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刘云枫:儒学何以显得“博大精深”?

更新时间:2015-04-20 20:57:39
作者: 刘云枫  

  

   关于儒学,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儒学百无一用,需要彻底清算。这一派的代表是陈独秀和胡适。“打倒孔家店”也是胡博士提出来的。政治上,陈独秀和胡适意见相左,水火不容,可在对待孔孟之道的态度上惊人地一致。另一派,可以称作“国粹派”,在他们看来,儒学简直无所不包,无所不能,不光历史上的问题,能在儒学中找到答案,即使是人类现在遇到的种种麻烦,例如环境、气候等自然问题,以及信仰缺失、道德沦丧和物欲横流等社会问题,也都是背离了“儒学教义”的报应。要解决这些问题,非儒学莫属。

   儒学,究竟是一堆垃圾?还是“博大精深”,众说不一,纠缠不清。在我看来,儒学在不同派别的人眼里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差,根本原因是对立的两派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研究思路。我先表明自己的立场,我是胡适一派的。由此出发,我常常思考的是:为什么“国粹派”以及多数中国人,会落入“博大精深”的陷阱里不能自拔,或者说,儒学的哪些特性让人们产生迷信的幻觉,以至于从没有一种流毒甚广的学术思想能像儒学一样,禁锢中国人的思想、生活方式和创新精神达5000年之久,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剧。更大的悲哀在于,这个悲剧依然在继续。

   “国粹派”的研究思路是考据,即:从儒学发生那一天起,沿着古代儒学发展的脉络,复述一遍。应该说,这种精神是值得称颂和赞扬的,也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但是,问题在于,儒学作为一门“学问”的特殊性,决定了考据的方法,最终会进入一片迷径漫布的森林,歧路丛生,纵横交错,而不知所向和所终。就像走进了一座迷宫,往来反复,却浑然不知。其实,迷宫并不大,也不深,只是因为你在里面兜圈子,重复以前走过的路,所以,产生了“博大精深”的错觉。

   儒学,具有哪些致人迷惑的“学术”特征呢,窃以为,以下是其扼要。

   第一,神秘主义。据胡适先生考证,最早的儒家及其信徒是商朝的占卜者。商王朝是一个非常迷信的朝代,“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祭祀和战争拥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作为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巫祝之流,为了饭碗,故作神秘并不是不可理解的。商朝灭亡之后,这些人成了周朝的奴隶,花叶飘零,日子并不好过,然而,他们赖以谋生的“知识”并没有随之消失,反倒越发珍贵和神秘。因为只有神秘,才能使“知识”保值和增值;只有神秘,才能使“知识”成为少数人的专利而不是多数人的福利。

   神秘主义的集大成者,是《易经》。这本书,本来是占卜者的必读手册和“备忘录”,秘不示人,后来,文化普及了,才流行于世。人类有一种天性,越是高深莫测的东西,越有吸引力;越是看不懂的内容,越愿意相信它是真的。《易经》恰恰满足了人的这种好奇心,自《易经》诞生,迄今,不知道多少人花了多少人年,注释转译解疑释惑,还是没有搞清楚。更可笑的是,旧的疑问未去,新的疑点又生——真成了荒原上的野草,“剪不断,理还乱”,了无头绪。

   《易经》之神秘,并非天然,多是人为——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其所著《中国文化史》中指出:“儒家之道,具于六经。六经之中,《诗》、《书》、《礼》、《乐》乃古代的大学教科书。《易》《春秋》则谓孔门最高之道所在,《易》言原理,《春秋》言具体的方法,两者互相表里,所以,《易》本隐之以显,《春秋》推见至隐。儒家此等高义,既已隐晦”。

   这就是说,儒学的最初创始者,对《易》作了“模糊化”处理,目的是让别人“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这些手法,现代依然屡试不爽,何况古人呢?只不过,《易经》的作法有些过头,就像一本秘籍埋在地下,结果时间长了,残破毁损,字迹斑驳,写得是什么、含义是什么谁也不清楚了。不过,这种效果正是古今儒学家梦寐以求的,因为,只有深不可测才是他们的卖点,否则,拿什么唬人啊。

   先秦以及之前的儒学,还有几分学术气,至于汉朝董仲舒“独尊儒术”并被汉武帝批准之后,儒学“有用”了。于己,可以作官发财;于国,可以安邦治国——一种学术,当它与名利无关时,虽然,研究的人少,但都是为了兴趣和学术;一旦与名利结缘,就大异其趣了。治其学者,往往不识大体,而斤斤计较于一枝一叶。“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或者,穿凿附会,强拉硬拽;或者,广发异说,炫耀于世。真正的学问和研究,反被抛荒——两汉之后,魏晋玄学兴起,就是对儒学家们算计名利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大反动和大嘲讽。儒家要入世,竹林七贤偏偏遁迹山林,逐浪于江湖。不过,有一点没有改变,即:随着佛教的传入,魏晋之风,更加空灵飘逸和神秘莫测,这种风气,于艺术有益却于学术有害。

   宋代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高峰,同时,神秘主义也达到最高潮。“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是朱熹提出的一个口号,如何“穷天理”?格物致知;如何“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是也。在《大学》核定的次序里,“格物”在前,“知至”在后,再后才是“正心诚意”。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未经修养的心,能澄清物理格物致知吗?反过来,“正心诚意”是否应该通过“格物”才能实现呢?显然,这是一个死循环。

   另一个更玄妙的概念是“正心诚意”,这是一个非常个人、非常主观的问题。什么是“正”?如何才能“正心”?“正”一个人的“心”和“正”另一个人的“心”有什么不同呢?是否有适宜于所有人的通用方法呢?什么是“诚”?如何才能“诚意”,“心”和“意”又有什么异同呢?实际上,儒学之所以如此关注“内心”和“内省”,是受了佛教的影响。佛家参禅打坐,宋朝的理学家就“正心诚意”,包括“灭人欲”,也和佛家“四大皆空”如出一脉。但是,宗教和学术的根本是不同的,宗教最终的目的是解决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为此,宗教中的神秘主义势不可免,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三大宗教,以及任何一种原始教义,无不如此;而理学是学术,目的在于“格物致知”,把宗教的内容引入学术,风马牛不相及。

   王阳明早看透了理学家的漏洞。15世纪的某一天,他拿了一条凳子坐在院子里,对着满园的竹子,开始格物。一连过了七天,他的脑袋都疼了,也没有什么结果。格物失败了,也宣告朱熹代表的儒学神秘主义的完全破产。

   第二,定义含混。一棵树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所以,成就自然之美;可是,要是一种学术其核心概念都含混不清,这种学问是否可以称为学术就大可质疑了。不幸的是,周公创始、孔子集成、孟子发扬光大、朱熹再度弘扬的儒学,就是这么一种“学问”。“仁”是儒学体系中最重要的概念,“仁义礼智信”,“仁”排在第一位。

   什么是“仁”?《论语》中,“仁”一共出现了66次,没有两个地方的解释完全相同——这不是我的统计,我嫌麻烦,但热爱儒学的人、研究儒学的人是不厌其烦的。我只是利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论语》算是儒学的经典著作,它较为忠实地记录了孔子的言语、行为和思想,但是,它却不能准确地定义什么是“仁”。

   《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又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前一个“仁”,是人与人之间的规范,后一个“仁”,扯得远了,到了“天下”。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井有仁焉”,有人考证“仁”就是“人”。

   孟子的“仁”,不再局限于个人和小团体,而是着眼于政府和国家,意在劝说当政者行“仁政”。即孟子大大扩展了“仁”的作用范围,由小“仁”到了大“仁”。后世有所作为、有所成就的“仁人志士”,多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仁”的——在面临民族危亡的时刻,许多民族英雄视死如归、舍身成仁,此“仁”乃是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的意思。与“保民”、“爱物”的小“仁”以及怜悯恻隐之“妇人之仁”大有不同。

   宋儒,不厌其繁,又在不断发展和创新“仁”的概念。

   “仁也者,尽人之圣也;礼也者,尽人之贤也;义也者,尽人之才也;智也者,尽人之术也。” 这是周敦颐说的。“仁义礼智”,都说道了,也都有“新意”——和“孔孟之道”比起来,味道大变了。

   周敦颐的学生谢良佐,也不甘寂寞——他接着说:

   “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如果,“仁”是天理,则按照朱熹的“理”,它是一种先验的存在,“理”在气先。天下万事万物莫不是一理。“理一分殊”,正如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

   至此,“仁”,又成了万物的本源。谢良佐进一步解释:

   “心者何也? 仁是已. 仁者何也? 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今人身体麻痹,不知痛痒,谓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见矣。

   “桃仁杏仁”,就是“仁”。这是从生命起源的角度解释“仁”的,因为,甜桃核酸杏都是由“仁”长出来的。

   从孔子“爱人”,到谢良佐的“桃仁杏仁”,其间之距离,何止天地之间。不过,不要认为谢良佐在和我们开玩笑。清末,谭嗣同对于“仁”的解释,倒是和谢良佐相像,谭嗣同在《仁学界说》中指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虚心,故虚识。”

   以我之力,要搞清楚“仁”的含义,实在是勉为其难。我只不过是随意从我看过的儒家文章中,摘录了有限的几则,已经感到大脑氧气不足,思绪难以为继了。可怜那些科举的书生,要不呆不傻,真是奇迹了。“仁”如此,儒家的其他概念,也都这样,从来没有一个稳定的、持续的、大家认可的内涵清晰的定义。

   没有清晰的定义,有两方面的坏处。一方面,对同一个名词,每一个学者使用不同的定义,就会造成“鸡同鸭讲”的混乱和误解,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我说你的不对,你说我的不对,可是谁也不能证明对方是如何不对。因为,原本,各自对一个概念都有不同的定义。另一方面,概念不明晰,会造成学术中断,即后来者无法继承前人的成果。每一个人都“从头来过”,学术的发展自然陷于停滞。我们不能把中国科学落伍完全归结到儒家头上,可是,孔子开创的儒学概念含糊不清,对以后的学者带来了很坏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当然,它也带来了一种“光晕效应”,即儒学是博大精深的——此时,博大精深是含糊不清的同义语。我坚信。

   西方的学术是一颗茂盛的大树,蓬勃向上,枝繁叶茂,可是,要是从根部寻源,由根至干,经干到枝,再从枝及叶,其发展的脉络是非常清晰的。再看儒学,却像满树的叶子洒了一地,看上去“叶子”遍布,十分丰富,其实,只是不成系统,纷繁驳杂,而已,正如一片狼藉。

   第三,循环论证。循环论证是中国式学术的“传家宝”,其中,精于此术者,自然是儒家的第一高手孔夫子了。《论语》中,有一段季路和孔子的对话: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意思是:

   季路问孔子如何对待鬼神,孔子答:你还没有学会如何对待人,就别说对待鬼神的事儿。明摆着,孔子自己并不知道什么是鬼以及如何对待鬼,可,他就用这种“太极推手”,把季路打发了。

   可是,季路是一个死心眼,也不看孔子的脸色,接着问:老师,我想再问问你有关死亡的含义。孔子的办法,一如既往,他轻描淡写地说:不知道什么是生,又怎么能知道死亡呢?

孔子这一掌,总算把季路打明白了——因为,之后,我们再没有见到季路问这种“愚蠢”的问题。不但如此,整个儒学历史上,再也没有人探讨有关死亡的命题了。所有儒学家,都盯着现在和现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张容川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86910.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