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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猛:鲁滨逊的世界

更新时间:2015-04-11 22:53:19
作者: 李猛 (进入专栏)  
尽管偶尔同情也可以触及到他人的苦与乐,但“所有靠得住的反思都针对我们自己。我们的沉思是完全孤独的;我们的激情都是在脱离他人时发挥作用的;我的爱、恨、渴望和享受,全都是私下孤独时的。所有那些我们与他人进行的交流,不过是为了协助追求我们的欲望;目的是在自己这里;享受和沉思,全都是脱离人群的孤独;是我们自己,我们才享受快乐,也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才承受痛苦”(III.57-8)。离开荒岛后,鲁滨逊颇长一段时间里惋惜自己丧失了在荒岛上享有的孤独时光。然而,在孤岛上学会了孤独的鲁滨逊慢慢发现,真正的孤独,恰恰不需要大海中的荒岛,或者高山之巅的隐修密室,而只需要让自己的灵魂和心智超拔在世界之上,严格地引导自身,与整个人类社会分割开,即使在伦敦的街头,也能让自己达致真正的孤独(“我此刻在伦敦,世界上最密集的人群中,比起前二十八年囚禁在荒岛上,享有多得多的孤独”)。不同生活状态的优越与否,取决于摆脱罪过的可能。不被外物牵累,不受无常的激情左右的孤独生活,使人可以远离罪过,对于基督徒来说,是最好的生活(III.57-66)。

  

   鲁滨逊在孤岛上度过二十多年,慢慢学会的正是这样一种孤独的人生(I.189)。孤独不仅仅是人在世界上迫不得已的处境,而且是一种需要特定能力、技艺甚至德性的生活方式。无论在荒岛上,还是在世界中,只有学会孤独的人,才能面对世界各种看不见的危险,在恐惧中能够生存下去。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鲁滨逊认识到,仅仅脱离人类社会的孤独,不过是自欺而已。人需要的是理解孤独的真正涵义,能够与自己在一起,才能独自面对上帝。在鲁滨逊看来,一个人如果不能在世界中享有完全的孤独,就不仅需要脱离世界,甚至要离开人世,才能得到真正的孤独。因此,荒岛的处境让鲁滨逊接受了孤独的人类处境和孤独的生活方式,但这种孤独,却并不仅限于荒岛。人并不需要到荒岛上才能摆脱世界的拖累。“在人生的种种境况中,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缺乏孤独的机会,而是没有成为孤独的能力”(Capacity of being solitary)。在“反思”中,鲁滨逊甚至提到一个靠体力劳动为生的穷苦人,几乎淹死在自己工作的湖塘里,但他却能完全享有孤独,因为他没有家庭可以牵累他的情感,生活地位低下,不受他人注意,他周围没有一个健全的人,更不用说好人了,而他自己却可以让心思远离世上的邪恶,全身心都在自己的劳动中(III.63-5)。这就是孤独者的生活。

  

   如果孤独并不只是荒岛的自然处境,而是人的生活方式,那么当孤独者回到了同伴中,找到了可以说话的人,孤独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什么呢?在鲁滨逊远离世界的孤独历险中,孤独的学习从来没有完全泯灭他对社会的渴望。独自在荒岛上生活的鲁滨逊,在接受孤独的平静下面,始终暗藏着一股潜流,热切地渴望有一个同伴,一个同类的伙伴可以交流。这种对与同类交往的强烈愿望,在第24年鲁滨逊看到一艘失事的船时强烈地表现了出来:“哦,哪怕只有一个!哦,哪怕只有一个人。”这句话,鲁滨逊几乎重复了上千遍,两只手不由自主地紧紧地捏在了一起,可是船上没有一个人获救,没有人听到鲁滨逊内心深处的呼唤,鲁滨逊抓不住哪怕任何一个人的影子(I.195)。即使在鲁滨逊倾听到神意的呼声,感谢上帝的恩典,面对了自己的孤独,但他仍然祈祷上帝能解救他,他仍然想尽各种办法逃离这座孤岛:“哪怕再努力地要自己满足这种处境,你也宁愿衷心祈祷上帝救你出去(I.141, 149)。去世界化,脱离社会的孤独,与这种渴求同伴,努力逃离荒岛、回归社会的欲望,并不是笛福的敌意批评者在鲁滨逊的历险中找到的矛盾,而恰恰是鲁滨逊最终希望找到的孤独者的生活方式。孤独者并不生活在万里之外的孤岛上,孤独者生活在我们的中间。孤独者渴望他的社会,渴望在社会中享有他的孤独。[4]

  

   这个孤独者的社会,这个即使在荒岛中也无法摆脱的,甚至孤独者内心热切渴望的社会,才是孤独者恐惧最深的根源。孤独者的恐惧正来自于孤独者想象的社会中。孤独者的敌人出没在他想象的社会中,来自那些他想象中无限渴望,但又无限恐惧的同类,一个像他一样的人。孤独者的敌人是他自己的影子。只有理解了鲁滨逊的孤独,以及这种孤独背后的社会,我们才能体会一个孤独者奇怪的恐惧:“以前我觉得,我最大的痛苦就是被排除在人类社会之外,孤身一人,被无边的大海包围着,与人类隔绝,上天罚我过一种哑口无言的生活,仿佛我不配与活人为伍,不配出现在他的造物身边;我以为,能见到一个我的同类,对我来说,就是起死回生,是上天给我的莫大福分,仅次于让我获得拯救的最大恩典。可是现在,光是疑心看到一个人,我就会全身发抖,看到有个人上岛模模糊糊的影子,或无声的痕迹,就恨不得钻到地底下”(I.172)。

  

   5  家与大海:现代的历险者

  

   在《鲁滨逊历险记》的开头,鲁滨逊的父亲,一位明智庄重的人,凭借他漫长的人生经验,告诫他不安分的儿子:社会的“中间状态”(the middle state),或者说,“下层生活的上层”(the upper Station of Low Life),是世界上最好的状态,既免遭下层人的艰辛困苦,又不为上等人的骄奢、野心和妒忌所累,最能使人获得幸福。这种“中间状态”的幸福,在鲁滨逊明智庄重的父亲看来,就在于避免危险与灾祸,而社会的两级,往往受制于命运的无常,身心难得安宁。[5] 鲁滨逊只要安心待在家里,就能置一份不错的产业,过上安闲愉快的生活。只有那些穷得铤而走险,或者资产雄厚野心勃勃的人,才会脱离常轨,投身海外的冒险事业(I.57-8)。

  

   然而鲁滨逊“生来就是自己的毁灭者”。父亲清醒明智的想法并不能压制儿子骚动不安的性情。鲁滨逊一心只想“出海”。这种对漫游(wandering)的顽固渴望,一种“不理性、不顺从”的性情气质,似乎是鲁滨逊与生俱来的自然倾向(I.57, 66-7, 84)。出海遭遇的种种危险、灾祸和不幸,虽然会不断让鲁滨逊感到懊悔,唤起他的冷静的理性和“尚未泯灭的良知”,让他叹服父亲先知般的远见,但他仍然在这种不安分的性情的驱使下一步步走向他的“不幸”。

  

   这种性情——一种“闯荡的天性”(II.5),初看上去,似乎是一种“顽固的发财妄想”,或者说“一种不节制的鲁莽欲望,渴望情理之外的发迹”,只想以“超出事情本性所容许的速度更快地蹿升”(I.67, 85)。毕竟鲁滨逊只是家中的老三,又没有受过任何职业的训练,现在再去投身法律或商业,为时已晚(I.57, 59)。[6] 他前往几内亚的第一次海外历险也让他赚了不少钱。然而推动这种发财妄想的却并不只是“经济人”的逐利欲望或者理性计算的功利倾向,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安分的性情。当鲁滨逊在几千里之外的巴西发了家,他仍然不安心,再次受到诱惑出海。鲁滨逊自己也承认,对于一个在巴西拥有大量投资、前景良好的种植园,并在远洋贸易上收入颇丰的人来说,这时出海无疑是一个非常“乖戾”(preposterous)的选择(I.86, cf.II.7)。然而种植园平静的富足生活,与鲁滨逊的性情格格不入,根本就不是他喜欢的生活。在鲁滨逊六十一岁时,经历了中产阶级的各种生活状态,过上了他父亲所谓最适于人的幸福生活,“一般去海外冒险的那种动机已经不复存在,因为我不必发财,也没什么东西可以追求:就算我再挣一万镑,也不会比现在更富有。”但这样的生活,对于鲁滨逊来说,却仍是“没有生活的乐趣,没有快乐的时刻,没有惬意的消遣”,他的全部心思依旧寄托在他经历了无数危险的海洋和荒岛上。虽然妻子的深情让他暂时收敛了漫游和冒险的妄想,但妻子一去世,就立即故态复萌(II.5-10)。这种天生的漫游精神(wandering spirit),虽然是鲁滨逊追逐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的一个重要动力,但最终却超出这些利益的视野:“生意不是我的本性,但闯荡却是。”这是一种漫游世界的不安分欲望,而不是攫取世界的贪婪欲望(a restless Desire to see the world than a Covetous Desire of gettingit.),其实质是一种人内在的不安(II.144-5, II.125)。鲁滨逊准确地指出了他犯的这种“慢性病”的真正病因:人对上帝或自然给予他的处境总是感到不满。这不仅是鲁滨逊自己的“原罪”(Original Sin),也是现代人的原罪(I.200)。[7]

  

   在西方思想传统中,漫游者并非一个新形象,奥德修斯可以说是鲁滨逊精神上的始祖。[8]只不过,在鲁滨逊的奥德赛历程中,渗透着一种奥古斯丁式的不安。虽然“自然和神意”一并向他展现了追求生活幸福前景最简单明快的方式,但鲁滨逊却清楚,他渴望冒险的不安分的性情,根本就与这种生活道路寻求的清晰图景截然相对(I.84-5)。在鲁滨逊的反省中,他经常提到,是自己有意造成了自己的不幸(the wilful Agent of all my own Miseries, I.84)。这并非言不由衷的懊悔,而是敏锐地察觉到,这种不安分的倾向,在骨子里是和一切安宁的幸福不相容的,是一种让自己不幸福的自然倾向。渴望闯荡外在的世界,获取财富与权力,在鲁滨逊的这种激情背后是一种内心的不安和骚动。[9] 鲁滨逊在世界中的历险,伴随着他在精神中遗弃世界、深入孤独的历险。

  

   不过,《鲁滨逊历险记》不是鲁滨逊的《忏悔录》,也不单单是鲁滨逊的精神自传。鲁滨逊并没有为孤独抛弃他的世界。正是鲁滨逊身上的这种不安分的力量,推动鲁滨逊始终不畏艰苦地耐心去做各种使自己生活舒适的事情,将这种奥古斯丁式的“不安分”转变为一种现代世界的动力机制。用鲁滨逊的话说,这或许不是获得幸福的能力和性情,却是鲁滨逊在孤独的荒岛上建立舒适生活的内在激情。“我的一生向来是积极行动的一生,我最厌恶的就是无所事事的状态……懒惰的状态是生活的糟粕”(II.10)。对于鲁滨逊这个现代漫游者来说,最大的不道德是无所事事。

  

   因此,鲁滨逊一方面喜爱闯荡,热爱冒险,渴望漫游世界,不肯安于稳定的生活秩序;但另一方面却又极端小心翼翼,想方设法保证自己的安全,对各种危险谨慎地加以防范。到了荒岛一年多才肯外出踏看全岛;驾独木舟环岛航行时遇上湾流,在凑巧搞清楚水流的情况前,再也没敢出过海。无论和自然打交道,还是面对自己的同胞或野蛮人,只要一有机会,鲁滨逊总是先从自己的安全出发,满怀戒心地设想各种可能的危险,渴望建立令他安心的秩序,对生活进行尽可能有规律的安排。鲁滨逊的历险,往往始于“不安定”的漫游和闯荡,而终于理性的设计和秩序。鲁滨逊令人惊奇地将一种非常理性化的算计与一种极端冲动的历险精神结合在了一起,并赋予这种结合以一种精神救赎的意涵。[10] 正是这样一种精神化地结合理性与历险的生活方式,才使鲁滨逊的世界成为了我们的世界。[11]

  

   无论是命运,还是性格,鲁滨逊在理性和冒险之间的悖谬结合,揭示了整个现代精神气质在构成上的深刻矛盾。只有从这一悖谬关系出发,才能进一步理解,为什么这样一种精神气质,能够成为整个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为什么鲁滨逊的奇异历险可以成为现代社会的“神话”。[12]

  

初看上去,鲁滨逊的性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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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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