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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国荣:林肯与美国宪法

更新时间:2015-04-21 23:31:00
作者: 林国荣  
而非分裂造就了奴隶制问题的存在和凸显。阿克顿显然颠倒了这其中最基本的因果关系,并且他不承认奴隶制问题在宪法危机中的首要意义,而是认为奴隶制问题应当附属于多数派-少数派这一合宪性问题,依据英格兰的传统智慧,既然自由宪政的要义就在于多数派意志同少数派权利之间的平衡、妥协以及最终的调和,那么宪法危机的解决就必定依据这样一个前提:这种宪法危机必定是可以和平解决的,而且必定是能够在宪法的范围内获得解决的。阿克顿认为战前宪法危机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并且不可能不是如此,奴隶制所造成的宪法危机在阿肯顿看来并非一个道德考量或者实质正义的问题,而是一个在1787年宪法中就已经得到预先规定的实证法的问题。

   单就宪法而论,独立宣言和1787宪法都表达并确认了人民主权和人人生而平等这两项原则,这是联邦政治的基础原则和信念。然而,究竟是谁构成了这个意义上的“人民”?是各个州乃至准州的居民,还是整个联邦的居民?这些问题恰恰涉及到如何理解平等、以及平等原则究竟在何等程度上服从现实需要。当奴隶制问题到来之时,本已漫长的争论立刻达到了痛苦的白热化,正如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所表明的那样,必须用一场战争来决定这个问题。奴隶制问题本身及其解决手段,并非合宪或者违宪的问题,而是美国是否继续信从人人平等这一政治和道德原则的问题;正是因此,奴隶制问题同其他任何问题相比,都处在一个集中了全部政治敏感度的优先位置上。

   令人吃惊的是,阿克顿对此视而不见,也许正如他所强调的,只要美国、尤其是美国南方能够在英帝国经济力量的辐射圈中,安享如同兰开夏郡那样的繁荣和幸福,这些问题真的就不那么重要了,这无疑是对战前时代的亲英派发出的强烈呼吁,同时也对他们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无论如何,依据多数派-少数派这一混合型的宪法观念,阿克顿对南方的辩护是带有终极性质的,相形之下,奴隶制问题显得并非那么重要,甚至只能说是众多次要问题中的一个带有“偶然”性质的问题。这可说是阿克顿对斯科特判决的维护和回应,对实证法法律拟制中少数派权利的辩护,导致了阿克顿将其等同于这一权利的绝对化和神圣化,阿克顿在这个问题上似乎选择了放弃英格兰宪政中以妥协和灵活为要义的“传统智慧”,转而作出了明确的决断,正是这一决断使得他同坦尼法官一样,将法律拟制中的少数派权利视为超越一切宪法约束的力量,并据此否决了独立宣言,而此种少数派权利却不过是力图以暴力形式获取“治外法权”的州权而已。阿克顿对此未作辨析,然而,对于林肯所代表的那一代美国人来说,即便奴隶制问题不存在,宪法也不可能在南北双方截然对立的原则中间求得生存,在1860年的选举中,南方无法满足于一个只为奴隶制提供消极保护的政党和政府,他们要求国会采取主动,并且表明了自己无法接受一个不受自己完全控制的政党,这意味着南方只能接受一种以州权作为主权的单一权利,这一权利可以做任何它能够做的事情;北方则将联邦的实质和宪法所捍卫的自由理解为天赋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并意图依据“人人生而平等”原则重申并重建“独立宣言”。奴隶制问题较之任何问题都更有资格成为双方力量的集结点。密苏里妥协案所设立的地理和种族分界线则赋予了奴隶制问题这种天然的地位。很显然,居于奴隶制问题两侧的对立原则不可能共存于同一部宪法之内而不相互摧毁。[[4]]

   1837年,当时还是一名年轻辉格党人的林肯便对全部问题有了透明的洞见,他在这一年的“青年殿堂演说”中指出:“究竟在哪一点上感到危险临头呢?我的回答是,如果危险真的来临,它必然在我们内部产生,而不可能来自外部。如果我们命该遭殃,那么始作俑者是我们自己,最后下毒手的也是我们自己。作为一个自由国家,我们要么永世长存,要么自杀身亡。”[[5]]此时的林肯实际上同日后的阿克顿同样意识到了联邦政治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只不过,林肯将这种地位植根于一场深重的危机,对林肯来说,这场危机将使美国不得不去面对一种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抉择,“作为自由政体,要么永世长存,要么自杀身亡”,林肯在提出这一抉择时毫无迟疑和妥协;而阿克顿则将这一难题解释为美国能否解决一个古老问题,那就是专制与无政府之间的往复循环。换言之,对林肯来说,一个政体能否献身于一种理念,此乃解决问题之本;对阿克顿来说,解决问题要比献身理念更为重要。正是这一点成为了林肯及其所代表的共和党人同一般欧洲意识之间的根本性差异,这一差异决定了双方在看待同奴隶制有关的一切问题上都截然有别;也正是这一点同样决定了林肯同其首要的竞选敌人道格拉斯之间的差异。

  

   三、林肯与道格拉斯

   对于联邦政治,林肯和道格拉斯有着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联邦的“法律恒久性”,这是两人惟一的共同点。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林肯指出:“从一般法律和宪法的角度来看,各州组成的联邦是永久性的。永久性在所有国民政府的根本法中如果不是明确规定,也是不言而喻的。可以有把握地说,没有一个正规的政府的根本法里面曾有过一个使它自己终结的条款。继续实行我国宪法的全部明文条款,联邦就能永远存在下去,”[[6]]显然,如果仅仅从法律的观点看,无论是1787年宪法还是《邦联条例》,都不难推导出联邦作为法律构造的恒久性质。但是,林肯很清楚,这样一种纯粹的法律构造是无法应对因超宪法原因所造成的宪法危机的。1787年之后的历史实际上已经证明,若非美国迅速展开当时政治世界中最具现代大众政党意向的政党政治,以一种非宪法的方式对联邦政治进行维系,那么《邦联条例》和宪法本身很可能早早就导致美国国家政治的解体。这是林肯对危机所作的预见和预期。与林肯相反,道格拉斯并不作这样的预见和预期,他反其道行之,将联邦的法律恒久性作为联邦政治的终极诉求,对他来说,一旦危机得到克服,问题得到解决,联邦政治就将以“法律之恒久性”作为理想化的最终格局。为达成这一目标,道格拉斯必须首先设法应对奴隶制问题。同阿克顿一样而又区别于林肯,他没有选择跟奴隶制问题发生正面交战,而是尽可能地选择回避,将奴隶制问题从道德和政治问题降解为一个非政治化和非道德化的种族问题:“文明世界一向认为,当一个种族由于自己的无知、迷信、残忍和野蛮而证明自己是低等的,以至于完全不可能自我统治时,那么理所当然地,他们就必须受其他人、受适合于他们情况的法律的统治。”[[7]]在19世纪中叶之后大西洋两岸盛极一时的种族主义氛围中,道格拉斯的这一表述应和了“时代精神”。借助斯蒂芬斯的论述,道格拉斯将问题推进到自然实证主义和科学论域,寻求将奴隶制问题释放到科学主义观念的“自然”根基当中,他写道:“每当一个地区拥有的气候、土壤和物产,让居民觉得奴隶制会对自己有利时,他们就会通过奴隶法典来鼓励奴隶制。而每当气候、土壤和物产排除了奴隶制盈利的可能性时,居民们就不会允许奴隶制。”[[8]]林肯很清楚,若将奴隶制问题解释为种族问题,并进一步解释为由“气候、土壤和物产”来予以定夺的问题,那么美国政治以及美国生活方式将被斩断同“独立宣言”之间的血脉联系,而这并非一个科学问题,也不是一个自然实证主义问题,而是一个对与错的问题。

   道格拉斯紧紧依托墨西哥危机之后盛行于美国的“天命论”扩张主义原则对林肯的实质正义原则进行对抗,并提供了攻击性的理由。很显然,这话不仅仅是对中南美洲的邻居们说的,也是对西班牙和不列颠帝国说的。作为一个健康、繁荣、启蒙和进步的国家,美国的命定论同欧洲那种神秘、阴险、狡诈的对外谋划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道格拉斯来说,国内政治的罪恶同命定论相较而言,应当归属于次要问题;他并不是那种试图借助昭昭天命所揭示的帝国政策来缓解和转移内部矛盾和内部罪恶的人,因为他真诚地相信随着美国自由向着整个世界的扩散,这种自由本身也将趋于强大并得到最终的维护。此种背景之下,林肯对实质正义和抽象理念的诉求无疑是对某种统一性原则的诉求,对于一个行走在命定论道路上的国家来说,任何的统一性原则都只能对这样一个开放和扩张中的政体和社会起到封闭性的作用,古罗马和法兰西帝国的教训历历在目,这两大帝国都是因统一性原则窒息了自身的生命力量,古罗马在农奴制和封建制联手夹击中灭亡,法兰西帝国则在民族主义、浪漫主义的联手夹击中灭亡,毫无疑问,二者最终都成为了多样性这一历史力量所实施的过分复仇行动的牺牲品。仅就这个问题而论,道格拉斯对不列颠帝国所展现的多样性的帝国风情是有同情的,不过作为一名综合了北方商人的启蒙精神和西部拓殖者乐观、健朗精神的政治人物,道格拉斯从心底里就对不列颠帝国内部势在必行的种种罪恶、黑暗以及压迫,尤其是对弥漫在其中的非自然等级制的重重雾瘴感到厌恶,在那个时代的北方人看来,这样的体制乃集合孱弱和黑暗于一身,同已成明日黄花且魅影重重的西班牙天主教帝国并无区别。对道格拉斯来说,多样性原则既是联邦政治的生命力所在,也是美国天命论的要义所在。

   道格拉斯显然错解了联邦政治的理念原则和日常的宪法运作、政府组织原则,如此浅显的混淆并非不是刻意为之。道格拉斯此举的目的是拒绝极端主义者对“高级法”的诉求,在他看来这一拒绝对于维护“宪法”来说是重中之重,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林肯何以能够很早就洞察到废奴派激进主义者身上所体现的原则必将成为最终拯救联邦的原则。林肯对《独立宣言》所实施的政治和灵魂上的双重拯救,在道格拉斯看来,最终要摧毁的不仅仅是“人民主权”观念,而且还包括宪法的至高地位本身。依据独立宣言的原则,斯科特判决很可能犯下了林肯所说的“道德叛国罪”,林肯对最高法院法官犯下道德罪行的可能性保持开放态度,道格拉斯对此感到震惊,这是因为他不能理解合众国最高法院何以可能违反合众国宪法。道格拉斯将宪法理解为一整套无实质诉求和奉献的程序原则,最高法院及其法官所体现的就是这套程序,因此大法官不可能犯下合宪的错误。道格拉斯并不存在逻辑上的错误,假如“高级法”不存在,也就不可能存在道德叛国罪的可能性,最高法院的裁决就是最终的裁决,人们只需要知道这一点就够了,重要的不是对判决本身是否违背某种理念予以纠察,重要的只是判决本身。值得强调的是,一旦“一切人生而平等”的原则作为“高级法”而遭到拒绝,那么作为形式原则的“人民主权”将取代其地位,成为宪法的根基,而此种意义上的宪法在道格拉斯看来正是联邦的终极基础以及和平的捍卫者。在《葛底斯堡演说》中,林肯一开始便阐明联邦并非等同于民主,作为政体的民主还应该献身于某种理念,这一理念就是体现于《独立宣言》当中的“人人生而平等”原则。无疑,道格拉斯无心从“高级法”的角度来理解宪法,也从来都无意从建基于个体的平等原则来看待自己的“人民主权”原则,究其原因,乃在于道格拉斯将纯粹形式意义上的“自治”已经理解为“严格解释”原则之下的合众国宪法所规定的根本权利。至于“主权人民”将会作出怎样的决定,对于这个问题不存在上诉的可能性。

当然,被统治者的意见或者同意并非总是完全和毫不含糊地赞同承认平等原则,但是,如果被迫丧失或者主动放弃这一原则,则被统治者的意见或者同意就会丧失权威乃至丧失合法性。林肯时代的民主党之所以走向分裂、溃散并最终士气低落地失去全国视野以及政治眼光,将黑人法典和狭隘的地方性政治绑缚在美利坚“天命论”这一自由帝国的旗帜上,究其本质原因就在于相当一部分美国人主动放弃了人人平等这一原则,“人民主权”原则的盛行就是对此种境况的强有力揭示。林肯在一个关键时刻,力图劝说并采取行动,以便让美国人重新对理念和价值产生奉献之情,此举同杰斐逊可谓殊途同归,这也就是为什么林肯一直强调“一切荣耀归杰斐逊”的原因所在。在林肯看来,一味强调同意原则,而放弃人人平等原则,将使原则之事成为权宜和妥协神坛上的祭品,并最终导致对宪法的现实主义的和纯粹实证论的理解,这样的宪法将无法抵挡任何超宪法力量的攻击,这就是为什么道格拉斯的“人民主权”观念根本无法对斯科特判决给予回击而只能表示顺服的原因所在。然而,也存在一种普遍看法,认为人人平等原则仅仅是抽象原则,无法求诸现实亦无法同事实产生关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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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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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大法律评论》2014年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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