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时候开始，中国经济的转型进入了下半场，短期内经济过快下滑的风险加大，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有可能超过以往。今年和明年我们认为很可能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一个触底期。因此，一个值得关注和争取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再平衡。促进转型再平衡的实现，应当以全面提升要素生产率为主线，把一批改革摆上优先位置。
一是要重建改善政策性金融体系。中国的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增长还有一定空间，但是有较好现金流的项目已经不多了。最近中国政府决定对地方政府的债务进行置换，这应该说是必要的一步，在此基础上应该重建和完善以中长期融资为重点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工具。在政府土地收入明显减少的情况下，不动产税征收的制度安排也应该加快。
二是要打破刚性兑付，以局部风险的释放守住全局性、系统性的底线，这是加快结构转型，特别是严重过剩行业退出和重组，较快实现转型再平衡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向成熟必须要过的一关。
三是基础产业领域要切实“放大”，放大是打引号的，就是要放开准入，引入行业外大的投资者，能源、铁路、电信等基础产业领域仍有一定的投资潜力，但是必须转换效率，提高效率。
四是加快城乡之间土地等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市场经济的要义是通过资源流动实现优化配置，这样一个原则对土地资源并不例外，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因工业和城市扩展而占用土地的压力趋缓，而城市资源的动力明显增强，应当适应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特点，以提高土地配置和利用效率为重点，促进城乡要素资源双向流动，给地方和基层在体制机制创新上有更大一点的空间，真正把最广大农民的利益界定好、保护好、发展好。
五是要由强政府转变为巧政府。在改变乱作为的同时也要纠正不作为，还要在新常态下会作为。随着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的转换，政府机构以往行之有效的一些工作方式就不太管用了，需要相应的转换。比如用过去搞基础设施和传统产业的办法推动创新和产业升级，效果将会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可以考虑不再搞设定具体目标和技术路线的产业政策，而发布战略性、前瞻性、预期信息，政府监管主要限于环境节能、安全标准等外部性问题，并且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提高监管的合理性和效率。
六是要绿色发展。绿色发展对发展方式从目标到体制机制都是一个伟大的变革。当务之急是使理念转为政策，使政策能够落地。比如：测算生态资本使之成为社会总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绿色发展的收益可度量、可货币化、可市场化，且成为政府发展目标考核体系的重要内容；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使绿色发展获得与其他经济社会发展活动相同或者相似的激励效应。大力发展多样化的绿色金融工具，比如像绿色的产业基金、绿色的债券、绿色的银行等等，为绿色发展提供有效而且持续的资金支持。中国经济如果能够转型成功，进入新常态的稳定期，在新的增长平台上将会有十年或者更长一个时期的稳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