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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猛:鲁滨逊的世界

更新时间:2015-04-11 22:53:19
作者: 李猛 (进入专栏)  

  

原编者按:以下这篇书摘,选自李猛新书《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导论。导论原有五部分:一,孤独者的恐惧;二,劳动与祈祷;三,战争与安全;四,财产与国家;五,家与大海:现代的历险者。本次为大家推送的是第一和第五部分。鲁滨逊的故事是如何从一个人的“历史”变成普遍人性的寓言?一个“鲁滨逊们”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一个几乎上千年毫无危险的道德学说,为什么会在十八世纪突然点燃了革命的引线,摧毁了旧制度,建立了“世界的新秩序”?这部四十万字的新著,全面考察了现代自然法学派(格老秀斯、霍布斯、普芬多夫和洛克)如何从自然状态概念出发,阐述以社会性为核心的人性学说,从而为自由平等的现代个体建构人为的政治制度开创了一个道德空间。

  

   1 孤独者的恐惧

  

   鲁滨逊·克鲁索,在荒岛上居住的第十五年,一天中午在沙滩上极度惊讶地发现了一个脚印:

  

   我呆站在那里,像被雷劈了,又像是活见了鬼;我竖起耳朵听,我四处看,可是什么也听不见,也看不见;我跑上一个高地,向远处张望,又在岸边来回跑了几趟,但仍然一无所获,除了那个脚印,见不到别的脚印,我又走到那脚印边上,看看有没有别的脚印,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我的幻觉;但没有怀疑的余地,因为这不折不扣是一只脚的脚印,脚趾、脚跟,脚的各个部分都在。它怎么跑到这儿?那我就不知道了,也完全无从想象。我心慌意乱,神不守舍,心里七上八下地胡乱想了一阵之后,连忙赶回我的堡垒,也不清楚自己走的什么路,真是害怕到了极点,走不到两三步就回头瞧瞧,树丛,甚至远处的树桩,我都误当成一个人;一路上,我受惊了的想象使我看到许多奇形怪状的东西,我的幻觉里出现了许多不着边际的怪念头,而我头脑里的怪念头有多离奇,简直说也说不清。(I.170)[1]

  

   这不是鲁滨逊在荒岛上第一次感到恐惧。刚刚逃难登岛,没有衣服、食物、淡水和武器,鲁滨逊像个疯子一样焦虑;入夜,他害怕被野兽吞吃,不敢躺在地上过夜;在暴雨中,他突然担忧起雷电引爆火药的危险;从未经历过的地震更是让他惊恐万分。事实上,从鲁滨逊离家出海的那一天起,《鲁滨逊历险记》就是一本危险之书,恐惧之书。随便哪一页,我们都可能撞见鲁滨逊惊恐的脸。恐惧难道天生不就是历险的一部分吗?

  

   在鲁滨逊的“惊奇历险”(Strange Surprising Adventures)中,最常见的是自然的恐惧。自然的恐惧是瞬间的惊吓,在那一刻,人几乎丧失了思考和行动的能力。鲁滨逊第一次出海就遇上了船只失事,听到船进了水,他感到——“我的心脏好像死在了我里面”。第一次在岛上经历地震,鲁滨逊就像“死了一样,呆住了”。最强的恐惧是在危险的瞬间经历的死亡,人的生活的突然中断。但即使地震,这种“就其自然而言最可怕的事情”,也只是开始让人大吃一惊,最初的惊吓过去之后,它造成的印象也就随之消失了(I.66, 116, 123)。人重新活了过来。

  

   在自然恐惧中,人面对的是人完全“没有手段和力量来对抗的敌人”(I.89),这是惊吓的原因。然而在自然力量瞬间带来的惊吓过后,人可以运用理性来完善自己的“手段和力量”。随着自身力量的增强,自然这个敌人的危险性就逐渐降低了。鲁滨逊在荒岛上的经历,就是用理性的“手段和力量”来驯服自然的危险,逐渐减少自然恐惧,将这个“可怕的地方”转变为自己可以舒适生活的地方。自然恐惧的克服,不仅意味着人的生活恢复了正常,而且意味着生活的改善。

  

   但沙滩上人的脚印带来的恐惧,却不是风浪、野兽和地震带来的自然恐惧。这种恐惧,更持久,更难以摆脱——“离我受惊的时刻越远,我的疑惧越大,这不同于一般担惊受怕的自然情况,同一切处于恐惧中的动物通常的表现更是大不相同”(I.171)。所有动物遭遇自然危险的那一刻,都会感到惊吓,但只有人才会产生这种“心灵的惊恐”。在“心灵的惊恐”中,敌人并没有出现,危险却逗留在头脑中,经久不散。这种对潜在敌人的恐惧,在想象与幻觉的滋养下,变得漫无边际。敌人,不像自然的意外带来的是瞬间的惊恐,而是无休止的威胁。危险和恐惧成为一种状态,而不是一次事件。正是面对头脑中看不见的敌人,鲁滨逊才更加害怕:“同显现在我们眼前的危险本身相比,对危险的恐惧更使人惊恐万倍;我们也发现,我们常焦虑会遭遇坏事,而这种焦虑给我们带来的重负,要比坏事本身大得多;而且最糟糕的是,我以前常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但在这次麻烦中,却不能凭这种态度获得我所希望的解脱”(I.174)。后来,当鲁滨逊再次出海到亚洲时,曾一度因担心自己被误当作海盗而惴惴不安。根据他所有的生活经历,鲁滨逊发现,“人们最悲惨的处境莫过于时时刻刻生活在恐惧之中”,这样的生活“虽生犹死”(life of Death)。在这种持久的恐惧中,“心智完全被恐惧所压制,没有片刻的解脱”,通常在人遭受苦难时支撑人们的那些自然的勇气,特别是在面对最紧急的情形时爆发出来的自然勇气,此时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幻觉放大了危险,想象编造出“千百种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的可怕事情”。正是这种浸泡在幻想中的恐惧,才被鲁滨逊斥为“盲目的无用激情”(II.165)。心灵的惊恐造就的可怕世界,远远超出了自然的危险和恐惧。

  

   然而,在想象中煎熬的恐惧,并非全然无用。面对看不见的敌人,一旦漫无边际的幻想退去,这种经久不散的恐惧往往成了思考的动力:“思前想后、担惊受怕、反复琢磨”(Cogitations, Apprehensions, and Reflections.)。在恐惧的推动下,人思考自己的处境,判断敌人的危险。从鲁滨逊在沙滩上看到脚印起的八年时间(第15年至23年)里,他的全部工作就在为防范这些从未见过面的敌人做准备。恐惧,面对看不见的危险,逼迫人动用人的明智能够想出的所有措施来保存自身。恐惧是明智之母。人是一种能在想象中担忧看不见的危险,并为此做准备的动物(I.173, 176, 186)。沙滩上的脚印不仅带来了恐惧,也激发了人的智慧。只不过与自然恐惧带来的生活改善不同,这种对想象中的敌人的恐惧,逼迫人保卫的是活着本身。人在从瞬间的惊恐中活过来时,并没有找到什么手段或技术化减了危险,而是在危险中活下来。想象筑起了一道道保卫生活的堡垒,但同时,想象也在每一个角落发现威胁这些堡垒的敌人。在这种持久的恐惧中,想象使安全与危险成为人活着共生的处境。危险和恐惧不再是生活的中断,而是一种生活。

  

   可是,在荒岛上待了十几年,鲁滨逊从来就没看见一个人影,以至于他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无人踏足的孤岛。而一旦发现一只脚印后,八年的时间里,他几乎都在不安中度过(I.175-7, 186-7, cf.I.193)。对于一个孤独者来说,为什么人的脚印会成为危险的迹象呢?

  

   鲁滨逊刚到岛上的时候,每每想到要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孤苦凄凉地度过一生,就常常泪流满面,这种想法像风暴一样扰乱他本来平静的心情,使他万分痛苦,无法工作。当鲁滨逊试着在生活的成本收益表上计算自己处境的幸(Good)与不幸(Evil)时,除了没有衣物蔽体,缺乏防卫的手段,他面对的几项最重要的不幸都与他的孤独处境有关:“老天单单把我挑了出来,让我与整个世界隔绝,接受苦难”;“远离人类,孤独地被放逐在人类社会之外”;“没有人能说话,或者来解救我”。孤独,使这座荒岛对鲁滨逊来说,就是一座“绝望之岛”(Island of despair)。[2] 而且在鲁滨逊看来,他陷入的孤独,似乎注定无人能够解救,这座他可以随意行动的岛屿反而成了囚禁他的监狱,而且是“世界上最糟的监狱”(I.103, 140-1, 106, 109, 128)。

  

   鲁滨逊在这座“监狱”中的“历险”,就是逐渐摆脱他最初生活的世界,独立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他靠自己的劳动,制造工具,添置了许多缺的东西,使他可以在独自一人的荒岛上,像在人的世界中一样,“正常”地生活。不过,物质生活的改善,并不是孤岛变成一个可以生活的地方的主要原因。鲁滨逊的最大“不幸”仍然是无法解救的孤独。鲁滨逊最缺的是“伙伴”,墨水、猫和狗可以陪伴鲁滨逊,但却无法和他交流(I.105)。一个能说话的伙伴,这是无论多么勤劳的双手都无法制造的“东西”。

  

   一个人双手不能制造的,就必须从灵魂和思想中摒除,这就是孤岛的生活。而代替伙伴和孤独的鲁滨逊说话的,是“神意的呼声”(the voice of Providence)。疟疾发作时鲁滨逊在死亡边缘的思考,让他第一次听到这一声音,重新思考“解救”的意义。从这一刻起,鲁滨逊告诉自己,“孤独的生活,其实算不上什么”(I.124-9)。在鲁滨逊“纪念”流落荒岛两年的时候,虽然得救的希望同两年前没什么差别,但他现在却认为,“即使我能享受社会的自由,或者世界的所有快乐,恐怕也比不上我在这孤独处境中的幸福。”荒岛上的孤独状态,虽然仍有种种不足,需要上帝持久的在场来弥补,但如果要在世人的遗弃和上帝的遗弃之间做出选择,鲁滨逊宁愿选择前者。鲁滨逊甚至因此得出结论,“在这种被遗弃的孤独状态中,比起在这个世界中的任何其他状态里”,他有可能更加幸福(I.140-141)。

  

   到了第四年,当鲁滨逊日益接受神意的安排,他感觉自己的生活也变得更加“舒适”。在他看来,这样的生活比起社会交往的生活(sociable)更好:“我这种同自己的思想的相互交谈——我简直想说,这是我以自己的呼告在同上帝交流——同享有世上人类社会最好的交往相比,不是更好吗?”(I.157)在此时的鲁滨逊眼中,“世界,已经是一个遥远的东西,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对它既没有任何期望,实际上也没有任何欲求;一句话,我同它毫无关联,看来以后也永远不会有了;所以,我觉得它在我心目中的位置,也许同我们去世后对它的看法相似,也就是说,把它当做一个我一度生活过的地方,但已经脱离了它;我也满可以像希伯来的始祖亚伯拉罕向财主那样说一句,‘你我之间,有一道鸿沟’。”(I.152)。虽然始终没有放弃逃离孤岛的幻想,也从未摆脱对同伴的渴望,但这座孤独的监狱不再是无法生活的绝望。[3] 如果无法从孤独中解救出来,那么就必须学会在孤独中生活。而世界,对于学会了孤独的鲁滨逊来说,不仅仅隔着浩渺的海洋,还隔着精神的深渊(《路加福音》16.26)。从前的社会生活,在鲁滨逊的反思中,仿佛富人奢华享乐的生活,是“可憎可恨的邪恶生活”,而现在荒岛上的孤独生活,倒是在亚伯拉罕怀里得到了安慰的拉撒路的生活(I.140, I.155)。和孤独自己或上帝的交流,或许好过“和世人的社会交往得到的最大享受”(I.157)。对于人生的舒适和幸福而言,社会交往本身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意义(I.155, 163)。

  

去世界化的“历险”最终对鲁滨逊的教诲是:“生活,总的来说,就是,或者应该就是,一种普遍的孤独行为”(one Universal act of Solitude);“世界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不仅在荒岛上,即使在喧嚣的人群之中,人严格来说也是孤身一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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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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