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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论中国研究的方法

更新时间:2015-04-06 22:29:04
作者: 曹锦清 (进入专栏)  

   各位晚上好。这个题目是邓正来先生出的,很大。给我的时间又非常少,一个小时。讲“论中国研究的方法”,我只能讲讲这些年做调查研究的一些体会,供诸位参考。准备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以中国为方法;第二个讲一讲研究方法的“古今中外法”;第三,讲一讲社会事实与社会心态。

  

   一

   第一个问题,以中国为方法,或者以中国为中心,或者以中国为立场。这个提法我最初是在十几年前读日本历史学家沟口雄三的著作时见到的。当时我以为这个提法很新颖,也非常能切合我这些年来做社会调查研究的体会。1988年,华东理工大学成立文化研究所时,当时需要对这个所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进行定位,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返回国情、返回历史、返回实证”。之所以这样提是因为80年代初弥漫学界的是概念应该如何如何,中国应该如何如何。这种关于应该如何如何的说法听多了,也听烦了。在我们看来,“中国应该如何”的判断要以“中国是如何”的判断为基础。而要研究中国是什么样,就要返回国情、返回历史、返回实证。

   当时我们文化研究所几个人分成四个小组:第一个小组是研究中国的农村,我和张乐天在那个组里的;第二个小组是研究中国的小城镇,1985年前后,费孝通主张“小城镇,大问题”,成立这个小组是为了应对当时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以及小城镇如何吸纳从土地上转移出来的人口的问题;第三个小组是研究当时已经启动的国企改革;第四个组我们想进行现代化比较研究。到1992年,我们完成了一个课题——当代浙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然后到1995年,当时我觉得应该把农村研究推到中部去,所以就搞了黄河边的调查,2000年《黄河边的中国》这本书出版。在《黄河边的中国》这本书里面,我提出了如何来考察中国当代的事物,当时我提出的是“从内向外看,由下往上看”。这个研究方法是有针对性的。提出“从内向外看”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西学东渐的步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了,西方的学说、概念、理论大规模进入中国的学术界,大家借用这些理论、概念和价值来考察中国的事物。当时对这样的一个思潮,我讲两句话,第一,大有必要;第二它内含先天的不足。所以必须辅助从中国的经验出发来看待中国自身的事物。而“从下往上看”是针对官方主导的一系列政策是自上而下地贯穿,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要看到农村社会实际变动的情况。

   有了上述两个经验,我十几年前看到沟口雄三提出“以中国为中心”或者“以中国为立场”来看待中国自身事物的时候,我当然就接受了这个口号。我以为这个提法还很新,但前不久,我重读了毛泽东的著作,结果我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在30年代末、40 年代初毛泽东已经解决了的。改革开放以后,对“文革”我们是全盘否定,这常常造成对毛泽东的全盘否定。但对于一个近代史上的思想巨人,如果仅仅因为他政治上的某些错误,就对他整个否定,我们是要犯错误的。我读了他1940年到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前期的著作,结果吃惊地发现他早就提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口号。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他讲,我们研究中国就要以中国为中心,要坐在中国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些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做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他当时就提出以中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的事物,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因为王明是照搬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的本本来套裁中国的经验。要中国完全按照马列原来的本本去做,后来毛泽东把这样的一套做法叫做教条主义,叫做生吞活剥的理解马克思主义。

   当然毛泽东自己也讲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如果把这句话加以扩大,中国自近代以来,我们这个民族被迫必须向西方学习,也应该向西方学习。所以我在这里强调,我对这一个判断是加以限定的,我不希望大家以为我在提出以中国为中心来反对向西方学习。我是反对以西方为中心。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是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讲的,我也可以说是中日战争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西方的学说。中国全面地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也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弊端:西方的概念、理论甚至西方的历史进入中国以后,就要求在中国占据认识论上的制高点,甚至是价值论的制高点,要按照西方的理论、概念来改造中国,把中国的整个历史和经验当成一个有待改造的资料,使中国自身的经验丧失了申诉的权利。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如何避免西方概念或者西方的价值观念对中国经验采取霸权者的态度。毛泽东提出要把马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如何结合呢?毛泽东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把调查研究作为研究中国的原则提出来。这里我讲的第一个方法就是以中国为中心,它意味着以中国为立场,意味着对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包括近代以来的经验尤其是改革开放的经验,必须要加以重新的梳理,不能用西方的理论加以套裁,这是关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主要含义,它隐含着反对以西方为中心来考察中国自身的事物。

   当然,前面讲了我并不否认要向西方学习,我们民族有这样的宽容、有这样的谦虚向西方学习。我们曾经向印度学习佛教,我们向佛教学习至少花了三、四百年的时间。我们向西方学习如果从利玛窦开始至今也不过三百多年时间,如果从鸦片战争开始也不过只有一百多年时间,如果从甲午中日战争开始也只有百来年的时间。这个学习运动到现在还没有完。但是我重点想讲的是,在这个学习运动中,只能把西方的理论、概念当做考察中国事物的一种参考,而不能把西方的理论、概念看做是一种普遍化的东西。如果把西方的概念看成是一种普遍化的东西并用来套裁中国的经验,那么我们就要犯错误。

   这里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中国社会是什么性质?近代以来是什么性质?当时我们非常可怜,只有几个西方的概念,第一个概念是中国社会尤其是秦汉以后是“封建社会”或者叫“封建专制社会”。但是秦汉以后尤其宋以后,我们的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劳动力的流动也是自由的,封建等级制早就消除。这能叫封建社会吗?有人也说不像,那么叫什么社会呢?因为宋以后的商品经济是高度发达,所以有人讲,中国社会在秦汉以后已经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但又不像,因为资本主义怎么会搞了两千年而没有向西方那样发展到工业文明呢?所以又找了一个词叫做“前资本主义社会”。那什么叫资本主义社会呢?因为没有准确的定义,后来说也不对。又在马克思的著作里面找了一个词,叫“亚细亚社会”,于是兴起了关于中国社会亚细亚的讨论。亚细亚是否存在?在印度是不是存在?在中国是不是存在?其实本来就是可以讨论的。中国不符合马克思讲的亚细亚的条件,比如土地公有制以及底层的村社制在中国都不存在。甚至于到今天中国的传统社会尤其秦汉以后到底是什么社会,依然处于无名状态。

   我再举一个例子。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有人认为市场经济能够运行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产权界限,他认为改革开放30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尤其是农村出现了好多问题,大量的土地被地方政府圈占,很多农民失去土地。他认为如果产权清晰,这些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一直到十七届三中全会前,还有许多人鼓吹要把土地私有化,要把林地私有化,要把耕地私有化,要把宅基地地私有化。他说如果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的土地不能私有化,作为市场经济是不完备的。

   认为市场经济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都和土地的产权不清有关系,我认为这种观点也是食洋不化。第一,改革开放之初,尤其是1982年开始实行的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是按照人口来均分土地,这一制度是不符合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的。但这是农民唯一能够接受的公平原则,所以改革开放的起点,真正的起点是农村制度的变动,尤其是土地制度的变动。这种土地制度不是按照市场的原则优化配置土地资源,也不允许土地私有化,而是按照人均来加以分配。当时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观点来说只能做这样的制度安排。土地直到目前还承担着农民的社会保障职能,所以我们在统计失业人口的时候,我们只统计有城市户籍的人口而不统计广大的农民工。我们在理论上和法律上是不承认农民工处于失业的状态,为什么?因为给了农民一亩三分地。土地不能私有化,宅基地不能私有化,是因为考虑到庞大的农民工这个群体。根据中国第五次农村普查,出乡打工的农民工1.3亿,其中出省打工的5600万,在省内打工的估计有3、4千万。如此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目前只能游走在城乡之间,能够介入工业化而无法完成城市化。与其说这是一个制度性的安排,还不如说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只能采取这样的制度。如果土地私有,谁会失去土地?承包制的小农,它能够稳定自己的土地吗?一个大的天灾,一个大的市场波动,一次较大规模的负债就可能使农民失去土地。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不断发生。譬如雍正年间,河南发生旱灾,因为旱灾所以农民的土地非常便宜,农民为了明天的粮米不得不出卖土地。结果大量的土地转移到当时有钱的晋商手里。这个消息被当时的中央政府,被皇上知道了,他采取什么办法呢?他要求晋商把从河南低价购买的土地按原价卖给皇上,然后皇上买下来后又重新分配给农民,原来有几亩地现在还是有几亩地。如果不采取这个政策,大量的流民就会产生,整个社会就不得安宁。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形成一个庞大的流民群体,就会引起整个社会的不安宁。古代封建帝王都知道,为什么我们反而不懂得这个基本的真理呢?

   这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都是指农村的人口向工业和城市流动而言。这个流动有可能是同步的,有可能是不同步的,也可能是超前的。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它的城市化率就高于工业化率,这使得城市近郊产生大量的贫民窟,贫民窟里住的是已经移居到城市的农民,大多处于无业状态。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所以比较稳定,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的城市化率其实是低于工业化率。我们的统计有两个口径,一个口径是按照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按照这个口径非农业人口是32%,农业人口占68%,而按照城市化率的口径来统计,作为城市化率就是把进城半年以上的农民工以及进城读书的农民子弟以及参军的军人,都纳入城市化率,这样的城市化率就达到44%,如果把城市化率减去这个非农的城市户籍人口,正好相差12个百分点。这12百分点就是1.45个亿,差不多就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这样的一种安排是农民进城打工,它的就业是不稳定的,是低薪的,而且也缺乏社会保障。现在城市也没有给广大的农民工解决住房问题以及失业保障问题。

   近期全球的金融危机已经影响了中国的实体经济,今后的中国社会稳定与否很大程度上要看农民工的失业达到多少,而且失业的人群往哪里流动,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所以根据中国自身的经验看,中国有自己特色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国城市化相对于滞后于工业化,那不是一个缺陷,也不是中国的耻辱,而是有利于稳定中国社会的,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制度安排。当然你从人权的角度说是不是剥夺了农民的很多权利,那我也无话可说。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中国目前社会的成长阶段和城市的财政承担能力。

   又譬如说,根据西方的一般的经验说市场化必然会导向民主化,所以现在有人认为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都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而导致的。总的判断来讲我对此也不会提出过多的异议,确实存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现象。但是如果把民主化理解为单一的全民选举制度,那么我觉得在中国当下要实行13亿人选总统的制度,这会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个我觉得是值得深思的。中国要民主化、法治化,但必须要考虑到中国自身的特点。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研究中国需要尊重中国自身的经验,尊重中国自身的历史。西方的经验可以参考,西方的理论可用,但只是作为一个参考。以中国为中心就意味着中国自身的经验有权利修正西方的理论。我把这个过程叫做西方理论的中国化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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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如何研究中国》,第0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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