社会改革和转型过程中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改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也因此,既得利益集团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绑架改革。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笔者认为与其说是 "社会转型陷阱",倒不如说是 "改革的陷阱"更为确切。由此我们提出一个 值得深思的问题: 所谓"社会转型陷阱"是 "自设的"还是"他设的"抑或是某种"合谋"? 这就关涉到非常复杂的政治生态问题。

   "政治生态"是由"政治"与"生态"合成的概念,有别于"生态政治"。政治有广义政治与狭义政治之分,本文侧重于广义政治。生态, 本是生物学概念,一般解释为"环境"并与环境连用为"生态环境"。政治又可分为一般或普遍政治、特殊政治、共性政治、个性政治、动态政治、静态政治等。政治生态还可分为政治自系统的相对于某个政治主体的政治生态和政治自系统 以外非政治系统各要素所构成的政治生态环境两部分。本文论析社会转型陷阱的政治生态侧重于广义政治的"复合型"政治生态。

   比较分析可见,"社会转型"、"社会转变"、"转型社会"、"社会形态转型"等概念是有所不同的 (为了叙述方便起见本文不做区分) 。所谓"社会转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到社会转型的类型、动力、形式、方式、起点、 路径、目标等等问题。就其类型来说,可分为: 人类社会转型,西方社会转型,东方社会转型; 宏观 (大) 社会转型; 微观 (小) 社会转型等等,本文侧重于宏观的大转型。在我国,所谓"社会转型陷阱"可称为"连锁性陷阱"。它们"异症同源",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只是各有侧重,表述有所不同而已。或者说,"社会转型陷阱"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消极的副产品,它们正危及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主产品。 我们认为导致"现代化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社会转型陷阱"的政治生态要素是多方面的, 但如果不就形式而就其内容来说则是共同的,就是把"现代化"、"分配收入"、"社会转型"等概念、命题过于抽象化、中性化、一般化,并在表象上进行价值剔除,去除相关的社会性质或制度性质,而在事实上确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性质,以便暗含设陷的玄机,以售其奸。如果我们不加区别地照搬西方国家社会转型的模式,拿来主义地套用,就势必导致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可能实际偏离我国改革开放最初的、最高或顶层的、 总体设计的理念,难以兑现最初向人民所许下的总体政治诺言。毛泽东曾在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从三个层面研究战争的规律问题,即: 战争的规律,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现代化问题,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研究社会转型问题都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其中,就社会转型而言, 如果我们从社会转型的普遍或一般,从社会转型的特殊,从社会转型的个别视角切入,研究社会转型、社会主义社会转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转型,就有利于我们比较准确地寻找 "社会转型陷阱"形成的政治性成因,找到突破陷阱的有效途径。

   二、社会转型的普遍性政治生态

   社会转型原是西方社会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现代化理论的一个特定的概念和基本范畴,它的原初含义是强调以社会自身结构为主体的社会整体性发展和结构性变动。社会转型的原初含义还可以具体化为 "四个强调" : 强调社会"自身"结构,不是"他者";强调社会结构为 "主体",不是"客体"; 强调社会 "整体性"( "一盘棋") 发展,不是高度"统一性"、"集中性"或"局部 性"、"碎片性"的社会发展; 强调社会的"结构性"( 包括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社会结构)变动,不只是社会某个领域的动能性的变动。与此同时,笔者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要准确解读社会转型问题时,还不能离开西方相关研究领域的 "学术传统"。在解读社会转型问题上的学术传统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论传统。这一理论传统侧重在强调社会的先在性,强调社会主体性。与社会先在性、主体性理论传统对应的是 "黑格尔主义"的国家至上性。另一个是基于社会的先在性、主体性,侧重于对社会进行 "量态" 而非 "质态"(尤其是指社会性质或所有制关系)的分析研究。 与此相联系的是自由主义一直是西方社会占居主流地位的价值观或理论传统。这两方面的学术传统事实上源于它的实际载体---社会的所有制传统亦即私有制传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是"社会转型",倒不如说是"私有制转型"或社会"所有制转型",即在社会进化的历程中,逐步扬弃私有制的历史局限性,使其不断地趋向社会化,这本身就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社会转型。 这可能也是一种预设,一种并不是必然导致消极的"社会转型陷阱"的预设。至于假借以"社会转型"名义来诱致某种正处在转型期的社会非正常地落入引诱者预设的 "陷阱",此种情景则应另当别论。

   为准确解读社会转型问题,还应当求教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核心思想。列宁曾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语。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笔者试列出以下图式,即社会科学---唯物史观---社会形态---所有制关系---生产力---人。笔者所思考的基本逻辑是: 社会科学是三大科学 (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慎明同志主张把科学分为自然科学、生命科学、 社会科学) 分类之一,社会科学的同义语是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核心思想, 社会形态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为基础,由此决定着整个上层建筑,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最终决定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与状况,生产力不仅仅是物,而且还在于人,是 "人物"的有机结合,不 能只见物不见人。如果说实践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媒介,那么,人则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媒介。只有抓住了现实的人 ,才算是抓住了事物的根本 。对于这个图式,我们着重从社会与自然、 社会与人 ( 社会形态) 和社会与国家三个维度来解析社会转型问题的普遍性问题。

关于社会与自然。马克思论证了人类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辩证关系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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