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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话说朱元璋

更新时间:2015-04-10 15:45:57
作者: 王学泰 (进入专栏)  

   朱元璋是自明代以来的热门话题,打开网页搜索一下,竟有12500多条,甚至超过了一些明星大腕。然而,翻阅一下,大多还是局限在朱元璋的能够引起大众兴趣的问题,如朱元璋的“容貌之谜”,是俊、还是丑?四菜一汤是不是始自朱元璋?为什么一个放牛娃,一日三餐不继,16岁作游方和尚,25岁当兵,最后居然成了皇帝,建立了大明王朝,延续了276年?当然历史上有些特殊经历、最后又成为大人物的人,总能作为谈资永世流传。

   1.如果让马皇后、朱标太子和身边持从来“回忆”和评价朱元璋

   当然如何评价历史人们不单纯是时代需求(也就是说时代关注什么问题),也有个客观标准,有时我忽发奇想,如果马皇后(朱元璋的皇后)和他的太子及身边工作人员(当然,已经奉旨陪葬的就不说了)要答记者问,请他们回答一下对于先皇的感性认识、或他们持笔写先皇的回忆录(读者不必太较真,马皇后和太子朱标都死在朱元璋之前,所以我事先声明说这是“奇想”)。准会有他们的独特认识,与历史学家不同。

   应该说朱元璋的一生中与他关系最亲密无间就是马皇后了,他们出身相似,经过同甘共苦。她一定会说,朱元璋是个好男人、好丈夫。我们是患难夫妻,打天下我也是近了一份力的。她记得最清楚的几件事应该有:在郭子兴队伍时,为被关了禁闭朱元璋偷送炊饼事(马皇后把刚刚烙熟的炊饼烧饼揣在怀里烫焦了胸脯,留下个疤。到老了朱元璋还常常抚着这块疤,回忆起当年一起走过的苦难);朱元璋嘲笑马皇后大脚当皇后事(朱元璋有一次开玩笑地对说:哪有妇人长这么大脚、还能贵为皇后,母仪天下的!马皇后也不甘示弱,回答说:“要没有这么大脚,怎么能够镇定天下呢!”朱元璋也大笑了起来);朱元璋为民间嘲笑马皇后大脚而屠戮百姓事(金陵百姓喜欢侮弄人,有一年元宵节观灯,有个灯上画了一个妇人伸着两只大脚,怀里抱着个西瓜。因为马皇后是淮西人。朱元璋勃然大怒,喝问是谁画的,没人敢承认,结果那一巷子的人都被杀了);减刑流放宋濂事(宋濂是明代开国功臣,又是太子朱标的老师,明代开国许多典章制度都是宋濂一手制订,宋濂退休后,其子卷入宰相胡惟庸案中,胡案被杀者多达三万余人,宋濂子及长孙俱在内,宋濂也要被处死,太子求情不允,马皇后不吃饭为宋濂乞福,乃得免)。这些事情肯定在皇后的记忆中特别清晰。马皇后讲述完这些事情后,一定要赞美老皇帝能够福祸与共,很念旧情;执法严格,但有分寸;庄重严肃,但有幽默感。

   如果太子朱标回忆起老皇帝,记忆得最清楚的恐怕就是,当他为某个功臣受到处置求情时,朱元璋在地上扔了一根荆棘,让太子捡起来,太子说检不不了,太扎手。“是啊!你也嫌它扎手吧?功高震主的大臣就是荆棘上的刺,我替你把这些刺都拔了,你才能拿它啊!”后来宋濂出了事,太子与自己的老师关系很好,他在父亲面前为老师说话,朱元璋愤怒了:“等你当了皇帝再赦免他吧!”这是一句很重的话,“难道是说我日夜盼着当皇帝吗?是责备我不该越俎代庖吗?”朱标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就投了宫中的太液池。这可把朱元璋急坏了,虽然平常他觉得朱标柔弱了一些,在处理大臣时老来求情,碍了手脚,可是定下来想一想,朱标宽于待人是仁厚的,将来是个守成之主。急忙来到太液池边,看到太子已经被救上来了,才松了一口气。于是,他又扫视了两旁站立小太监,许多太监不脱衣靴,就跳下持去救人,这些统统有赏,那些脱了靴袜才下水救太子一律杀掉。朱元璋望着水鸡子一样的朱标叹了口气,这时朱标才确实感到父亲是心痛自己的,他是个外表严肃,内心慈爱的父亲。

   如果老皇帝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他,也有很多好的报料。拿皇帝身边的整容匠(即今日的理发师、整容师之类)杜某来说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老皇帝见他把剪下的指甲都用好纸包了起来。朱元璋很奇怪,问他,杜某回答说这些都是圣人身体所遗,哪能让它随意狼籍呢?我包好了拿回家,恭恭敬敬地收藏起来。朱元璋不信,以为这是搪塞之词,把杜某留在宫中,命令卫士到杜家去取指甲。到杜家,家人从佛阁了里拿出一个朱匣,里面装的就是朱元璋的手脚指甲。杜家每天都要给指甲烧香上供的。老皇帝听了卫士的汇报,很高兴,赞扬杜某懂“礼”,马上提拔为“太常卿”(九卿之一,是朝廷主持“礼仪”的高官)。又如有一次朱元璋到国子监视察,厨子烹茶伺候,不知是老皇帝渴了,还是厨子有烹茶绝技,总之皇帝非常满意,马上升官,弄得旁边一位老儒不服气,哼了两句诗,不慎被皇帝听到了:“十年寒窗下,不如一杯茶。”可能朱元璋此时心情愉快,不仅没有处分老儒,还接吟了两句:“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还作了老儒的思想工作。如果能让“整容匠”“厨子”这类人物写回忆录,那么老皇帝自然是能够发现人材、赏识人材和重用人材的。这些人的利益与老皇帝密切相关,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和评判朱元璋。可见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人们逐步摆脱了感情的干扰以后才有可能。

   朱元璋离开现在已经六百多年了,可是由于近代以来史学上的以古喻今、影射史学,使得历史评价很难客观,不管历史学家怎么客观,旁观者都是按照影射的规律去看待,谁代表谁、谁是谁的影子,各种历史人物都有现实的比附,掌握权力的人们纷纷对号入座,他们又有证人的权力,因此秦始皇、朱元璋、洪秀全离我们日益遥远,利益也与现代邈不相关,但是当代有权者把自己摆了进去,就使得历史学家虽有尺度,但不敢衡量。现今学术逐渐与政治脱离,人们才能够以客观的立场、平常的心态来考虑一些赠经十分敏感的历史人物和敏感的历史事件的评价。

   2.《帝贼谱》

   这可是一本大家比较陌生的书。这是清末民初苏北的一位叫张相文的学者的著作。收在他的集子《南园丛稿》之中,两卷。这部书中收录自秦末到民国初年起事造反者姓名、生长地、起兵地及其简略的事迹。起自项羽、刘邦、陈涉、吴广终于民国初期的白狼。张相文先生不赞成以成败论英雄,更反对成王败寇之说。他同意唐太宗李世民的说法,说这些起事之人“皆一时之英雄”,虽然有胜有败,但这只是“大才大器”与“小才小器”之分,但即使“小才小器”也胜于“无才无器”者。当然,作者这种评论还是对成事与不成事的分析简单了一些。作者从历代史书所采集“帝”“雄”(指割据时间比较长的“群雄割据”之“雄”)“贼”700余人事迹,一一加以著录,虽然粗糙了一些,但其梗概大体可知。由于分类标准掌握得不是很统一,遗漏和阑入者皆有。作者著此书的目的是考察中国的不同地区、不同的时代出过多少“有才有器”之人?所以该书的编纂是以时代为经,以地区为纬,重点在考察各地区社会风气及传统。

   我们按照这个思路从秦朝到清代,在中国主要疆土上大约建立过三十几个朝代和国家,除了西东汉、西东晋、北南宋是同姓之间带有承续性的政权之外,其它都是由异姓的新统治者开辟的新王朝。如果认真研究和统计一下这些王朝的第一代统治者的家庭经历、文化教养、倔起过程是很有趣的。我们便会发现,这些新统治者大多并非世袭大族,也非新生豪贵,他们多属于两种群体:

   一是少数民族或有少数民族血统的人们,前者如北魏、东西魏、北周、北齐、辽、金、元、清等朝的创建者;后者如隋、唐、五代时的后唐、后晋等朝的创建者。

   另一类是出身于游民或是接近游民的社会下层人士。后者如刘邦、刘备、刘裕、陈霸先、赵匡胤等;前者如朱温、刘知远、郭威、柴荣、朱元璋等。

   这些第一代创业者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受过多少教、文化教养比较低,有不少还是文盲。这些出身低微的开国皇帝虽然没有“文采”和“风骚”用以文饰其统治,但是,他们却不学有术、谙熟谋略、十分熟练地运用着人人之间的斗争技巧、在改朝换代的复杂、尖锐的斗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些是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不管你否定他也好、褒扬他也好,总之,在谈及历史时是绕不过他们的。特别是在以成败论英雄的“芸芸众生”中,他们有着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而那些受到中原主流文化长期熏陶的贵族和文人士大夫们在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中缺乏竞争力,总是处于失败者的地位。老百姓也看透了这一点,总结出“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话头。

   3,说“背叛”

   过去一个时期里评论“农民起义”历史论著里,经常用的一个概念就是“背叛”。一个社会下层人士,想通过造反谋求生路,半路被官府招安,于是,历史学家往往称这位造反领袖成了“叛徒”,他“背叛”了农民起义;如果他造反成功了,从社会下层、或竟从社会最底层的游民一跃而成为帝王,如果按照上述的批判招安的逻辑,这应该是革命到底了吧?不,这也不被历史学家们称许。把这些小人物最终登上皇帝的宝座说成是他们窃取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最终“背叛”了农民起义。例如,吴晗在评价从游民登上皇位的朱元璋时就是力主此说的(见《朱元璋传》),许多明史研究者赞成和支持吴晗的意见,只是他们的论据与描述朱元璋的“背叛”的过程与时间与吴晗略有差异。吴氏还提出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发表的讨伐张士诚的檄文和宣谕徐州吏民的公告是他从革命的农民“转变”为地主阶级领袖的重要标志。他说:

   这两篇文告公开、正式宣告了朱元璋对弥勒教、对红军的斥责、背叛,否认了自己和全军过去对弥勒教的信奉,脱去宗教迷信的外衣,进一步宣称进军的任务是为了伐罪救民,是为了使民庶各安于田里,使百姓永保乡里,公开地取消了阶级斗争的内容,公开地声明他对于农民起义的背叛,明确维护旧的封建地主阶级秩序,保证给官僚、地主、庶民以和平安定的生活,这是朱元璋一生中划时代的转变,从农民起义的领袖转变为地主阶级的领袖。

                                                                                                          (《朱元璋传•第三章•取东吴》)

这是一段在今天看来很怪的论调。为什么不信奉弥勒教(按照现今的时髦说法是“邪教”),“脱去宗教迷信的外衣”,宣称“伐罪救民”、让人们“各安于田里,使百姓永保乡里”就是“取消了阶级斗争”,就是背叛农民起义?难道“农民起义”的目的就是永无休止地“阶级斗争”下去?难道弥勒教就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意识形态?难道弥勒教是救世福音、能够给农民带来现世的幸福?难道农民不向往和平安定的太平生活?这些本于常情、人人皆知的平实道理,而在那“阶级斗争”就是目的、斗争就是一切的畸形的年代里,一切都被扭曲了,不只挑动今人斗,而且强迫古人也要斗,谁想过一天安定生活,谁就是追求活命,同情老百姓这种追求的的意见就是“活命哲学”,力图使社会安定下来的人们就是“叛徒”!理论违背常情至此,这真是古今中外不多见的。此时只有装出极“左”的凶恶面孔,展示自己的“锯齿獠牙”才能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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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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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王学泰历史随笔·重读江湖》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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