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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健:文化规制为何会失灵?

更新时间:2015-04-16 14:03:51
作者: 马健  

   “白熊实验”表明,即使人们主动压制自己的想法,但结果几乎都会以失败而告终。那些来自于文化规制者的外在强制力,并没有得到被规制者认同的文化规制,更是难以奏效甚至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三、模因的播化与濡化

   从规制客体的角度来看,作为文化传播基本单位的模因(meme)具有极强的播化能力与濡化能力。面对生命力极旺和传播力极强的模因,文化规制在技术上是防不胜防和难以奏效的。所谓模因,根据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观点,是指一种文化传播单位或模仿单位。在他看来,人类文化的传播与生物基因的传播非常相似。文化传播的基本单位——模因正是同生物遗传的基本单位——基因相对应的概念。基因的繁衍方式是复制,模因的繁衍方式则是模仿。模因通过模仿的方式从一个人的大脑传到另一个人的大脑,从而得以繁衍。广义上讲,任何事物,例如音乐旋律、政治信念或者标语口号,只要它以复制的方式在人的大脑之间得以传播,那它就是模因。打个比方,模因的繁衍过程就如同一个人在另一个人的大脑里“种”下了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模因,从而使后者的大脑成为了能够继续繁衍该模因的新宿主。举例来说,当一位科学家看到或听到了一个精彩的观点,他可能将这个观点告诉自己的学生和同事,也可能会在论文里或演讲中提及这个观点。无论通过哪种方式,只要这个观点从一个人的大脑传到了另一个人的大脑,那它就得到了传播,实现了繁衍[14]。

   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文化播化(cultural diffusion)是文化以模因或模因簇的形式在不同群体和地域之间发散和传播的过程。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则是文化以模因或模因簇的形式从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人的过程[15]。生命力极旺和传播力极强的模因之所以具有极强的播化能力与濡化能力,是由于自主且自私的模因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自身的被拷贝和被复制。人类与生俱来的模仿能力则使人类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模因躯体化的“宿主”。苏珊·布莱克摩尔(Susan Blackmore)甚至认为,全部模因学的根本要点,就是将模因理解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复制因子,模因的运作完全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即模因的“自私的自我复制”[16]。虽然理查德·道金斯指出,假如大脑中的模因与生物基因相似,这些模因肯定会不断进行自我复制,在一个又一个的大脑中形成神经末梢。但由于我们对大脑的认识尚不够深入,因此,他在撰写《自私的基因》一书时曾经不无遗憾地表示,“很难将这一认识理直气壮地说出来[17]。不过,随着脑科学的发展和镜像神经元[18]的发现,模因学终于找到了具有解释力的生物学基础——镜像神经元在外界的符号与大脑的观念之间建立起了某种映射。正如姬十三所说,如果将模因视为文化基因的话,那么,镜像神经元就是承载这种文化基因的DNA[19]。

   镜像神经元的发现纯属偶然。意大利帕尔马大学(University of Parma)的朱塞佩·佩莱格里诺(Giuseppe Pellegrino)等人在研究豚尾猕猴(macaca nemestrina monkey)大脑运动前区皮质(premotor cortex)F5区(见图4)时,在实验休息期间意外地发现,当被试的豚尾猕猴看到实验工作人员将冰激凌凑到嘴边时,连接着豚尾猕猴大脑运动前区皮质并依然处于工作状态的监视器啪啪作响,示波器显示豚尾猕猴大脑F5区出现了强烈的放电现象。这意味着,被试豚尾猕猴的脑细胞被显著激活了。不仅如此,豚尾猕猴看到别人做这一动作和自己亲手做这一动作时的放电活动非常相似[20]。在经过一系列实验并排除各种其他可能的因素后,科学家最终确信,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神经元,这种如同镜子一样,能够在大脑中复现个体所观察到的他人动作的神经元被形象地命名为镜象神经元(mirror neurons)[21]。

   贾科莫·里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等人运用PET技术对人脑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存在于人脑的腹前运动皮层(ventral premotor cortex)和顶下小叶(inferior parietal lobule)区域的镜像神经元主要同运动和知觉有关。而存在于后顶叶皮质区(posterior parietal cortex)、颞上沟(superior temporal sulcus)和脑岛(insula)区域的镜像神经元则同意图的理解、情感的感知和语言的使用有关[22]。事实上,在人类的社会交流中,普遍地存在着无意识模仿(mimicry)。人类的这种无意识模仿有助于更好地实现社会交流。大量的事实表明,镜像神经元并非天生的,而是因为个体在社会交流中的感知-运动经历(sensorimotor experience)所产生的。这种感知-运动经历是导致运动神经元转化为镜像神经元的直接原因。这就是说,镜像神经元既是社会交流的产物,同时也是无意识模仿的神经机制。总而言之,无论是微观层面上的镜像神经元的出现,还是宏观层面上的无意识模仿的发生,实际上都是社会交流的产物[23]。

   如前所述,由于镜像神经元在外界的符号与大脑的观念之间建立起了某种映射。因此,当人们看到或听到某种符号时,这种符号总能或多或少触动人们的心灵。由于模因的繁衍是通过模仿的方式从一个人的大脑传到另一个人的大脑,因此,作为承载模因的DNA,镜像神经元在模因的繁衍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形象地说,这就像是寄生于宿主细胞身上的病毒的遗传一样:当某种“病毒”“感染”了他人的大脑(即某种模因通过激活他人大脑的镜像神经元从而使自身得以复制),那么,这种“病毒”就会寄生于“被感染者”的大脑之中(“被感染者”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又成为了这种模因的新载体),并且继续以上述方式将这种“病毒”“感染”他人。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模因的数量众多并且竞争激烈,因此,并非每种模因都有机会得以繁衍。苏珊·布莱克摩尔的研究发现,诸如丑闻、轶闻和趣事之类的模因具有强烈的“传播我”的效应,这种效应几乎迫使它们的宿主“不得不”将它们传出去[25]。进一步讲,在各种模因中,同性、食物和权力有关的模因是最强有力的模因。这是因为,对于人类的进化而言,这些问题是最为重要的问题。换句话说,基因进化所产生的人类大脑同性、食物和权力的关系最为密切。而被人们关注、选择和接受的模因,则深刻地反映着这种遗传关系[26]。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针对色情和政治的文化规制往往非常困难。

   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Andrei Sinyavsky)对苏联民间轶闻趣事的研究就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点。他发现,数十年来,在苏联盛行的轶闻趣事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黄色的”,另一类是“反苏维埃的”。就“反苏维埃的”轶闻趣事而言,虽然传播这些轶闻趣事轻则被跟踪调查,重则被抓进监狱。但即使在最残酷的日子里,人们对这些轶闻趣事的创作和传播也从未停止过。在他看来,这些轶闻趣事之所以无法被“封杀”,是因为在没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情况下,人们对这些轶闻趣事的热情高涨,就如同鸭子对水的热情一样。从语言上讲,这些轶闻趣事可以说是苏联官方的陈词滥调的产物。这些来源于生活的轶闻趣事将毫无生气的陈词滥调译为了字字尖锐并且幽默风趣的通俗口语,不仅成为苏联民间文学的主要载体,而且对苏联的语言产生了巨大影响。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甚至认为这些轶闻趣事是“苏联语言发展的最高形式”[27]。

   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莫斯科局关于部分青年行为表现的报告(1958年10月23日)》披露的材料,在战后年代,“对苏联的一切采取否定态度”,“有时还直接有反苏表现”的“阿飞”之间的交谈都用特别的“黑话”。就“黑话”的使用范围而言,这种“黑话”早已超出了“阿飞”的圈子,许多社会青年和绝大部分文科大学生都熟知这种“黑话”[28]。从文化规制的角度来看,正如前文所述,他们之所以不敢光明正大地交流,而不得不借助于所谓的“黑话”,克格勃显然“功不可没”。从模因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原本属于“阿飞”的“黑话”之所以超出了“阿飞”的圈子,而成为许多社会青年和绝大部分文科大学生关注、选择和接受的另一种“语言”,则是这种模因在诸多模因的激烈竞争中获胜的结果。究其原因,当然同这种“黑话”的魅力密不可分。因为模因的运作完全是为了“自私的自我复制”,而同权力(政治)有关的模因又是最容易在竞争中胜出的模因之一。这就使得,面对生命力极旺和传播力极强的模因,尤其是同性、食物和权力有关的模因,文化规制在技术上是防不胜防和难以奏效的。

   四、结语

   正是由于规制者具有与生俱来的自利之心,而被规制者既拥有自觉能动性,也具有难以自控性,再加上生命力极旺和传播力极强的文化传播基本单位——模因又具有极强的播化能力与濡化能力。因此,文化规制并非万能的,而是经常会出现失灵。这一研究结论的现实意义是:在文化规制实践中,那些以“举棍子”和“捂盖子”的方式压制不同声音的文化规制急招和乱招,不仅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还可能导致文化规制的认同危机,净效果实际上是火上浇油。因此,文化规制必须慎之又慎。

  

   参考文献:

   [1] [3] 菲·博布科夫.克格勃与政权[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244,254-255.

   [2]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77:577.

   [4] [27] 安·西尼亚夫斯基.笑话里的笑话[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373-375,380-381.

   [5] 阿·舍甫琴柯.与莫斯科决裂[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279.

   [6] 列昂尼德·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633.

   [7] 赫德里克·史密斯.俄国人(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48.

   [8][9] 格·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74,99.

   [10][12] Daniel Wegner, David Schneider, Samuel Carter, & Teri White. Paradoxical Effects of Thought Suppression[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7,53(1): 5-13.

[11][13] Daniel Wegner,(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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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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