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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我眼中的季羡林

更新时间:2015-04-06 23:09:13
作者: 徐庆全 (进入专栏)  
进入21世纪后,政府所忧心的大致还不是经济,而是社会文化和道德层面的建设。从“三讲”到“八荣八耻”,大致可以反映出政府对社会文化和道德建设的一种焦虑;从不计投资成本地唱响多年“主旋律”来看,唱是唱了,但“响”——影响有多大,连提倡者自己也没有多少把握。怎么办?树立一个经得起公众检验的文化符号,就成为必要。这样,公众的呼唤,与中央和政府高层的期待,不谋而合。

   于是乎,2003年9月9日教师节前夕,政府总理温家宝以季先生的热心读者的身份登门拜访。

   总理此举,当然不仅仅是一个热心读者,其意义有多大,想必在他选定季先生的时候就料想到了。普通、朴素、敦厚,也是季羡林留给世人最直接、最平易的印象。一切应了诗人对他的评价———“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即使是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散文走向公众视野后,季先生从来也不以名人自居。其文品与人品既然无可挑剔,没有争议。总理当然可以承担这一拜访的责任——树立一个文化符号,以切合社会文化和道德建设的需要。此后,总理又三次登门拜访,每一次都引起媒体的热议。

   总理的举动与公众的呼唤相契合,一贯淡泊名利的季先生就浮出水面,由少众而公众了。而伴随着一过程,三顶桂冠开始陆续戴在他头上了。“季羡林热”至今热度不减。

   面对方兴未艾的“季羡林热”,季先生弟子钱文忠“既感到快乐,也感到迷茫”。“在那个年代,季先生这样的人原本是一个群体现象,而如今却成了孤零零的个体现象。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让钱文忠“看不懂”的是,像季羡林这样一位从不追名逐利、满怀爱和责任感的老人,在当下讲究包装、炒作、普遍以自我为中心的年代里“走俏”了,“难道我们不应该看到,在这股‘季羡林热’的背后隐藏着在精神、道德和人文情怀方面的贫乏和苍白吗?”

   钱文忠的发问,令人深思;而季先生也曾为此感到不安。在两年前出版的《病榻杂记》中,他要求摘去“国学大师”、“国宝”、“学术泰斗”三顶帽子。然而,媒体为了满足公众的需要,直到他去世后,这个帽子还充满讽刺性地放到大标题里。

   其实,有没有三顶桂冠,并不妨碍人们对季先生的敬重,也不妨碍在他去世后公众的怀念。叔本华曾经有过一段论作家的话很值得玩味:

   作家可以分为流星、行星、恒星三类。第一类的时效只在转瞬之间。你仰视而惊呼:‘看哪!’——他们却一闪而逝。第二类是行星,耐久得多。他们离我们较近,所以亮度往往胜过恒星,无知的人以为那就是恒星了。但是他们不久也必然消逝;何况他们的光辉不过借自他人,而所生的影响只及于同路的行人。只有第三类不变,他们坚守着太空,闪着自己的光芒,对所有的时代保持相同的影响,因为他们没有视差,不随我们观点的改变而变形。他们属于全宇宙,不像别人那样只属于一个系统。正因为恒星太高了,所以他们的光辉要好多年后才照到世人的眼里。

   把“作家”换成“大师”,倒很切合自九十年代后我们对大师呼唤的实际:自封为大师的流星“一闪而逝”;而“离我们较近”的季先生,因为满足了社会公众呼唤大师之切,被三顶桂冠当成了“行星”。

   季先生到底是行星还是恒星,让后人来判断会更好一些。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季先生归隐后,将是怎样一个时代?

  

本文责编:li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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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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