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官场新秩序”是推动大的社会变革的前提

始于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7年，它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也给世界带来了深刻影响。开启这场新的伟大变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智慧和勇气。而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顺利的启动，并且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无论遇到任何艰难险阻都能持之以恒的推进，关键就在于结束“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带领共产党人对干部队伍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恢复和整顿，在组织路线上进行了拨乱反正，在较短的时期内形成了干部队伍的新秩序、新面貌，其中的做法值得我们深思，这主要包括：

第一，提出干部“四化”标准，大胆提拔适合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领导干部。改革开放的路线确立了，要有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路线的人，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路线的人来执行，结果是不一样的。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成为当时选拔干部的标准。革命化，就是干部对党要政治忠诚，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邓小平一再强调，在按照“四化”方针配备领导班子的时候，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又有实践经验，能够办事的人”。 “政治品质不好，思想体系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人”、“投机钻营、招摇撞骗的；拉拉扯扯、吹吹拍拍，好搞宗派活动的；玩弄权术，专门整人的；耍小聪明，搞小动作，不老老实实的；革命意志严重衰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以及“那些看风使舵、找靠山、不讲党性原则的人”，都绝不能轻易信任，不能重用，不能进领导班子和领导岗位。

第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大力整顿不利于选拔优秀干部的制度，推动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成为执政党后，由于长期没注意新老干部的交替问题，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干部队伍老龄化非常严重。党中央在1982年2月作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邓小平同志带头实行，根据他的建议，从中央做起，设立了顾问委员会这一过渡形式，为最终废除实际上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创造条件。20世纪80年代初，先后有四十万离休干部步入退休行列。其中不仅有年龄过线的老同志，还有一批五十多岁的同志在机构改革中顾全大局，让位给比较年轻的同志，成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先行者。同时中央强调要抓紧选拔改革开放所急需的人才，要求“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来个大转变，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做斗争”。 通过改革“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对比后来苏联长期老人政治的教训和中国的实践，证明了当时我们党强调以干部的新老交替来保证改革开放一以贯之的推进是多么具有战略眼光。

第三，推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干部治理的制度建设。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做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 这一系列干部制度的建立健全，为持续不断的选拔改革人才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当前我国面临着更加深刻的大变革，亟需建立新的官场秩序

党的十八大开启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新的征程，我们面临着一场更为深刻、范围更加广泛的大变革，为了更能胜任这个历史使命，我们党进行了三十多年来最为波澜壮阔的干部治理重建运动。八项规定、反“四风”、高压反腐、“打老虎拍苍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人事再布局、改革干部制度、为法治立威等，每项举措都带着鲜明的新气象。经过两年多的实践，“新常态”成为社会共识。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官场秩序也必然经历一次重振与再造，形成官场新常态。

首先，在领导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新认识、得出了一系列新结论、提出了新的更加具体的目标，这都需要大批优秀的干部队伍来落实，需要一支优秀的干部队伍能够胜任“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绘就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及党的建设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形成了“四个全面”的总体战略布局等。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在迈向未来的道路中，我们党的思路是清晰的。如何在毫不动摇地坚持和执行好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的同时，把我们对深化改革得出的新认识、新结论、新目标贯彻到工作中去，必将成为今后考察干部是否合格的新标准。

其次，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攻坚克难，需要干部有更加坚强的意志和更高的能力。我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和关键期，容易改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基本完成，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触动到的利益会更大，牵涉到比以往更为复杂的利益矛盾，有些甚至就是干部队伍自身的利益，因此，推行的难度也会更大。这就要求干部队伍不仅要在认识上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更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敢于触碰利益，敢于啃硬骨头，向不利于社会发展的顽疾固瘴开刀。

再次，面对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利益主体，要求干部在密切联系群众上要有新思路、新办法、新途径。全面深化改革，是在以往改革开放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的，也是在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社会面貌的基础上推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认可。经过30多年的发展，人民群众的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阶级阶层利益多元化特征日益明显，各方利益既有一致的地方，也有矛盾甚至相互冲突之处。这就要求我们党的干部必须学会在新的形势下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要有新思路、新办法，善于统筹协调各方利益，化解各种矛盾，把各民族、各阶级、阶层的群众紧紧的团结在党周围，与党同举一面旗帜、同走一条道路，同奔一个目标。

最后，打铁还需自身硬，面对日益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我们党只有不断清除各种腐败，自身才能坚强有力。在以往的改革中，一些干部往往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家人谋利益，甚至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链条，造成“塌方式”腐败、集体腐败。有些以改革为名谋一己之私，独断专行、恣意妄为，搞野蛮拆迁、发愤挖路、激愤砍树等行为，实际上背后与利益集团相互勾连牟利，干部在有些地方成为了“腐败”的代名词。要把改革事业推进到更高的水平，党必须解决好长期执政和反腐败的历史挑战。中外的历史经验都表明，在完成大的社会变革的历史任务的时候，没有一个清正廉洁的干部队伍注定是要失败的。

当前“官场新秩序”的主要内容

一是干部必须讲纪律、守规矩成为官场的新常态。领导干部要成为遵守党纪国法的表率，在领导推进改革、做决策时要时刻讲党性、讲纪律、讲大局。首要的是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对党的方针、政策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不缩水、不打折扣。不允许干部搞非组织政治活动，不允许搞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团团伙伙，对中央做出的决定决不允许各地干部自行其是、阴奉阳违，坚决维护中央的权威和党的团结统一。不讲纪律、不守规矩就不适合做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不能改正的话只能调离领导岗位，甚至受到查处。这是在推进改革全面深化的关键时期，党在考察选拔任用干部时首先要长期坚持的原则。

二是干部在推进改革、做重大决策时必须于法有据，不能形成自己的特殊利益。我们党除了维护和发展人民的利益，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它一切政党的重要特征。干部群体作为主要的执政者，也坚决不能有自身的特殊利益。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干部之所以深陷腐败，就是因为在改革中深陷各种利益关系之中不能自拔，权力成为一些干部牟取私利的工具。这不仅严重败坏了党的名声，损害了党的肌体，更重要是使党面临失去群众支持、失去执政地位的危险。现在我们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对干部而言就是要在重大决策时于法有据，一心为公，不能乱为。

三是干部的选拔任用更加制度化，突出可操作性和可考评性。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重任，十八大后我们党概括出了新时期好干部的特征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重新修订了包括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干部选拔与任用不再唯票、唯分、唯年龄、唯GDP等，具有鲜明的适应深化改革要求的特征。这些新制度、新规定为干部队伍新秩序的最终形成且长期保持提供了制度基础。

四是有腐必反成为当下最为抢眼的新常态。这既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也是党对人民群众和全社会的庄重承诺，体现了共产党人敢于担当、勇于直面自身问题、敢于向自身切腐肉、割烂疮的勇气。十八大以后，对反腐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打老虎拍苍蝇”成为全社会瞩目的焦点。在反腐倡廉上，强调落实两个责任，即党委落实主体责任、纪委（纪检组）落实监督责任。其实质就是要解决一党长期执政环境下如何约束和监督干部的权力问题。明确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就是要使干部心中时刻要有党的意识，要过党组织生活，其权力要受党组织约束。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 一个胜任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保证正确政治路线顺利贯彻执行的党必须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有着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强大战斗力的党。十八大以来对干部队伍的整顿、调整和清理等，都是为了锻造一支能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贯彻执行，能够担当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能够推动社会历史不断进步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66年，长期执政带来的考验越来越严峻，是否能够形成干部新常态、新秩序并长期保持下去，决定了共产党能否打破历史上执政兴衰更替的周期律，决定了能否真正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室主任）

【参考文献】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