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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3.0——中国社会主义的现实与未来

更新时间:2015-04-21 09:59:25
作者: 修远基金会  

  总的来说,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逐步转变为一个工业化国家,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结构较为平等,社会分化并不太明显。但“先强后富”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必然造成国家在完成工业化的同时,民众却处于普遍贫困的局面。在毛泽东时代,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形成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平等之间的内在矛盾,也越来越突出。更为严重的是,在百年激进思潮的内在动力下,毛泽东在1958年试图用“大跃进”来解决第一个问题,用“文化革命”来解决第二个问题,最后也都失败了。现在看来,这两个任务绝不是毛泽东那一代人可以完成的。
  3.社会主义1.0版本的内在困境
  在理论层面上,马克思以来的社会主义理论有着一套完整的构想:力图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克服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与无序竞争,消灭剥削,实行按劳分配。然而,无论是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国家化”道路还是西欧的“社会主义公共政策化”道路,都不得不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实质性的调整。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的,其社会资本的积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只有如此,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才有条件。而在苏联和中国,第一步要解决的却是如何快速实现资本积累,为公有制奠定基础。在20世纪初,既存的世界资本主义“边缘--中心”结构已经基本成型,这一结构排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依托世界市场快速实现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列宁时期的“战时共产主义”,其前提是“救亡”和“保政权”的“非常状态”,一旦度过这种“非常状态”,列宁也不得不进行“新经济政策”的调整,一定程度上向市场经济妥协。斯大林则采取另一种成本更为巨大的做法,将“非常状态”延长,利用组织化的官僚体系代替市场来承担计划和分配的重任,付出的代价是苏联逐步演变为“官僚--工人国家”。
  在中国,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剥夺农村作为条件的,农村公社化运动的一个功能就是为工业化提供农业剩余。与苏联相比,中国并没有完全把工业资本积累的成本完全交由农村承担,毛泽东等人要求全民“勒紧裤腰带”,即将资本积累的成本进行全民分担。客观而言,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计划经济发挥积极作用,正是在这种工业化的起步阶段。此时,经济和社会结构较为简单,国家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环节的计划安排是一个可以完成的任务。而一旦工业化开始走出起步阶段,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就显现了,产业分工体系日益复杂,生产链条日益延展,计划的效率开始快速下降,导致经济系统内部出现“管道堵塞”的信息反馈危机。
  计划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消费层面的个体——人的需求很难根据计划进行安排。个体消费既有生存所需的客观性,也有自主决定的主观性,包含着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内容,因此消费环节具有高度复杂的多重特征,并且极易发生变化,这恰恰是市场经济的逻辑原点所在——由消费需求提供市场信号进而调节生产和交换。计划经济正是在此处面临最大挑战:在配给制度之下(按需分配),消费是可以精确测算的,由此来计划生产也是可行的。但配给制,一向都属于战时共同体的临时选择,一旦进入和平时代,个体需求的变化就需要市场这样的间接反馈机制来进行调节。而在分配层面,由于难以评估不同劳动水平和技术层次的工资差距,只能采取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造成了群众劳动积极性的不足——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虽然可以暂时缓解人们的不满情绪,但很难维持一种长期的激励机制。这恰恰说明,在追求平等的同时,人类也存在着反对平等的天然倾向,这是一对矛盾,却是人类观念的真实体现。所以,即使在斯大林及其后的苏联,也始终存在着庞大的黑市作为市场的替代物。而在中国,即使毛泽东等人不断发起“斗私批修”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个体需求和个人欲望也不断生长出来,不仅在官僚系统内部,也在民间广泛存在。
  毛泽东寄予厚望的“人民参与生产管理”,正像马克思期待的“劳动者掌握生产资料”,在现实环节存在着深刻的困境:从工业化的内在逻辑来看,工业化的扩展意味着分工体系的深入化,不仅在于产业分工的扩展,也在于管理者、科研人员、劳动者这些岗位和职能分工的扩展。工业化条件下,随着生产、消费、分配等环节的日益复杂化,信息相对于农业社会而言出现急速膨胀的情况,这就需要一个以信息管理为职能的组织化官僚体系,官僚制不仅在生产单位内部,也在整个社会范围内都有着必要性,这已经由韦伯等人明确指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和平建设时期,先锋队型政党迅速分化为日益复杂的官僚化体系和不同派别政治势力也是工业化带来的附带影响之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寄希望于人民群众的自我联合来替代官僚制。他的信心或许来自于人民战争的经验——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路线”的实践,实现了先锋队型政党和民众相互融合的动态政治过程,这种广泛的社会动员拥有惊人的力量。毛泽东希望在建设时期重新运用人民战争的组织模式来进行国家建设,但这需要一种历史紧迫感作为背景。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一方面,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国家建设的展开,这种历史紧迫感已经渐趋消退;另一方面,当时的条件也并不足以保障民众可以获得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党政官僚系统因为其复杂的利益诉求也在有意无意地扭曲和消解群众的自我组织,因此,毛泽东的期望事实上是很难实现的。
  当时还无法解决的另一个难题是对建国初期高积累体系的调整:当工业积累初步完成之后,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下一个挑战,是推进扩大再生产的正态循环体系。这涉及两个层面的任务:其一,需要合理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进行财政和金融政策改革,为经济增长找到持续的运转动力。而在此阶段,中国的财政和金融政策相对保守,导致货币供给不足,抑制了消费的扩大,从而使得工业化缺乏升级的动力。其二,需要解决国际经济体系的接轨难题。现代的大工业生产模式决定了,资源和产品之间的供给往往是跨越地域与国境的,单靠一国内部的投资和消费,很难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依靠国际贸易建立起有效的经济循环体系来维持活力。早在1930年代,苏联就已经尝试从美国吸引资本和技术,而当时处于经济危机时期的美国,也有对外进行资本和产业输出的客观需求,这一合作为苏联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之后,苏联一直致力于推动社会主义阵营的建设,不仅争取政治和安全优势,也为了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循环结构。1949年以后,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在朝鲜战争之后,得到了大量的苏联资本和技术支持,使得中国的工业化可以顺利进行。然而,苏联所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循环结构,也出现了类似于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的发展倾向。对此,毛泽东等人的选择是,从苏联体系中脱离出来,就像1949年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脱离出来一般,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在很长时间内表现的较为封闭。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1.0版本的构想可以描述为:公有制下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掌管生产资料,为劳动者自身的物质福利和精神福利而生产,不再为利润而生产。事实上,已经建立起来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工业化的初级积累——一种全民积累体系。然而,这一经济结构也存在一些内在的困境,不仅表现在内部发展的可持续性不足,也表现在与外部经济循环的接轨困难之上,这说明,中国当时所具有的生产模式和组织能力,并不足以真正地支撑平等与协作的社会主义理想。这是摆在邓小平等人面前的现实挑战。
  三、中国的社会主义2.0版本
  1.社会主义2.0版本的政治经济学实践
  作为社会主义1.0版本的亲历者,邓小平对其存在的问题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与毛泽东强调“斗私批修”、“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主义目标不同,邓小平由于长期接触一线的经济工作,他更倾向于现实主义的立场:“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对少数人行,对多数人不行;短时段行,长时段不行。社会主义1.0版本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工作重心过度集中于阶级斗争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存在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计划经济失灵。要走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动力机制问题,即如何激发大多数人的经济发展动力。在这时候,“私心可用”,不是斗私批修把“私”清除掉,而是利用私心,鼓励发家致富,让一部分人一些地方先富裕起来。把利益驱动而不是革命精神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以承认差距的方法来激励进取、增加经济总量,达到最终惠及全体的目标——这里面当然有风险,但舍此没有他途。完成这种价值观层面的重大调整之后,接下来的工作重心,就不仅仅是在内部调整计划经济体系,而是要进行改革,试图在既有体系之外开创新的可能性,大规模启动市场。
  因而,邓小平一直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社会主义2.0版本最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特征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否及如何兼容的问题。
  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即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如经营管理方法等。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以决议的方式突破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邓小平对此决议评价颇高,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这已经与社会主义1.0版本产生了重大差别——在社会主义1.0版本中,在生产形态层面,计划经济、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三个相互配套的制度环节。而邓小平的做法,是逐步将计划经济转变为一种宏观调控的手段,加入市场经济这一环节,力图使其与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相配合。
  基本经济制度的调整,必然涉及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关键性要素和特征的问题,也面临着如何重新解释社会主义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在理论问题上可以“不争论”,将问题悬置起来;但在发展方向上却必须给出一定的目标。因而,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开始逐步形成对社会主义1.0版本中的历史阶段论的调整,十三大即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说法。
  通过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探索,社会主义2.0版本逐步在90年代初明确起来: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十四大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的经典原理进行了修正:即在不坚持计划经济的基础上保证公有制与按劳分配。与之相对应,在历史发展阶段论上也做出了修正:逐步明确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社会主义2.0版本存在的基本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由于有效地激活了国内的个人需求,一方面由于加入世界市场获取了外来投资和外部市场,中国的民用工业快速成长起来,工业化在内部和外部经济循环结构的支持下,走向了自我发展、高速成长的持续性过程,告别了工业积累期,走进了工业成长、升级阶段。
  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中,市场经济只是手段,“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诉求才是目标。与之相对应的社会主义图景,就是要从“小康社会”走向“共同富裕”。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展开,这样的图景越来越出现问题。
  首先,从历史观层面讲,这种论断缺乏有力的历史叙述作为支撑:在社会发展阶段论上指向不明,导致的结果就是意识形态领导权受到挑战。社会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未来走向的预期——共产主义社会,这也是社会主义动员能力的重要来源。邓小平时期的社会主义叙事,在史观上仍然延续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社会哲学框架,但是,却是选取其中的一段:在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加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类似于对社会主义又作了一个“切片”式的划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来反对毛泽东的“极左”路线,为市场经济辩护,这样做,在政治上可以避免“不断革命论”的挑战,在实践上也有较大的活动空间,但理论层面上却并不完善。“初级阶段论”运用了社会主义1.0版本的历史观框架,却没有对这个框架进行重新叙事和解释——没有回答两个关键性问题:到底初级阶段后有没有高级阶段?最终是否要走向共产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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